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語詞匯ἁμαρτία（hamartia）經常被翻譯為“罪”。在古典希臘語中它的意思是“未中標記”或“未中目標”。射擊未中目標，就是罪？頂多是遺憾罷了，頂多是不完美罷了，怎麼能是罪呢？其實不完美，就是罪。

德國著名哲學家雅斯貝爾斯(Karl Theodor Jaspers ， 1883 - 1969 ) 在其著作Die Schuldfrage《（納粹德國）罪過問題》(1946) 中把罪過分成四類：

第壹種是刑法罪過，它侵犯的是法律。審判這種罪過者是法院。
第二種是政治罪過，它源自參與罪惡的政治制度。審判這種罪過者是勝利者（如果獨裁政權被推翻）。
第三種是道德罪過，它關系到個人的錯誤行為。審判這種罪過者是自己的良心。
第四種是形而上學罪過，指的是不能盡自己的責任去維護文明的人性。審判這種罪過者是上帝。

雅斯貝爾斯所說的四種罪過分屬兩個不同的領域，前二者屬於公眾領域，後二者則屬於私人領域。而前面三種罪過，很容易理解，很難理解的是形而上學罪過。根據德文原文 (Wenn ich nicht tue, was ich kann, um es zu verhindern, so bin ich mitschuldig.)，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如果我不能盡我所能去阻止這些罪行，那麼我同樣有罪。

比如，我們經歷的六四，李成和我壹樣，當年發生六四時，我們都身在歐美，我們當年沒有回去，沒有盡我們的能力去阻止政府開槍，我們竟然還能活著，我同樣有罪。如果今天還有人認為，當年政府用坦克鎮壓學生是正確的，那麼是罪上加罪。如果我們不反思不書寫表達不呼籲，更是罪上加罪。

罪上加罪，罪堆積起來，罪就形成了壹座罪的監牢，我自己把自己關入這座監牢。這座監牢的牢門是關閉的，我從內部已經沒有可能打破監牢的牢門。

面對這座罪的監牢，我不但需要，上帝幫助我如何走出牢門，更重要是需要上帝幫助我思考，我到底是怎樣壹步壹步地走到無法破門而出的地步？

自由是壹種力量，依靠這股力量我可以完成我自己想做的而且必須做的事情。我失去這股力量時，我就失去了自由。我壹生只做兩件事: 做自己有能力改變的事情; 包容自己沒有能力改變的事情。但是我缺乏智慧判斷以上兩樣事情，所以我需要，上帝除了給我自由、給我力量以外，還要給我智慧，我該做的事卻包容了，我就是犯罪。

英國大學者阿克頓 (Lord Acton 1834–1902)說“歷史的教訓就是，所有的人都不會從歷史的教訓中，真正學到教訓。”

不反思自己的罪，就會重復犯同樣罪。

90年代中期的猶太人，事隔50年後，突然間在全球範圍內掀起壹個追憶往事運動，也把德國的反法西斯教育提升到壹個前所未有的高潮。

如果我們度過了療傷過程，我們必須開始逐步追憶過去的罪痛。

北京取締“公盟”是我六四之後最感到罪痛的壹件大事。

2009年7月14日北京國家稅務局和地方稅務局以偷漏稅為由，取締了“公盟”，幾天之後，再次取締壹家非營利機構“益仁平中心”，理由是，北京“益仁平中心”涉嫌非法出版《反歧視通訊》，並免費分發。

“公盟”成立於2003年，是壹家非營利性的互益組織，其成員包括許誌永、騰彪、浦誌強和李方平等眾多維權律師。其顧問多為中國著名法學家和著名經濟學家，包括：江平、茅於軾和賀衛方等 。“公盟”壹向為民間弱勢團體提供援助，自成立以來，曾經參與了壹系列大案要案的訴訟：孫誌剛案、陳光誠案、南方都市報案、毒牛奶案、鄧玉嬌案等。

“非政府組織”並不是非法組織。

在中國是壹黨獨大，黨就是政府。而且，共產黨“代表了廣大人民的利益，代表了先進的生產力和先進的文化。”在這樣的長期教育下，“廣大人民”跟著執政者畫等號：共產黨等於政府；政府等於合法；非政府等於非法。

 “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縮寫NGO）的定義來自美國，是指壹個不屬於政府、不由國家建立的組織，通常獨立於政府。

