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們反思苦難的幾個視角

   
     茉莉

 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越來越發現，在半個世紀前的反右運動裏遭罪的右派們，其言行和命運，對今天爭取自由民主的我們具有何等的意義。人類的經驗是可以跨代傳遞的，人們需要通過回憶來構建歷史，以指導今天和未來。

 近年來，國內外關於反右的回憶錄和研究成果多了起來。那次殘酷的思想整肅運動，其復雜的來龍去脈在人們眼裏逐漸清晰。但白雲蒼狗，當年受難的五十五萬右派分子，幸存於今天的已經只有壹萬多人了。那麼，今天幸存的和已故的右派，他們怎樣認識那場運動，怎樣反思自己所經歷的苦難？

 今年二月，為了在中國的土地上留下右派們壹息最後的聲音，許良英、茅於軾等年邁的學者發起了《關於召開反右運動學術研討會的倡議書》。倡議書的目的是：要以“獨立、自由、實事求是的普世價值為依據”，來推動中國社會的政治文明發展。他們令人震驚地宣稱：“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成為右派也是壹種歷史的最高恩賜。”

 這些老右派的宣言，大有“這茫茫黑夜就是我的光明”的加繆式生命美學精神，即借助生活中的苦難來發現人生意義。這種自我認識的視角，深具歷史感和啟蒙價值，達到了開悟的境界，也讓人看到了這批老人不朽的錚錚鐵骨。

  ◎  “母親打兒子”論調的奴性和勢利

 但是，許良英們只是老右派中極為稀少的正直的思想精英。在1978年平反後，右派們的表現可謂形形色色。按照平反後三十年來的表現，對右派進行分類比較，我們可以認識到，
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所具有軟弱性和人格缺陷。

 第壹類是持“母親打孩子”論調的。這種普遍流行的論調，據說最初來自五十年代著名的右派作家劉紹棠。1979年，剛平反不久的劉紹棠對壹位作家同行說：“我們倆都是黨的孩子。……我是調皮的孩子，結果是咱們倆都挨了打。娘打孩子，孩子也就不去計較了。”

 持這種論調的有壹連串著名文化人，如曾獲斯大林文學獎的女作家丁玲，她的著名言論是：“娘打孩子”的屈辱都不值得再提。曾被發配新疆改造的王蒙，也在其小說中借人物之口表達相似觀點：“親娘也會打孩子，打完了，氣消了，會摟上孩子哭壹場。”其他還有作家張賢亮，以及到處演講，稱自己是“娘錯打了的孩子”的曲嘯。

 這種貌似深明大義的論調，成功地淡化了反右運動迫害人權的性質，阻止了罪惡的清算。把中共政權比喻為“母親”，完全顛倒了人民和政權的關系。即使這些老右派心甘情願認共產黨為母，如此長期地以殘忍手段虐待孩子的“母親”，在文明社會也是要受到法律懲處的。

 為什麼這壹類右派毫無個人尊嚴感？這是由於中國上千年專制對人的奴化，使奴性融入中國人的意識之中。魯迅先生曾說：中國歷史上只有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在平反之後，那些本來就盲目跟隨共產黨、並承認強權哲學的文人，發現做穩奴隸的機會來到了，於是爭先恐後向當局效忠輸誠，以獲取自己的利益。“惟大盜利用鄉願，惟鄉願工媚大盜”(譚嗣同語)。於是，壹心跟黨走的王蒙成了文化部長，老右派朱镕基當上中共的國務院總理。

 
  ◎  明哲保身哲學消解反抗精神

 絕大多數右派在1978年以後接受了“平反”的概念，高興地看到自己屬於官方文件規定的“錯劃”範圍。“平反”對每壹個右派的個人命運來說，確實是可喜的改善，但對於整個反右運動的認識，卻是壹種嚴重的謬誤，因為，壹旦右派們承認自己屬於“錯劃”，需要“平反”，這就肯定了反右運動本身的正確性和必要性。

 這壹類右派們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他們遭受了長期野蠻的迫害，身處社會底層只看到官方編織的謊言，對社會制度的改變已不抱希望，只是抱怨自己被“錯劃”，只是訴說自己所經歷的非人待遇，只希望能改變個人處境。即使對反右運動心懷怨憤，為了避免更多的災難，他們也只好盡可能沈默，馴服地接受現實。

