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慰：罵總統與罵老板的壹堆亂碼

                                         
祖慰

溫蒂的煩憂

 早在上世紀80年代，我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團的成員，參加了在美國洛杉磯UCLA舉辦的中美作家第三次會議。開完會陪同我們在美國旅遊壹大圈的美方代表，是壹位會說壹口流利漢語的溫蒂小姐。讓人感到蹊蹺的是，她壹路上不停地用尖銳的語詞批評時任美國總統。
我很好奇：“溫蒂，總統不是妳們投票選出來的嗎？怎麼妳老在罵他呢？”
“罵總統是愛國！”她語出驚人。“權力這東西不被管著就會胡來，所以要時時監視總統。”
“妳批評總統他聽不到，即便他聽到他可以不理妳，妳又能奈何？這管什麼用？”
“管用！我罵著，說明我在履行我監督的權力。大家都這麼做了，就形成壹種民意。總統及其團隊在施政時不得不考慮民意，不然他在白宮就呆不下去了！”
回國後不久接到溫蒂的來信，文字裏噴發著憤懣與無奈。她告訴我，因為她采寫的壹篇新聞稿的觀點與老板相左，老板不準見報，溫蒂據理力爭而與老板爭吵了起來，她壹激動罵了老板，結果她被解雇了！
我覺得匪夷所思，給她回信問：“溫蒂，妳說罵總統不罵國家是愛國；按這個邏輯，妳罵老板未罵報社應該屬於愛報社的行為，為什麼被開除了呢？”
溫蒂對這個二律背反問題沒有回答。我當時也沒有繼續追問，因為這與我的生活太不相幹了。
然而沒想到命運作弄我，沒過幾年就讓我旅居到了法國。盡管這裏是現代民主制理論的發祥地，但仍然是壹個“罵總統沒事、罵老板要失業”的地方。溫蒂式的二律背反遭遇，不斷親見親聞，自然就逼得我要去追問：
為什麼總統可以罵得、而老板罵不得呢？

對總統的人文假設

在閱讀藍眼睛寫的關於政治權力屬性的書本時，發現與我們黑眼睛所看到的迥然相異。
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認定政治權力是中性的。其執政結果，完全由掌權者的個人品性來決定。若聖賢為天子，定出清明盛世，譬如堯舜禹等；反之，若昏庸暴君當帝王，必國無寧日、民不聊生，譬如夏桀商紂秦始皇等。因此，數千年來中國人有個集體潛意識：祈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碰上個好皇帝。
西方最早的政治學著作當是古希臘亞裏士多德的《政治學》。但最早涉及政治權力屬性的是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1513年成書）。《君主論》主張壹個君主為了達到自己的統治目的，不要怕留下惡名，要敢於使用暴力手段解決那些非用暴力解決不了的事。在守信義有好處時，君王應當守信義；當遵守信義反而對自己不利時，或者原來自己守信義的理由不復存在的時候，任何壹位英明的統治者絕對不能、也不應當遵守信義。它還告訴君王，“必須學會將這種品格掩飾好”，習慣於混充善者，敢做口是心非的偽君子。因此有人說馬基雅維利寫了壹本“惡棍手冊”。馬基雅維利第壹個正名，縱使英明君王的公權力其本性也應該是“惡”的。
到17世紀的霍布斯，認為人類天性自私、暴戾、孤獨，為了建立共同需要的契約秩序，要有壹個如利維坦（在基督教中的利維坦即惡魔）似的威權來維護，以惡制惡。

 
孟德斯鳩是第壹位指出“政府是必要的惡”的思想家

18世紀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說過“人非天使”的著名假設。他說，人非天使，由人組成的政府當然也不是天使。人的本性決定了權力的本性。人必須有外在的制約，政府更必須有外在的控制，否則，就會從“必要的惡”轉向“必然的惡”。他又說：“壹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壹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壹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孟德斯鳩第壹位明確地從“人非天使”引申到“政府是必要的惡”，因而他提出了三權分立的現代民主制設計。
到了20世紀，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在他的政治哲學中把君王、政府換成了同義的國家，他認為：“國家盡管是必要的，但卻必定是壹種始終存在的危險或者(如我鬥膽形容的)壹種罪惡。因為，如果國家要履行它的職能，那它不管怎樣必定擁有比任何個別國民或公眾團體有更大的力量。雖然我們可以設計各種制度，以使這些權力被濫用的危險減少到最低限度，但我們決不可能根絕這種危險。”波普爾在這裏說的是民主制國家，而且指出，權力的濫用是無法根治的。
壹言以蔽之，幾百年來的西方思想家對政治權力的假設完全不同於東方，他們指出，國家或政府的公權力其本性不是中性的，而是邪惡。這便是他們提出分權制制約的理論制高點。
然而，從孟德斯鳩到波普爾，他們只是說“權力會被濫用”而定性權力為邪惡。為什麼權力會被濫用？並未甚解。為什麼說政治權力是必要的？也無下文。
恍兮惚兮，惚兮恍兮……