在英國，對民間組織壹般不用“非政府組織”這樣的概念，類似“公盟”、“益仁平中心”這樣的組織，壹般稱為“慈善組織”。

在德國，任何民間組織都是互益性（gemeinnuetzig）組織，分為登記社團和非登記社團。登記社團在法院註冊後，同樣在稅務局備案，經稅務局審核後，登記社團再分為“營利組織”或“非營利組織”。獲得“非營利組織”認可的社團，享受免稅（社團本身不用繳稅、捐款者獲得免稅證明）待遇。

大家最熟悉的TÜV（技術監督協會），是德國民間根據技術監督制度而建立起來的權威互益性機構。經常在德國超市購物的朋友們，肯定會發現很多商品的外包裝上都印有“商品測試基金會”（Stiftung Warentest，簡稱StiWa）的鑒定標誌，德國商品測試基金會也是民間的權威互益性機構，該基金會每月出版專刊，通過對商品客觀的統壹鑒定，定期公布測試結果，給予消費者全面的市場信息。
 

民間社團發達程度，是衡量公民社會是否成熟和民主法治是否健全的主要標誌之壹。

中國互益性社團的形成和發展遠遠落後於西方國家，“益仁平中心”這樣的互益性社團倒是幫助中國社會穩定，對公民社會與和諧社會的建設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取締它反而是制造社會矛盾、制造不和諧。

建議在中文話語裏取消“非政府組織”這個概念，使用“互益性社團”這樣的概念。

寫於2010年2月21日

【附錄1】：

德國之聲專訪美國華人政治專家李成
 
2009.05.26

已故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回憶錄將在六四20周年前夕出版，趙紫陽將六四天安門事事件稱為壹場悲劇。德國之聲記者就過去20年中國政治改革進程采訪了美國布魯金斯學院外交政策專家、約翰•桑頓中國中心資深研究員李成教授。
 

德國之聲：李成教授您好，六四過去二十周年了，二十年前有很多年輕人在天安門廣場上為了他們當時自己的信仰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您覺得他們的這種付出對中國政治民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嗎？

李成：這個積極作用，首先在短時間當中，應該說並沒有起到特別大的作用。當時首先這個八九年民運，它並不會把中國帶入民主社會。這個原因很簡單，當時中國社會並不成熟，而且也沒有壹個有組織的黨派或者其他的組織來跟共產黨相平衡。所以它的失敗實際上是必然的。但是它是壹個中國整個民族百年或者說更長時間民主過程中的又壹個很重要的事件。歷史會對六四作出重新的評價，而且是中國整個民主運動當中的壹個重要環節。

德國之聲：六四過去20周年了，您覺得現在是否已經到了對六四進行重新評價的時間了嗎？

李成：我覺得可能還要壹段過程，因為有很多當時在政府參與的人，他們還並沒有完全退出去。第二個就是中國目前還有很多所謂不穩定的因素，從中國當政者的角度來看。還有就是實際上中國國內本身現在民主的呼聲也並不是很強烈，但是這是遲早的事情。因為社會隨著中產階級的崛起，隨著中國社會逐步的成熟，我想對重新認識六四，至少是平反當時受難者的學生，我覺得只是壹個時間問題。

德國之聲：我們記得很清楚溫家寶在六四前有壹張照片，顯示他站在趙紫陽的後面。大家都解讀說，是不是溫家寶當時對學生進行同情？20年之後溫家寶現在擔任中國國務院的總理，您覺得中國政府，包括中國共產黨對六四的態度發生變化嗎？

