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食品安全法》正式實施。

《食品安全法》耗時多年，幾易其稿，方方面面都經過詳細討論，也借鑒了先進國家的經驗，方才出臺，較過去的《食品衛生法》有很大的進步。在多年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問題下，人們對《食品安全法》給予了很大的希望。《食品安全法》有多安全呢？

綜觀中國食品問題，缺乏有效的監管肯定首當其沖，《食品安全法》有綜合監管流程，維持了以往分段監管體制，據說借鑒了先進國家的管理辦法。先進國家如美國的食品管理，有橫向和縱向的管理體系。在橫向上，五大機構分工管理不同的領域。譬如農業部管理農產品，食品和藥品局負責檢測……等等  ，和中國有類似的地方。但是實際上效果可能完全不同。例如在縱向上，美國的農業人口只占2%，農業部可以很有效地從地頭壹直監管到飯桌。中國則有非常龐大而松散的農業人口，有2億多農民以及50多萬家食品生產企業在生產食品，生產系統太過龐大，以致於有關部門無法對生產流程的各個環節進行有效監管，安全法中綜合監管仍舊存在層疊交叉的弊病，根據中國的國情，實際的效率和成效是不言而喻的。

重要的問題還不在此。眾所周知，美國食品安全得到保證的壹個有效的辦法是民事訴訟賠償，企業在問題發生後，往往在第壹時間撤回食品，然後爭取庭外和解，否則，就可能面臨天價的訴訟賠償。這在中國，基本是個空白。在中國，現行的私人民法訴訟及破產體系並未真正地發揮作用，受害人難以獨立采取有效的法律行動。新的《食品安全法》規定賠償的上限為10倍於食品的價值，在類似三鹿奶粉事件中，10倍的賠償是不會被瘋狂逐利的產家認真看待的。只有當民眾可以通過訴諸法律獲得巨額賠償的情況下，食品安全體制才有可能真正影響食品生產企業的所作所為。 食品生產商會知道，如果這種訴訟賠償巨大，過於頻繁或範圍廣泛，它最後只能淪落到破產的地步。當然，這就也對中國的現行破產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

另外，法律是否唯壹的手段？對於美國社會來說，食品安全並不僅僅靠的是法律的強制。三鹿事件後，溫總理說過，“企業家的身上還應該流著道德的血液。”，很多人對此不以為然。馬克思韋伯曾經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裏分析過宗教與資本主義的關系。他指出，某些形式的新教的教義支持理性的追求經濟利益以及世俗的活動，將這些行為賦予了正面的精神以及道德的涵義。在美國經濟起飛的時期，美國也有過食品衛生不堪回首的時期，後來的進步，除了不斷地制定食品安全法規，事實上存在著像溫總理說的那樣的情況，按照韋伯的分析，企業家的道德血液與新教關系密切。這在宗教感很強的美國，這是事實也是很容易被理解的。在中國，在信仰缺失，道德準則失範的社會裏，許多事例表明，只要有利可圖，就會有人無視法律鋌而走險，即便是死刑也不足以威懾，法律管不到的地方就更毋庸而言了。

最後，應該對農業領域進行廣泛地改革，努力提高農民的教育水平，切實保障公民的財產權；允許食品價格隨行就市；獎懲分明，允許那些安全質量信譽良好的企業能從他們的優質產品上賺取合理的優厚回報……等等，為了國民的食品安全，努力推進各項改革措施，已經是刻不容緩了。

總而言之，食品安全是壹個綜合性的社會問題，僅靠壹部《食品安全法》，而沒有其他種種的改革措施跟上，食品安全，依然是個堪憂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