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善而行：胡佳的命運


茉莉



最初，胡佳的名字是和可可西裏的曠野，奔跑的藏羚羊聯系在壹起的。而後，我們看到這位年輕的牛仔走下青藏高原，走入千瘡百孔的人間，和那些患病的、挨凍受餓的、含冤受屈的、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們在壹起，分擔他們的疾苦並為之抗爭。終於，在壹個寒冷的冬日，他拋下他所摯愛的妻女，帶著日趨嚴重的肝硬化，走進不可測的黑暗囹圄之中。

這個新年，因為胡佳的被捕而蒙上陰影。在憂憤不安的心境中，我思索這個像鄰家男孩壹樣瘦小普通的年輕人，是怎樣經過他生命中的幾番轉折，懷著壹顆向善的心並付出行動，終於在精神上，達到了壹個我們難以企及的高度。


◎ 從大自然走向人權前沿


36年的生命履歷，胡佳有著不同尋常的豐富。在環保尚未被中國人所重視之時，這位首都經貿大學信息系的畢業生，就因為熱愛大自然和動植物，自願和壹位日本老人到內蒙古去植樹。他捐款做義工，看護大雁，參加拯救麋鹿行動，保護藏羚羊，較早成了中國最大的環保組織“自然之友”的會員。可以說，胡佳是當今中國環保運動的先驅者。

從2000年起，胡佳開始關註中國的艾滋病狀況。在拯救藏羚羊的誌願者團體工作時，他曾面對壹千多張血淋淋的藏羚羊的皮，面對制造罪過的盜獵者。但是，當胡佳深入河南鄉村，他接觸到的是：成千上萬在生命邊緣掙紮的絕望的艾滋病人。

連壹只螞蟻都愛惜的佛教徒胡佳，對需要幫助的艾滋病人掏出了他的赤子之心。他經常引用孫思邈《大醫精誠》中的壹段話，作為他獻身艾滋病救助工作的座右銘: “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誌，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研繭，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壹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後，自慮吉兇，護借身命。……”

這時，胡佳所面對的，就不再是幾個蓬頭垢面的盜獵者了，他開始面對壹個愚頑而說謊的政府。因為對艾滋病人的悲憫大愛，他不能不站出來，以非同尋常的勇氣揭露真相，批評當地政府管理血液混亂不嚴，指責河南法院不給婦女輸血感染艾滋病人群立案。

誠實而勇敢的胡佳，就這樣，從對大自然和動物的關註，轉到了對人的關註。在關註艾滋病人的命運時，他看到人們失去基本人權的悲慘，因此他參與了中國公民的維權運動，走上了壹條光榮而危險的道路。



◎ 因仁慈成為“制度的掘墓人”



在北京朝陽區國保隊隊長的電腦裏，保存著胡佳給他發送的壹條短信：“我是妳們這個制度的掘墓人。”壹貫被人認為是溫和而謙遜的胡佳，此時激憤地向壹個制度發出宣言。

有人認為，這是壹個傻孩子的偏激之辭。是的，這個傻乎乎的大男孩，不是那種熟讀政治理論、在紙上洋洋萬言的精英學者，也不是那種高瞻遠矚、縱橫捭闔的領袖人物，他只是壹個單純的有愛心的行動者。從環保、艾滋病事業到人權，他做的大都是壹些瑣碎而繁雜的日常事務性工作。

然而，這個專心致意為他人做小事的胡佳，在現實中看到了什麼呢？———他熱愛的大自然被人為糟蹋得滿目瘡痍；他嘔心瀝血為之服務的艾滋病人，其權益得不到保障：他關註的上訪者求告無門、無處伸冤？他牽掛的拆遷戶失去家園；他支持的太石村村民罷免村官事件，在暴力高壓之下流產；他結識的維權律師朋友被當局施以殘忍的酷刑，……。這壹切，迫使他追問中國社會的弊病所在，毫無疑問，這壹切都和當今中國的制度有關。

這個信仰東方佛教的大男孩，信奉的也是西方哲人所說的人類兩種最基本的道德：“正義和仁慈”。他不是政治的，他只是仁慈的。心懷慈悲的他，帶著壹個要幫助弱者的簡單願望，童言無忌地揭露和指責侵犯人權的現象，結果不可避免地，和壹個與正義和仁慈為敵的政府較量上了，他成為權勢者的眼中釘。