李成：首先我覺得這有個誤區，認為溫家寶到這個廣場去是同情學生或者是支持民運，或者說和趙紫陽站在壹起，這個解釋是不對的。現在我們看到當時中國的文件和中國官方的解釋，是當時溫家寶作為中央辦公廳主任，是他的職責陪同總書記去廣場。實際上他在這個問題上並沒有說自己支持民運等等，還有人認為，他最後背叛了趙紫陽，這都是不對的。實際上我覺得更多的是趙紫陽背叛了鄧小平。而溫家寶只是在行使他應盡的職責，作為壹個中央的書記處書記，辦公廳的主任，他要做的事情。所以這有個誤區。但同時我覺得溫家寶是在推動中國民主當中起很大作用的領導人。他所說的民主跟八九民運時候學生概念的民主是不壹樣的。溫家寶的看法更成熟。首先他解釋民主是帶著壹個普世價值的理論，實際上跟西方的民主是壹樣的。主要強調了壹個是選舉，第二個是法制或者司法的獨立性，第三個就是壹個監督系統，包括媒體的監督，公民社會的監督等等。所以他這個概念實際上是跟西方民主的概念或者普世價值民主的概念是相吻合的。而且他最近在逐步推動中國民主化建設，包括他跟美國CNN有線電視臺做采訪，跟很多外國友人或者官方，包括我們學會在2006年10月，很榮幸跟他談了75分鐘，其中話題當中主要部分就是關於民主的。所以他的觀念可能在黨內當中還是少數，但是他代表著中國共產黨比較清新的壹個觀點。在很大意義上講，我覺得比趙紫陽所謂的民主更成熟了，而且更具體了。他實際上已經開始有壹個逐步走向民主過程的路線圖。首先先從黨內民主開始，然後到全民民主。先從基層民主選舉開始，然後逐步擴大，同時還保證了社會公民，社會法制建設各個方面的發展。但這需要時間。

德國之聲：仔細觀察中國社會，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年輕人，特別是稱為80後的年輕人，對現在的政治並不是特別感興趣。您覺得采取什麼方式才能讓中國的年輕人對國內的政治感興趣呢？

李成：這不僅是六四事件，包括其他還有很多不幸的事件，包括三年自然災害，大躍進造成人為的災難，據說死了有三千萬人，餓死三千萬民眾，這也是很大的悲劇。還有十年的文革，這個悲劇，也是當年造成的悲劇，實際上是毛澤東所謂的大民主。當然六四也是壹個很大的悲劇，首先是那些死難的學生，還有那些無辜過街行人等等。包括中國政治制度，政治改革的倒退都是非常不幸的。但是實際上在六四發生之前，當時曾經也有很多人認為中國社會好像沒有什麼理想主義，只知道賺錢等等。但是六四尤其是紀念胡耀邦，對很多人來說都是非常突然的。尤其是很多學生絕食等等，對很多人來講都是非常驚訝的，包括研究中國的壹些學者，突然那種理想主義的境界又到來了。我想中國現在年輕的壹代並不是非常關心，但是這些很快就會發生變化，尤其是意識到包括國際上發生的壹些變化，尤其是包括在中國臺灣的選舉，然後美國現在又選上了非洲裔的奧巴馬做總統，所以這些都會對中國有影響的。而且隨著中國正在逐步的崛起，如果這個社會能找到他的壹個核心價值，能夠向世界表達他到底代表了什麼，不僅僅是代表有錢或者等等，他的政治理念是什麼。所以我想遲早會發現什麼是公平，正義，民主，平等，選舉權，這些都是，我認為普世價值這個跟中國很多的學者想法是壹樣的。我想中國的民主，中國的年輕壹代也會經歷這樣壹個過程，而且這個時間也許不會很長。

德國之聲：中國政府有這麼壹個政策，就是說讓能富的先富起來。中國共產黨，包括中國政府都采取的方式就是能夠讓壹些中產階級，能夠讓他們先致富。提出的條件是他們不能對中國現行的政治制度提出質疑，對此您怎麼看？

李成：首先我覺得八九民運當時結束以後，確實整個中國的學界，思想界和知識界有壹個反思的過程，壹方面也有對政府壓制的作用。但是中國很多的學者也意識到民主並不是通過搞上街遊行或者絕食能夠達到的，而且需要壹些教育，需要壹個政治體制他本身的機構的變化，需要權力的制衡。首先這個六四民運，妳即使把政府推翻了，那麼誰來執政？那最後還是壹黨獨大攬的情況。關鍵是要平衡，關鍵是要有權力的制衡或者通過選舉等等 。當然我的觀點現在是所謂中國的壹黨兩派，盡管現在中國並不願意走上所謂的多黨制或者是西方的三權分立，這個領導人說得很明顯。但是黨內的派系在逐步的起作用，當然這並不是合法或者也並不完全公開。可是妳在北京，在上海，在深圳壹問出租車駕駛員，他就會告訴妳誰屬於哪個派。這就是我說的壹黨兩派，通俗壹點來講就是團派跟太子黨之間的互相競爭。這個競爭並不是妳死我活的競爭，因為他們的權力幾乎是勢均力敵的，所以其本身也使政治本身更加多元化，有更多的權力的牽制，所以這也是個積極的變化。不管是多黨制也好，還是壹黨兩派也好，至少也是反映出權力的制衡，妳不能夠無法無天，所以這是壹個很積極的發展。同時來講，中產階級當時在九十年代的時候，也意識到，也許壹方面是他們的利益所在，他們需要穩定，而且同時也對這種突發的街頭民主產生懷疑，但是這個過程還在進行當中。我想隨著中產階級逐步強大，然後他們也覺得有利益，他們就覺得有必要，或者是他們的利益所在來參與政治，這個過程也許很快會發生，在壹定程度上已經發生了。

