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的風骨 – 悼梁從誡先生

得知梁從誡先生去世的消息，先是驚愕，繼而悵然。

今年夏初回國，約老同學壹道登門探望方晶老師(梁先生的夫人)。那時，梁先生患惡疾已久，形容消瘦，不復當年的風采，但眼神依然清亮有神，放出壹種不失赤字之心的人才有的純真光彩。我們和方老師絮絮聊著陳年舊事，梁先生靜靜坐在壹旁，臉上浮現著壹絲若有若無的微笑，好像在聽，又好像不在聽，心思仿佛是在遠遠的地方。是啊，雲南原始林中的金絲猴，青藏高原上的藏羚羊，灰暗的天空，汙濁的河流……梁先生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發展是硬道理”被國人奉為圭臬，大家都在為經濟高速發展而歡欣鼓舞，無人理會陰影漸濃的環境危機。躁狂情緒彌漫全國，而梁先生不為所動，保持著清醒的頭腦。1988年，為了全副身心投入環保，梁先生辭去了公職。既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胸襟，鐵飯碗的份量實在是輕而又輕。梁先生並非環保專家，卻是中國環保的先知先覺者。

1993年夏天，梁先生和壹群同道下定決心，組織起來，行動起來，為子孫後代保住壹片青山綠水。翌年3月，中華文化書院綠色文化分院宣告成立。梁先生當仁不讓，肩負起領導職責。這是中國第壹個民間環保組織，以“保護自然，善待自然”為宗旨，因此自稱“自然之友”。

在洶湧激蕩的經濟大潮面前，“自然之友”是逆流而上的壹葉扁舟，隨時可能傾覆，消失在滾滾浪濤之中。然而，梁先生恰恰不缺“雖萬千人，吾往矣”的勇氣。這點勇氣，來自他從祖父梁啟超、父親梁思成、母親林徽因那裏繼承的士大夫風骨。梁先生說：“如果說我從祖父和父母身上繼承了點什麼的話，那也就是壹點信念：壹個人要有社會責任感。正是出於責任感，我投身於環保。”

梁先生本是歷史學家，面對拯救自然環境的社會責任，他義無反顧，走下象牙之塔。無災無難到公卿，是壹條人人羨慕的路，然而梁先生秉持的是道德良心，拋棄了這條對他而言原是暢通無阻的路，而且沒有絲毫仿惶，半點猶豫。對這種憂國憂民憂天下的懷抱，季羨林先生感慨道；“我對他只能表示欽佩和尊敬。寧願丟壹個歷史學家，也要多壹個自然之友。”

梁先生是中國環保事業的先行者。篳路襤褸，以啟山林，是十分艱辛的事。如果事關環保，便是百分艱辛。如果不但事關環保，而且是在中國開創環保事業，更是萬分艱辛。為了制止破壞環境的做法，宣傳環保理念，梁先生闖衙門，要遭大大小小官僚的奚落和呵斥，走民間，要受無知百姓的誤解和白眼。對恃權而驕的官員，梁先生金剛怒目，對愚昧的民眾，梁先生則拿出了十足的耐心。1998年底，六十六歲的梁先生登上海拔四千多米的昆侖山口，親手點火，焚燒收繳的將近四百張藏羚羊皮。梁先生拯救生態環境的壹片苦心，深深打動了粗豪剽悍的康巴漢子們。

在官僚體制和利益集團構築的高墻面前，梁先生屢屢碰壁。誠如壹位環保人士所說，中國的環保事業註定是壹場勝少敗多的戰鬥。屢戰屢敗之下，梁先生常有壹種無力感。然而，對社會、對子孫後代的責任感，激勵著他屢敗屢戰。梁先生說：“我們是壹群積極的悲觀主義者。”在這句話裏，激蕩著昂揚的氣概，同時也透出幾許苦澀的無奈。

將近二十年間，梁先生始終輾轉於兩個戰場，壹方面與當局苦苦爭鬥，壹方面努力喚醒民眾的環保意識。有壹次，他到壹個國家機關做環保演講，臺下只有五位聽眾。梁先生對他們說：“如果我能在妳們五個人心中種下五顆綠色的種子，我就很欣慰了。”曾有昆明壹位環保人士給梁先生寫信，其中說道：“當年妳到我們學校演講，在我心裏播下了壹粒種子，現在這粒種子已經變成了壹片小樹林。”

2000年，梁先生接受環保組織頒發的“地球獎”。他在答謝詞中說：“什麼時候，像我這樣的人多到得不了獎，就好了。”有了梁先生撒下的種子，“得不了獎”的這壹天雖然遙遠，但總該是可以期盼的吧。

談到祖父梁啟超、父親梁思成與自己的異同，梁先生說，祖孫三人都有強烈的責任心和愛國心，但所持主張都不見容於當局，無從施行，所以都是失敗者。至於不同之處，梁先生說：壹代不如壹代。如果單從學術成就來講，這話固然不錯。然而，從更廣的角度、更深的層次來看，梁啟超是為憲政請命，梁思成是為文化傳統請命，梁從誡是為大自然請命，就此而言，梁家祖孫三代竟是壹代更比壹代強了。

梁從誡先生走了，走得悄無聲息。沒有多少人關心這個消息，甚至沒有多少人聽說過梁從誡這個名字。但是，梁先生謝世對國家、對民族的影響，較之黨報上那些鑲黑框的像片和政治局委員們垂手肅立的追悼會，遠為深遠。

在當今的中國，具有士大夫風骨的知識分子已是少而又少。現在，這個陣營裏沒有了梁從誡先生，便更見寥落了。

謹向梁從誡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

12/23/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