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9日在臺灣世新大學“保衛釣魚島4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

                                                                                                                          俞力工

　　今天主要想談談“認同”問題。或許，這個概念經過解說之後，在座的年輕朋友便能理解我們這些老保釣40年後再度聚集壹堂的原因。

　　1960年代，全球最貧窮的20%人口與最富的20%人口之間的收入比，大約是1:30。到了1990年代，該差距擴大到1:60。如今，2010年左右，已進壹步惡化到1:100上下。這說明，自二戰結束後，全球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貿易等結構對窮人、窮國不利。

　　窮人能夠做什麼呢？窮人的問題簡單，要麼等死，要麼造反。需要探討，較為復雜的問題是富人在做些什麼？

1970年代，國際金融市場上為了投機目的而投入的“熱錢”金額僅僅占總交易金額的5%。2000年代後期，該比例已高達95%。也就是說，此時只有5%的金融市場投資與發展實業、服務業有關，其它則多為投機買賣，且其總交易量已是全球國內總產值的400倍。有錢人的投機手段推陳出新，以至於官方監管單位目不暇接，完全無法洞視股市“衍生手段”的正當性、合法性、規模、技巧與後果。如此規模龐大又不受管制的經濟活動其實就是造成1990年代以來壹次次經濟危機的直接原因。

以2006年國際市場稻米價格提高300%為例，其原因除了發展乙醇燃料之外，以高盛銀行為首的農產品期貨投機買賣金額，於2003年至2008年之間突然由130億激增至2600億美元便是最好的證明。試想，對我們而言，每個家庭的食物開支不過是收入的十分之壹。糧食價格不論如何漲價，均能輕易應付過去。然而對第三世界食物開支占家庭收入的50%，或50%以上的貧困家庭而言，食物價格突然劇增2、3倍，其日子又該怎麼過呢？當前全球性的不安與騷亂不正是富人投機活動所造成的結果嗎？

　　1995年，在美國舊金山召開了壹個具有500人 規模的全球企業家、戰略家精英的“吹風會議”。會上，大家壹致認為二、三十年後，全球兩極化將出現80%人口貧窮化、邊緣化的現象。商議對策時，卡特總統任期時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辛斯基提出了tittytainment辦法。titts即是奶頭，tainment則是entertainment，即“娛樂”的後半部。布熱辛斯基把這兩個字結合在壹起，成為我所翻譯的“奶頭樂”，意指，用色情、麻痹的辦法，誘使邊緣化人口把精力消耗在床上，而不是在床下對富人造反。從這位戰略家所提出的構想，我們也不難理解，在他們眼裏，全球80%人口的生存價值究竟是如何的卑微。

　　實際上，80%人口的邊緣化，以及，該廣大群體與國際市場的生產、消費鎖鏈完全脫鉤的現象不用等二、三十年，早在2004年，即開“吹風會”的9年之後已經形成。大家若是稍加留意當前面向勞苦大眾的電視節目、文化商品的空洞、無聊、醉生夢死，多少可以知道，所謂“奶頭樂”正在通過各個地區的“文化巨鱷”之手精心打造中。

　　1990年前後，即冷戰結束之初，國際上主要發達國家所推動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進行地如火如荼，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政策內容便是大幅開放金融市場，而其結果也必然是加促兩極化的普遍形成，而且無論是發達國家，或第三世界，盡皆出現貧富兩極化的嚴重社會問題。處於這兩個世界之間的兩岸四地，情況也大同小異。於是乎，問題便涉及到我今天的主題。在座諸位先生女究竟是與那20%“核心人口”認同呢？還是認同於邊緣化的80%群體？

　　我無意在此做任何道德呼喚，或進行什麼良心批判。我也相信許多來賓會覺得這個問題提得有些莫名其妙。的確，對絕大多數民眾而言，確是沒有需要在文化、經濟、政治、民族甚至部落認同問題上做壹選擇。之所以不做選擇，原因在於，在壹個自由選擇的環境下，我們並不十分在乎主觀上願意歸屬哪個集體。譬如，我個人既可算是浙江人、上海人、河南人、臺灣人、外省人、中國人、奧地利人，又可自詡為國際公民，因此談及文化、民族等歸屬問題，硬要做壹認同選擇是件相當無聊的事。

　　但是，如果今天李登輝硬性指定我這外省人為“新臺灣人”，而且要求我放棄中國人的民族認同，壹切以臺灣至上，那等於是赤裸裸地幹涉我的私人權利與自由。這時，就產生了張力，壹旦情緒激化，就要打架、打仗了。

　　古今中外，對認同問題非常執著的人口少之又少。例如，井岡山上失敗，繼續在延安窯洞策劃遊擊戰的毛澤東；或推翻古巴巴蒂斯塔政權之後，又在玻利維亞流竄、進行顛覆戰並遭槍決的切.格瓦拉；以及當前高舉西方“普世價值”大旗，批判臺灣；又借臺灣的“文化價值”批判大陸的龍應臺…。這些人，若是風雲際會，或可成為英雄人物；萬壹時運不佳，甚至可能死無葬身之地。不論如何，鐘鼎山林各有天性，他們無論做出任何選擇，都是出於個人自由。我們即便不敢茍同，也姑且尊重與冷眼旁觀之。