 老右派鐵流先生在《中國右派從未起義》壹文中描述了真實的情況：“由於中國知識分子貧困，是附在皮上的毛，壹當為執政者或老板除名，只能痛哭流涕，檢討認錯，除此豈有它哉？”“可是做了半世賤民的老右不少人還心存余悸，瞻前顧後，謹小慎微，仍不敢挪動半步，惟恐取消醫療勞保，減扣退休工資，甚而批鬥抓捕，沒有壹點‘與時俱進’的風範。”

 個人的生存本能，加上中國人“明哲保身”的傳統，使這壹類老右派不能去做深刻的歷史追問：壹個健全的社會應該有“左中右”各色政治光譜，為什麼當年我就不能做右派？反右運動侵犯人權的罪責應該由誰來承擔？中國文化傳統具有消解反抗的巨大力量，當老右派們終於認命的時候，他們的生活平靜了，作為獨立知識分子的個體卻已經消失。

  ◎ 從鳴冤叫屈到舉起維權的旗幟

 幸好還有壹些不肯認命的中國老右派。他們或編撰書籍，出版回憶錄，由個案入手拼湊出完整的反右史，以糾正共產黨偽造的假歷史；或組織“五七學社”、召開研討會，對那段歷史進行深入反思。更可貴的是，壹些老右派以受害者的身份，向當局要求道歉和索賠。

 據俞梅蓀報道，今年2月27日北大舉辦春節校友聯誼會，原北大著名學生右派王書瑤和王國鄉胸前掛著“右派冤”的牌子，在會場裏繞場亮相。他們的訴求是經濟索賠，並向北大校方討壹個說法。盡管不被當局理睬，但這種公開展示的抗爭姿態，是中國右派維權史上的壹個象征。

 在2007年反右五十周年之際，海內外右派紛紛發起維權運動。新疆、上海、重慶和北京都有右派及其親屬發起連署公開信，表達索賠訴求。其中規模較大的是2007年4月，任眾、燕遁符、鐵流和俞梅蓀聯名上書胡錦濤，要求徹底否定“反右派運動”的錯誤，賠償其經濟和精神損失。2010年4月20日，陸清福等60位四川右派向最高法院提起集體訴訟，起訴黨的總書記胡錦濤、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胡邦國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要求三被告向552 877名受害者賠罪道歉。

  ◎ 應從歷史視角反省集體責任

 對反右運動的反思涉及壹個更深刻的問題：為什麼如此有組織的、大規模的迫害人的運動能夠在中國發生？毫無疑問，我們應譴責毛澤東及其中共的極權主義，但毛澤東為何能如此輕而易舉地，壹次又壹次地制造巨大的罪惡？

 實際上，在反右和文革兩場對知識分子的大圍剿中，正由於很多人（包括知識分子自己）的參與、容忍或旁觀，毛澤東的陽謀或陰謀才得以實行。宋永毅先生在匯編《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之後，把壹部中國反右史，歸納為中國民主人士和知識精英的互害、自殘乃至自虐的歷史。他舉出積極參與反右的例子不少，其中有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被譽為大師的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等人。

 哈維爾曾經指出：“我們大家都多多少少對這部極權機器之得以運行負有責任。我們當中沒有壹個人僅僅是這部機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運行，我們每個人都曾出了壹份力。”在中國反右運動中，不少人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很多人用贊成和沈默的態度，支持了毛澤東的惡行。

 這就需要我們以新的視角認識反右運動。二戰以後，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發表了《德國罪過問題》。雅斯貝爾斯在此書中反思德國的納粹問題，說：“我們全都有責任，對不義行為，當時我們為什麼不到大街上去大聲吶喊呢？”雅斯貝爾斯將罪過分為四種，國家或政權應該從法律、道德和形而上等三個層面承擔罪過，但普通人民必須在政治層面上承擔責任。他提出了壹個著名的論點：公民對國家罪行負有集體責任，並應當進行集體思過。

 從反右到文革，再到六四屠殺，壹系列歷史災難展示了我們民族性的黑暗面：對邪惡的姑息造成自由的喪失，信念的失落造成人的異化。幸好我們還能聽到許良英們蒼老而剛勁的聲音：要“洗刷國家民族的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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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爭鳴》雜誌2010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