德國之聲：六四20周年了，中國共產黨還在回避這壹歷史事實，您覺得澄清六四還需要多少年？

李成：我覺得不會太遠的時間。用我的觀點來講可能是十年左右。實際上現在已經有很多變動，包括前幾年對胡耀邦重新的評價，而且中國還有許多新的電影小說，有些是間接的談六四事件的，有的是被封殺了，但有的還是可以播放的。隨著當時參與的壹些政治人物，包括李鵬,退出政治舞臺或者逐漸年紀更大，我覺得新的壹代的看法就不壹樣，包括我們知道的李源潮，李克強，在壹定程度上習近平，他們首先在六四的時候並沒有參與太多。而且在壹定方面像李源潮，李克強還有壹些同情以外，實際上李源潮當時在談中央工作，他們在早期的時候也包括他們保護他們那些曾經參與過六四的那些同事等等，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確實，但是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跟年紀大的壹代，跟李鵬，江澤民壹代是不壹樣的。

(作者：當遠、 責編：謝菲)

作者：王康   發布時間：2010-2-10 13:47:36  

    學淵先生：

    　　不知道發文者是閣下，只以為又是當局某個說客。

    　　李成式唯物史觀誤導國人已久。力量對比，利益格局，中產階級，法制，學界……，與中共當代治國哲學別無二致。

    　　完全不能接受對64的評價，壹派成王敗寇謬論，全無感嘆悲憫遺憾，也毫無歷史感可言。中國8964導致蘇東自由嬗變、柏林墻和平坍塌和冷戰終結，對世界歷史功莫大焉。李成無論是否親身參予都屬罔顧歷史真理的功利浮泛之輩。至少，那些死於坦克履帶下的亡靈沒有瞑目，那些久懷喪子之痛的母親們，無法安眠……。李成壹類“自學成才”者，卻不知人類文明主要靠悲劇和啟示推動，祭祀帶給後世的莊嚴神聖，遠逾盛典功慶，何況是在中國。可悲。

    　　同樣不能接受的，是這位“成功人士”不負責任地為世界提供壹幅虛妄的中國盛世幻景，下賤地認同現代專制。廣學淵博如閣下者壹定知道，中國在物質財富上的空前膨脹，很可能為又壹次“文革”式浩劫甚至為禍世界，提供了物質基礎。這些來往於美中之間的智囊人士，怎麼就看不出，中國正滑向紅色帝國的地獄危途呢？禮崩樂壞，人倫道喪，環境惡化，窮奢極欲，精神道德全面腐化墮落，每天都在為中國“崛起”下註。由李成這類知華通美人士出任美國國會中國工作顧問，天知道他們會為天真單純的美國人出些什麼好主意。

    　　孔子與春秋法家、縱橫家們最根本區別是，天下安危，必系於明心見道，敬仁重禮。耶酥上十字架，並不意味世界就歸凱撒統治。今日戰略謀士們，舍本逐末，唯權勢與財富是瞻，故有“汙目”之嘆。

    　　居然把俞可平之流的無聊文字當成壹回事，不以與那些文奴偽學為伍可恥……。香港鳳凰衛視“首席評論員”阮次山，壹個令人厭惡的持美國護照的“地下黨員”，稍具靈性正義人士，提之搖頭。李成的“學術”言論，同功異曲，更令人嘔心。故有“汙目”之怒。

    　　與北明《中國冥路》等泣血文字相比，與鄭義、陳奎德、壹平、余英時、高爾泰、辛灝年、孔捷生、金鐘和閣下對中國的憂思掛牽生死與之的求索救贖相比，李成們的韜略理性不是汙人眼目的穢物嗎？與林培瑞、哈維爾、圖圖大主教等關切中國的國際良知們相比，李成們的進言獻策，不是汙人眼目的臟話嗎。當年堯帝以九州長相贈，許由惡聞其聲，有“洗耳”之舉。李成若覺悟，請先除羶去腥，否則勿怪我“汙目”之議。

