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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處境與極右派問題

俞力工


 

 

 

 

             歐洲的處境與極右派問題

                                                                    俞力工

壹.       極右派的產生

 

  多年前,曾經有位猶太學者譏諷道“猶太人數千年來早已通過異族通婚喪失了壹個民族的共同特征,然而反猶的極右派卻形成了壹個新的民族”(大意)。他指的是,當前西方街頭頻頻出現的極右派,看來都有點目露兇光、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眉骨外凸、而且多喜歡留光頭、身著皮夾克、紋身遍布、腳踏大頭皮靴...,恍如出自同壹父母。

 

  這個文化特征的描述,不能算是過度的誇張,卻也的確很難做壹合理的社會學解釋。有時,我還真是懷疑,是否還有壹批人數不多的歐洲人帶點尼安德塔人的血統。

 

  80年代中期以前,極右派的確極少在街頭出現,原因不外是壹般政府多致力於反法西斯教育,社會壓力非常強大;當局對他們采取的是嚴格的專政管制。那時,處於邊緣地帶的低收入、低文化的群體,壹旦遇到挫折,時有投靠極左派的傾向。我們這批68年代人士在西方剛好經歷了壹段“左傾輝煌時代”,也剛好在這個階段,我們吸收了許多自由主義、社會正義、節制資本、民族共融、多元文化、主權獨立、和平共處、支持窮國的觀念;而這壹切,目前即便不是蕩然無存,多提兩句便有不合時宜的感覺。

 

  如今,自冷戰結束,來自共產、左派陣營的制約力消失後,西方原有的左派陣腳大亂,邊緣群體跑到極右陣營的人數日益增加。這也是這次法國選舉國族陣線獲得18%選票的來由。

 

  其實,壹般西方社會普遍存在著15%左右的潛在性極右派人口。這些人懼外、仇外、保守、地方主義色彩極為濃厚,壹旦受到“我們第壹”、“我們優先”、“外X人滾出去”的號召,便不假思索地披掛上陣,走上街頭。至於這批本身即處境岌岌可危的邊緣地帶人口,認為應當踩在哪壹個弱勢群體的身上,才能表現出自己的優越性?這完全是出於偶然,也就是說,那要看這個社會剛好出於什麼歷史、社會原因,什麼時代吸收了什麼樣的外來族群。該外來的弱勢群體可以是猶太人、吉普賽人,可以是外籍勞工和難民,也可以是伊斯蘭教徒或佛教徒;或者,也可以像臺灣,把箭頭指向菲勞、外省人、大陸妹或外籍新娘…;還有,隨著反恐戰爭、反伊斯蘭運動的深化,中國大陸反伊斯蘭民族的氣焰也日益膨脹。這些,都可視為國際新保守主義政策的“附帶創傷”。

 

  就壹般情況,歐洲聯盟範圍內的極右派政黨至多能夠取得5%的選票,而要想取得15%以上的選票則非常之難。這也就是說,當前法國極右派國族陣線所得到的18%已遠遠超過潛在極右人口的上限。類似例子也曾在奧地利出現過,即90年代時其自由黨曾獲得29%的選票,並因此加入了聯合政府,也因此受到歐盟的冷落與制裁。

 

  據分析,只有在兩種情況下,極右派所得的選票會多到讓人“跌破眼鏡”。壹是,執政黨的表現實在太差,導致大量抗議群體的出現。這個群體平日對政治並不熱衷,而參加投票只是為了抗議,為了“教訓”執政黨而做出支持極端派的選擇(當前極左勢力已不存在);二是,執政黨本身在迎合極右派或執行極右的民粹主義政策,由是讓許多選民認為極右派才是名副其實的領導者。薩科奇政府,剛好就同時犯了這兩個錯誤,因此輸得理所當然。

 

  為避免“放馬後炮”之嫌,筆者順手摘錄壹段去年發表的評論作為補充: 

“法國涉入阿富汗、伊拉克、巴爾幹的程度遠不及德國,其原因在於過去是老謀深算、與美國不睦的密特朗與希拉克掌權。如今薩科齊民調很差,此人有猶太血統,又壹向拿弱勢群體大做文章,煽動民粹主義。如今壹頭栽在美國懷裏,恰好反映他不是個地道的法蘭西人。薩科齊投機倒把、私德不佳,結局不會太好。”

二.奧蘭德勝選與歐洲的處境

  歐洲國家通過戰後的諒解與合作,經濟、社會方面成功的整合,順利調整並克服70年代
的石油危機,歡欣地迎接冷戰的結束與和平的到來,於是在90年代之初,信心滿滿地提
出了“引進統壹貨幣”(歐元)和實施“獨立外交與安全政策”的主張(即1992.2.7
效的“馬城條約”的主要內容)。

  1992.3.8日美國發表“國防文件”,除了要求鞏固美國的國際統治地位,防止強大
對手產生,促使北約成為西方陣營安全保障工具(過去只是區域性聯防組織)之外,還
明確指出要阻止任何壹個區域排斥美國、建立自己的安全政策。

  如今,20年過去了,北約從不曾跨越成員國家的領土壹步,發展到四下出擊,勢力直達
北非、中亞、中東、阿拉伯海。歐盟也早已對建立“獨立外交與安全政策”毫無信心,
甚至閉口不談。歐元更是頻頻受到美英壹方的奚落與打擊,該新生事物是否能夠維持下
去,目前不得而知。

這次法國社會黨勝選,許多人視其為重新邁向社會正義的壹線“轉機”。該情況讓人憶及90年代初克林頓擔任總統(93至01年)、尤其是布萊爾擔任英國首相並提出社會民主的“第三條道路”之後,評論界壹時紛紛期盼冷戰結束後廣泛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特別是擴大金融市場)將會受到壹定程度的約束。卻不料,克林頓自擔任總統的第壹天開始,國會眾、參兩院均由保守黨把持,因此整個兩任期間就讓共和黨牽著鼻子走。至於布萊爾,當然也就從97年上任首相開始,必須積極配合美國的新保守主義“反恐”外交路線,致使國庫空虛,“第三條道路”也無疾而終。其直接的影響就是,把歐洲聯盟成員壹個個地綁架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戰車上,四下進行軍事幹預行動。另壹方面,又得坐視金融投機資本巧立名目,大肆對股市、金融市場進行“剪羊毛式”的定期盤剝,由是使建樹了百年之久的社會民主主義嚴重倒退。

鑒於歐洲大陸文化底蘊的深厚與經濟、政治基礎的牢固,尚且讓盎格魯薩克森帝國在短短二十年之內攪和得毫無招架之力。如今,奧蘭德雖然脫穎而出,其社會黨在整個歐盟範圍卻十分孤立。因此他的勝選是否可視為“轉機”的征兆,筆者還相當審慎保留。

2012/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