對老板的人文假設
 
我在法國的感性加理性的觀察，有壹個如夢初醒的大悟：企業的運行制度竟然是典型的君王獨裁制！壹、老板的權力與君王壹樣是終身制，他可以天經地義地壹直幹到死才撒手放權。二、企業帝國最高權力的移交是世襲制，兒子天經地義世襲當老板。三、壹言九鼎的老板任免所有職員，與“皇帝朝廷命官制”別無二致。那麼，法國人，或者說所有生活在民主制下的國民，過的是“壹國兩制”的生活：在政治生活中享受民主自由（可以自由地罵總統），卻在經濟活動中被迫接受獨裁制（罵老板馬上失業）。如此水火交加，會不會把精神撕裂？
奇怪的是，西方歷代思想家們（馬克思除外），沒有見到他們批評老板的獨裁制與秉性邪惡，莫非是我孤陋寡聞？
其實，對於每個個人來說，其利益攸關程度，老板遠遠大於總統。總統是虛，見不著；老板是實，可能天天要面對。總統出錯，關系到的是壹個階層或者整個國家，個人未必有切膚之痛；可老板不喜歡妳，就立竿見影地針對著妳與妳的家庭的“民以食為天”的生計了。經濟自由比政治自由更為重要。不由得要問：西方啟蒙運動思想家們在顛覆政治獨裁而設計現代民主制時，為什麼沒有擴展到顛覆經濟領域的獨裁制？
回到我們東方，雖然我們從不說政治是邪惡的，卻鮮明地貶抑商人是不義的。中國的政治文化自戰國開始就提出“重本抑末”（重農而抑商）的政策，整整延續了壹千多年。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竟把商人當作犯人關起來，他說：“若有不務耕種，專事末作（即從商）者，是為遊民，則逮捕之。”亞聖孟子說“為富不仁”。中國民間諺語稱“為商必奸”。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對商人的勾畫是“商人重利輕別離”，即這等人全都是重利輕義之徒。按照中國的人文預設，老板乃徹頭徹尾的“邪惡”。中國人的仇商恨富心理，像盼好皇帝壹樣也是壹個集體潛意識。
在西方的思想家中，曾被三分之壹人類熱烈擁戴過的馬克思，他在《資本論》第壹卷中就提出壹個原則——剝奪剝奪者。資本家（老板）被他定義為邪惡的剝奪者。資本家在剝奪小生產者的生產資料中原始積累了染血的資本，他們殘酷地剝奪工人階級的剩余勞動以無限擴張資本，因此“資本來到世間,每個毛孔都流著血和骯臟的東西”。這些剝奪者受貪得無厭地攫取利潤欲所驅動，會大規模地盲目生產，造成生產過剩而發生壹次次經濟危機，嚴重破壞社會生產力，社會潰敗而導致最先進的工人階級登上歷史舞臺。接著馬克思開出了壹個“剝奪剝奪者”的濟世藥方：無產階級掌握國家政權後，必須剝奪資產階級的全部生產資料，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由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來代表勞動者的利益管理公有制。其美妙前景是，生產力的發展是“壹天等於二十年”，物質財富如洪水般湧現，人人過著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並有個體充分自由的生活。
然而，半個多世紀的轟轟烈烈的紅色實踐，馬克思的預言未能實現，倒是產生了兩門反方向的經濟學——短缺經濟學、權貴資本經濟學。東歐、蘇聯治下的人們竟然選擇了走回頭路——總統依舊，老板依舊。中國選擇了“改革開放”，那也是允許“剝奪者”的老板復活（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接著還鼓勵老板光榮地加入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於是出現了“風景這邊獨好”的經濟奇跡。
此外，幾千年的經濟史壹再證明，重商主義是國家崛起的秘笈。經濟學泰鬥人物亞當•斯密，他在《國富論》中論證老板在自由市場中獲得私利時會派生出壹只“看不見的手”，同時為社會謀取福祉。
更撲朔迷離的是，事實壹再證明，經濟領域只適合獨裁式管理。所有私人企業的絕對權力不僅不絕對腐敗，反倒非常具有競爭活力。以法國為例，凡受國家、工會等掣肘而被弱化了絕對權力的法國國有化企業，個個半死不活，遠遠不如私人企業。
唏噓，老板的獨裁與自私重利卻是無可厚非的！

在城市的起源處解碼

溫蒂的煩憂，把我的思考弄成了壹堆亂碼。
沒想到，我在負責2010年中國上海世博會主題館之城市足跡館的設計時，卻意外地解碼了。
城市足跡館的第壹廳是“城市起源廳”。我在閱讀路易斯•芒福德等諸多城市史專家的著作後，整理出了壹個五千年前兩河流域蘇美爾人建造人類第壹批城市的故事，特別是第壹個國王、第壹批商人是怎樣被呼喚出來的有趣故事。這些故事意外地畫出了政治統治權以及商業利潤權之“必要邪惡”的基因譜。
蘇美爾人在兩河流域定居和別的民族壹樣，有著很多“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部落。村民們依憑從動物那裏繼承下來的領土意識而天然地相互排斥。可是他們有壹個與別的民族不同的精神特征，各部落有壹個共同信仰，都供奉月亮神。
 