    　　順帶壹句，實不知李成何人。如沒有那些冠冕頭餃，我倒多少想想他那些似是而非的廢話有無幾分理據。壹個知識分子，怎麼會對世間撈什子有那麼大的興趣。連毛澤東對他那些虛名都嫌累贅，李成博士怎麼連暴君都不及，匪夷所思。

    　　當此毛派卷土重來，鷹派強硬派軍國派全面得手登臺之又壹歷史關頭，布衣如我，不得不辯，如此而已。已到亡羊補牢時候了，勿使中國驕狂強悍到瘋狂地步以至禍端四起，當是眼下第壹要務，不知先生以為然否？

    　　提個建議，以後重發，望署上大名，免生誤會。

    　　春節時至，王康在重慶拱手拜年了。

    　　2010年2月9日

    　　李成：現任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研究主任及高級研究員。出生於上海，畢業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外語系。壹九八五年自費赴美留學，並獲得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亞洲學碩士和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曾著有《再次認知中國》、《中國新壹代領導人》、《架起跨越太平洋的思想橋梁》、《變化中的中國政治版圖—民主的前景》等學術專著。並在西方著名學術和政策雜誌如《世界政治》、《中國季刊》和《外交政策》發表近百篇文章。負責布魯金斯學會出版社桑頓中國思想家叢書系列。現還兼任美中全國關系委員會常務執行理事，美國國會中國工作小組顧問委員會委員，百人會副主席，世界銀行顧問，和美國當代國際事務研究所常務董事。

    　　•••••••

    　　全球頂尖智庫關註中國在危機下扮演角色

    　　北京《環球》雜誌：布魯金斯學會目前關註中國那些問題？為什麼會關註這些問題？

    　　李成：布魯金斯學會對於中國的研究目前主要由“約翰•桑頓中國中心”承擔。布魯金斯學會董事長約翰•桑頓認為，二十壹世紀的經濟的繁榮、政治的穩定、世界的和平需要壹個積極的、負責任的中國。當年“約翰•桑頓中國中心”成立時，“中國崛起”還僅僅是壹種預測，而現在已經成為現實，沒有人對此表示懷疑。我們現在做的研究著眼於中國的未來，分為四大板塊：

    　　第壹個板塊是經濟、金融與貿易。我可以介紹幾個研究課題。首先，與中國“經濟五十人”俱樂部於今年九月舉行對話；第二，與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就中國經濟發展問題在北京、堪培拉和華盛頓舉行對話；第三，與某財經雜誌的年終會議；第四，繼續參與美中經濟和戰略對話，計劃於十二月對戰略對話的意義、影響力及改進進行全面檢討；第五，就上海建立國際金融和船運“雙中心”問題同上海市委經濟研究中心合作。

    　　第二個板塊是中國國內政治發展。這個板塊包括以下幾個課題：首先，關於中國領導人的研究，包括對當代領導人和未來領導人的研究。第二是關於中國知識界的研究。我們計劃推出壹套中國思想家叢書，從政治學、經濟學、法學、人類學、歷史學等學科選擇最好的學者，幫助他們出版專著，中國正在經歷思想界的復興，有很多閃光的、非常有前瞻性的觀點，我們壹直在關註中國思想界的影響力。在美國很少看到中國學者的專著，我們認為應該幫助美國下壹代智庫了解中國思想界，這套叢書的第壹本已經面世，是俞可平的《民主是個好東西》。

    　　 ••••••••••••••

    　　美國學者李成評論“六四”事件稱失敗是必然
 

    　　六月五日，多維新聞網刊登對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中國問題專家李成的專訪。在專訪中，李成稱，根據當時的局勢，學運失敗是必然。中國二十年來政治社會變化很大，西方不應公式化地看待現在的中國。

    　　對於有說法指當時的學生太過激烈，導致最後不可收拾的局面，李成表示，青年人有太過激烈的行為是可以理解的，但根據當時的局勢，這場變革必然會失敗。也許學生能推翻政府，也許軍隊會倒向民眾，但絕不可能建立壹個健康的民主制度。健康的民主制度必須有社會結

    　　構、權力均衡、有組織的反對勢力，但這些在當時的中國都不存在。而且，學生運動後期出現壹些問題，尤其是無法有組織地領導學生運動，學生領袖壹波波來來去去，所以留下比較極端的學生領導人，主張溫和、正式對話、妥協的逐漸失去市場。