這大概是所有真誠而徹底的理想主義者的必經之路。自1989年發生六四屠殺之後，胡佳食素至今。“與哀哭者同哀哭，與捆綁者同捆綁。”這個病弱的男孩，身不由己地，站到了民主與專制交鋒的的最前沿。



◎ 他為父母曾經的厄運不再而工作



今年，胡佳已經36歲了，已經有了妻兒，但長期沒有經濟收入，壹直靠父母養活。前年他和誌同道合的曾金燕結婚，妻子去企業工作養家，而胡佳的醫療費還需要父母資助。有人因此指責他經濟上不自立，不孝順年邁的父母。

這些指責他的人不能理解的是，胡佳不是沒有能力掙錢，他本來在北京電視臺有很不錯的工作。當初搞環保時，胡佳曾參加裝飾工程專案經理的培訓，想用自己掙來的錢做環保。然而，正直而清純的他，無法適應商場上爾虞我詐、花天酒地的環境，而現實中，中國的環境壹天天在惡化，艾滋病人壹個個在死去，政治犯壹個個被關押監禁。

這就逼著他壹刻不停地辛勤地義務工作。面對那麼多人的絕望、痛苦和恐懼，他顧不上考慮為自己掙錢的事情。沒有人能夠否定胡佳工作的價值和效率，他本來應該被中國有關與環保和艾滋病的機構所重用，他本來應該被海內外的人權機構所資助，但是，他的這些重要工作沒有換來報酬。即使偶然獲得壹些津貼、稿費和獎金，胡佳也把那些錢送給病人和窮人了。

美國作家愛默生曾說，人文知識分子不把自己的追求當作獲取報酬的職業，他們可以去做燈塔守望者謀生。但胡佳幾年來被當局綁架、毆打和長期軟禁，連起碼的人身自由都沒有，中國大地哪裏還有壹座清閑的燈塔，可以讓他去守望呢？

從另壹個角度看，胡佳是天下最孝順的兒子。1957年，他的父親在清華大學被打成右派，他的母親在南開大學被打成右派。作為老右派的孩子，胡佳現在所做的壹切，都是在為使父母遭受厄運的時代不再重演而工作。



◎ 胡佳被捕所引起的社會反響


在胡佳被捕後，為他發出呼籲之聲的，有壹些是我們料想不到的人物，例如，幾百位上海冤民發表絕食聲援書《與胡佳共受難》，廣東寺廟的妙覺法師發表了《壹封關於釋放胡佳致主席菩薩的公開信》，深圳的聖觀法師也呼籲釋放胡佳。這些說明，作為壹個虔誠的佛教徒，胡佳的所作所為是超越政治、具有廣泛的意義的。

不少中國知識分子在獲知胡佳被扣以“涉嫌煽動顛覆政府”的罪名入獄之後，寫下他們的肺腑之言：

廣州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說：“胡佳之被捕，讓我想起佛教中以身飼虎的故事。”“暗夜裏本來有幾顆蠟燭，如今，敢於閃亮的蠟燭就要給掐滅了。”

早在2006年胡佳被綁架失蹤時，作家余世存就寫道：“我夢見了胡佳。……這個高尚、純粹、勇敢的年輕朋友，比我認識的許多學者教授更讓人尊重。”

姚遙先生質問道：“是什麼樣的社會，總是把理想主義者作為頭等的敵人；什麼樣的監獄，是最徹底的理想主義者的歸宿？”

已經被當局威脅多次，被要求在胡佳壹案上“徹底閉嘴”的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師、人權律師騰彪，最近接連寫下幾篇聲援胡佳的文章。在文中，騰彪如此表明心跡：

“胡佳是我見過的最純潔、最勇敢的中國人（而不是之壹），他捍衛的是生活的真實和人性的尊嚴；像那個說皇帝沒有穿衣服的孩子壹樣，他說出的僅僅是人們想說而不敢說的簡單的真相。如果胡佳的文章算是‘煽動’，那我麼願意繼續胡佳的事業。東海壹梟兄有詩曰‘我來了，我顛覆’，作為壹個寫作者，我也願意面壁十年，吼壹聲：‘我來了，我煽動！’”

愛因斯坦曾說：“居裏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熱忱，哪怕只有壹小部分存在於歐洲的知識分子中間，歐洲就會面臨壹個比較光明的未來。”假如中國還要有壹個比較光明的未來，那麼，我們海內外中國人就都有義務，保護胡佳這樣向善而行的人不致因摧殘而雕零。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08年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