但是，後冷戰時期，或說，新保守主義時期的問題卻並不是那麼單純。因為早在1990年代之初，新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杭廷頓已經明確地把世界劃分為七、八個文明圈，甚至認為基督教文明圈今後仍舊壹枝獨秀；而儒家、伊斯蘭教文明圈則對世界文明做不出什麼貢獻。我們，即華夏人民，即便物質生活現代化，也無法參悟西方的文化價值，也無法避免文明圈之間的沖突，因此為了防範未然，必須對儒家文明圈采取文化圍堵政策。這也就是說，不論其它文明圈如何努力，終究要停留在“不太文明”的田地中。突然間，龍應臺之流，就像是個鋼管舞女，正在高潮上卻讓後臺老板指著鼻子說：“鋼管舞是西方文化，妳這東方女子跳的舞徒具形式，真正的鋼管精神卻無法揣摩，無法發揮！”臺灣的處境，基本上也大同小異。過去，在冷戰時期，或可充當前沿陣地，成為“自由民主陣營”的壹個成員。冷戰結束後，臺灣政府即便表現得再積極，在新保守主義的眼裏，不過就是壹個利用來以夷制夷的外圈打手。

令人費解的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源於中東地區的猶太教。這說明文化是可以融通的。不料，壹旦西方基督教文化奠定後，便將此文化據為己有，並從此否決了文明圈之間的融通性。如此這般，張力便產生了，以至於壹輪新的十字軍東征也就大張旗鼓地開展了。我們只消觀察這次西方世界是如何地團結壹致對付利比亞，就知道杭廷頓對其他文明圈的批判和圍堵建議，已演變為武器的批判。

四十年前，我們這批老保釣反對霸權主義，反對美國把屬於全中國的釣魚島交由日本管理。如今，我們散居世界各地的老保釣再次聚集在這個會議廳，除了重申我們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誌向之外，也堅決反對新保守主義的文明沖突政策。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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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間即席發言二則

（壹）

鄭村棋先生剛剛提到的“老保釣重生”的期許，我個人也常做思考。我們都是當年全球性學生運動的產物。40年後，不妨回頭觀察壹下當年西方進步青年的發展。

大多數西方學生運動積極分子於運動結束後，均自然地融合於本地的社會民主左翼，並形成壹股有別於保守勢力和共產勢力的第三股社會力量。直到今天，譬如德國的綠黨壹直發揮著重要作用，最近甚至在許多地區提升為第二大黨。

反觀我們老保釣，當年由於壹頭栽入統壹運動，或者受到當時國民政府鉗制而滯留海外，無法及時回到臺灣，使得臺灣直到今日依舊缺少壹股社會民主左翼或自由主義左派的力量。就這方面而言，的確是件非常遺憾、非常痛心的事。

今天，若幹主講人提到對當前臺灣年輕人的政治冷感，以及缺乏民族、國家觀念而感到痛心。就這方面，我想提提自己的觀感。

如果我們前往熱帶地區，很容易發現其居民動作緩慢。若采用溫帶地區的勞動習慣為價值標準，則難免給熱帶地區人口強加個“懶惰”的定性。

許多來自溫帶地區的歐洲遊客，不了解熱帶地區的特殊氣候條件，渡假期間活動過於頻繁，因此發生病變或意外事件的頻率非常之高；而本地人則無法理解，為何歐洲人不遠千裏而來，為渡假而“拼了性命”。

如果看看伊斯蘭教世界的情況，也可發現受壓迫的少數群體，即什葉派為了回避收到遜尼派的迫害，而隱瞞自己的宗教信仰。這也是種自衛措施。最初可能是種政策。久而久之便成了什葉派的深層文化表現或生活習慣。

其實，所謂“懶惰”、“回避”、“冷感”，不過是種保護措施，是上千年、甚至多少萬年人們積累的智慧。臺灣年輕人也是如此，在政治暴力、族群議題泛濫當頭，唯壹避免引起家庭糾紛、朋友失和，甚至影響前途的自我保護辦法，就是回避政治，回避敏感議題。

這時候，我們要是強加“統壹”觀念，期盼他們對國家、民族、文化認同問題明確表態，似乎是給予雙重壓力。我覺得，應當避免。

但是，如果能夠從整個國際大環境加以解說，尤其是把臺灣的政治暴力現象加以剖析，譬如，如何更改教科書內容、如何濫用語言暴力等等，以至於讓年輕人的自發保護措施提升至自覺程度，讓他們知道這是壹個不得已的權益選擇。那麼，在適當的時候，他們應當知道如何掌握自己的選票，也會采取適當辦法消除政治暴力。

（二）

對王曉波教授剛提出的“保釣運動是個失敗”壹語，我有略微不同的看法。

40年前，壹批為數眾多的知識分子為了維護釣魚島領土主權，做出了極大奉獻。壹是在短短時間內，挖掘出大量相關的政治、法律、地理、歷史方面的資料。以至於直到今日，繼續發現的新證據並不太多。這說明老保釣曾經體現了讀書救國的優良文化傳統。

就因為當時已挖掘了大量的史料，使得馬英九先生能夠加以利用，並順利地完成了以保釣為題的博士論文。因此也可這麼說，保釣造就了目前的馬英九。

其次，在當時保釣人士的壓力下，兩岸當局先後做出了“中國擁有釣魚島領土主權”的聲明。雖然至今釣魚島沒有收回，涉及的是復雜的國際問題和國內問題。我們保釣人士不過是讀書人，無論國家決策權或軍事力量都不在我們手中，因此即便保釣是個失敗，並不敗在我們手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