2010年中國上海世博會主題館之城市足跡館兩河流域城市起源過程展項

共同信仰促使各部落共同建造供奉月亮神神廟——塔廟。隨著農業文明的進步，塔廟越建越大。約在公元前五千年，在烏爾的地方要建壹個空前的大塔廟，該工程需要在各部落村民中選出1500位能工巧匠日夜兼工做5年才能竣工。那麼，這些能工巧匠在五年之內要完全離開村莊離開農業生產，成為在塔廟旁定居的第壹批“準市民”。1500個工人需要生活資源，必然呼喚出第壹批負責供給的漸漸在塔廟旁定居下來的小商販。這些賺取差價利潤的小商販成為第二批“準市民”。
來自各部落的工人與小商販，因為利益沖突、習俗相異、歷史積怨、甚至男歡女愛等都可能引起械鬥騷亂。這時候就會呼喚出來建立秩序的強人。當時最佳人選是獵人。獵人個人武藝高強，還因為他走南闖北見識廣交友多，能組織起壹幫強人為大家制定公認的規則並維護規則。倘有破壞規則不從者，他將立即用武力擺平。這就是第壹位擁有公權力的城邦國王。
好了，第壹位國王的第壹段基因譜繪出來了：他是社會秩序的制定與維護者，是最初城市社會非常必須的；然而，他維護秩序的手段是暴力擺平，與黑社會老大的方式同出壹撤，在不受制約的情況下壹定會為了壹己私利而過分使用暴力，因此壹開始就有著這個邪惡的品性。
城市故事繼續延展。國王憑借權力集合眾人，為城市建造大型公共工程——蓄水池、糧倉、廣場、集市、作坊、水利工程、防禦外侮的城墻，同時，也為自己建造僅次於塔廟的大王宮供自己享受。
國王的第二段基因譜也繪出來了。城市之所以被稱為是文明的孵化器，因為城市能大規模地集結眾人的體能與智能，創造出村民不能成就的大工程以及文字、歷法等城市的“軟件工程”。這個集結者就是國王。因此，國王是文明孵化器的締造者。同時，國王壹定會用手中的大權去尋租，為自己蓋大王宮，巧取豪奪當時最高端的生活資源，過著超越所有人的奢華生活。
綜合上述，政治公權力自它誕生起，就兼有兩方面的屬性。壹方面：能建立社會公共秩序並有效維護；能大規模集結眾人而創造大工程以及精神產品成為人類文明的孵化器。另壹方面：不受制約的權力，會過度使用暴力（即孟德斯鳩說的濫用權力）；會尋租致富（經濟不公，即腐敗）。這兩者集合起來，便構成了公權力（帝王、政府、國家）的基因譜——必要的邪惡。
同理繪出商人自它誕生起的兩重性基因圖譜。第壹重是，它造就了大規模的常態性的物的流動。沒有物的流動就沒有城市，就沒有城市的任何大工程，因此商人也是構造文明孵化器的重要參與者。第二重是，商人在物的移動中賺取差價利潤，其強烈的致富欲望驅使他們通過各種正當與不正當的手段牟取無上限的暴利。上述兩重屬性合二為壹是，商業利潤權也與公權力壹樣是“必要的邪惡”。

“必要的邪惡”比“純粹的惡”更難治

 迄今為止，控制公權力“邪惡面”的對策是民主選舉、分權制衡與輿論監督（包括溫蒂的“罵總統”）。雖然頗有成效，但仍然有許多缺口會被強大利益集團操控，而致中“病毒”，而致失效。這等政治事故在今天的現實中屢見不鮮。
 至於對老板權力的“邪惡面”的控制，政治制約那壹套完全不適用。政治公權力可說是主權在民，受憲法保護的私有財產權卻不能說財權在民。迄今為止，經濟學對這項權力的制約辦法是市場的自由競爭與建立健全的商業和勞動法規。在自由市場競爭中，諸多企業就像萬邦林立的邦國，老板不敢放肆濫用權力，否則他的邦國就會在優勝劣汰中滅亡。健全的商業與勞動法規，規範了合度利潤，也規範了正當勞資關系。這樣，老板就不敢或不能絕對腐敗了。然而，倘若市場出現了官商勾結的不公平競爭，倘若老板的財力能夠操縱立法者通過對自己有利的法規，這兩個制約就全都解構了。這般解構在當今世上並非罕見，而是比比皆是。
 嗚呼！征服純粹的惡尚可拼死壹搏，而征服必要的邪惡，因為其必要，只能在“必要”與“邪惡”之間尋找動態平衡點，於是必然留下許多缺口，讓執掌政權與企業權的黑客施展才華，發明層出不窮的新病毒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