    　　李成說，“如果說六四給了壹些意義的話，其中壹點就是給了經驗教訓：怎樣來實現中國真正的民主。需要去考慮民主的程序、規則、權力平衡，而不只是喊口號、上街絕食等等。我不是說這完全是錯的，但要建立壹個有效成熟的民主制度，不是用休克療法或群眾運動就能解決的。”

    　　對於平反“六四”壓力是否主要來自海外，李成表示，國內平反 “六四”的呼聲不是很強，反而是中國境內網民對流亡海外的民運多有多批評和意見。來自海外的壓力也不是很大，因為海外人士在重新認識中國。他指出，經濟的快速發展帶來社會變化，例如二十年前公民社會、中產階級根本不存在，司法制度也剛開始建立，如今，壹個人數眾多的法學隊伍正在成形、中產階級的數量增長快速、中國的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也在逐步崛起，都是非常可取的變化。

    　　李成認為，中國二十年來在政治制度方面的變化也很大。“如果把民主看成是壹個過程而不是壹個事件的話，有很多非常積極的變化，包括領導層之間各種派系的平衡、妥協；黨內選舉逐步運用；地方選舉開始施行，尤其是村民選舉；黨的制度化建設上也是，領導層當中，包括任期、退休、各地方利益集團的分配，都在逐步健全。”

    　　另壹方面，李成也認為，西方對中國的印象也該有轉變。“西方不能將觀念局限在二十年前的中國，否則也是犯很大的錯誤。因為中國發生了很多的變化，包括政治方面的變化，當然這裏不是講民主化、多黨制，但媒體的商業化、中產階級的崛起、司法制度逐漸建立、公民社會的形成、黨內權力制衡，這些都是在政治和社會方面非常重要的變化。”

    　　專訪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美國國會中國小組顧問李成博士

        《瞭望東方周刊》 記者戴聞名  2008-11-13

    　　李成：奧巴馬身邊有很多知華派

    　　對於這場美國大選，中國人最關心的問題之壹就是，這位新當選的、此前並無太多與中國淵源的年輕美國總統，在未來將如何應對中國？

    　　中美關系將呈現怎樣的新趨勢？

    　　《望東方周刊》為此專訪了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李成。李成博士在中美關系領域有多年的前沿經驗，同時擔任美國國會中國小組顧問、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理事，及美國著名華裔團體“百人會”董事。

    　　《望東方周刊》：據妳所知，即將組建的奧巴馬政府中，中國政策的班底情況如何？

    　　李成：在競選中奧巴馬有壹個很大亞洲政策班底，有六十多人，其中中國政策顧問有15-16人。

    　　奧巴馬身邊有很多“知華派”，包括傑夫•貝德（Jeff Bader）（布魯金斯學會中國項目主任）、大衛•藍普頓（David Lampton）（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關系研究院中國項目部主任）、理查德•布什（Richard Bush）（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溫迪•舍曼（Wendy Sherman）（前美國駐伊拉克大使和朝鮮問題特使），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克林頓時期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部資深主任、現為布魯金斯學會客座研究員）等等。

     

 網友評論

由 * * 發表於 2010-2-21 11:22:34

    我倒是覺得李成文中關於六四部分的說法 句句在理 。 “對於有說法指當時的學生太過激烈，導致最後不可收拾的局面，李成表示，青年人有太過激烈的行為是可以理解的，但根據當時的局勢，這場變革必然會失敗。也許學生能推翻政府，也許軍隊會倒向民眾，但絕不可能建立壹個健康的民主制度。健康的民主制度必須有社會結構、權力均衡、有組織的反對勢力，但這些在當時的中國都不存在。而且，學生運動後期出現壹些問題，尤其是無法有組織地領導學生運動，學生領袖壹波波來來去去，所以留下比較極端的學生領導人，主張溫和、正式對話、妥協的逐漸失去市場。 　　李成說，“如果說六四給了壹些意義的話，其中壹點就是給了經驗教訓：怎樣來實現中國真正的民主。需要去考慮民主的程序、規則、權力平衡，而不只是喊口號、上街絕食等等。我不是說這完全是錯的，但要建立壹個有效成熟的民主制度，不是用休克療法或群眾運動就能解決的。” 難道不是這樣的麼？正義在學生壹方，政府殺人有罪，我們就要神化六四麼？任何對六四的批評都聽不得？況且，李成這篇文章也沒怎麼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