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的隱患

　　5年前筆者在《美國與巴基斯坦為何培養恐怖分子》壹文裏提到1893年阿富汗當局在英國高壓下，被迫承認“杜蘭線”的劃分。根據當時的協議，該線東南部的廣大普什圖族的生活範圍暫由英國殖民當局管理，百年後則歸還阿富汗。

　　1947年，英國勢力退出西南亞，臨走前推出個《蒙巴頓方案》，建議將該殖民地按“宗教屬性”劃分為巴基斯坦與印度兩個新國家。於是乎，原該於1993年歸還阿富汗的土地，劃進了巴基斯坦領土範圍。該地區大體上也就是該國於1947年立國後，以“西北邊省”命名的原屬阿富汗的地區。

　　巴基斯坦在歷史上不曾以國家形式出現過。英國殖民時代，多將防衛力量集中在阿富汗，以對付自北南下的俄羅斯勢力。至於整個“巴基斯坦”地區，多采取支付“酬金”辦法，讓該地區的諸多部落領袖、郡主打理本地區的治安問題。

　　1947年巴基斯坦獨立時，雖然97%人口均屬伊斯蘭教徒，其眾多民族、部落、家族卻構成壹個毫無國家認同觀念的百衲圖。無論是西部的俾路支省，南部的信德省，均與普什圖民族壹樣，具有濃厚的分離意識。以俾路支省為例，不只是其占人口多數的布格蒂族爭取獨立，甚至該省境內人口眾多的普什圖族（30%），也有與俾路支省分家、自立門戶的傾向。

　　巴基斯坦當局自建國以來最為關註的問題，除了與印度爭奪克什米爾地區之外，就是維護國家的完整，尤其是防止境內普什圖民族返回阿富汗的懷抱。

　　如前所述，阿富汗與巴基斯坦之間雖有明確國界（即杜蘭線），卻從來無法阻止普什圖民族的自然交往（商業、遊牧、探親）。全國範圍內，人口比例約占20%的普什圖民族不僅在經濟、文化領域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在政府、軍隊裏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鑒於此，巴基斯坦當局壹向對普什圖民族的事務采取從寬態度；對阿、巴兩國的普什圖人之間的交往也從不敢進行過分幹預。換言之，所謂的國界形同虛設。

　　普什圖民族在阿富汗又屬多數民族，1919年阿富汗擺脫英國統治、取得獨立地位以來，也壹直由普什圖人在政治領域起主導作用。該因素又決定了巴基斯坦壹向執行袒護阿富汗普什圖人利益的政策。結果是，巴基斯坦面臨著既要支持阿富汗的普什圖人，又得防止他們提出“歸還巴基斯坦西北邊省”的尷尬場面。為求壹勞永逸，巴基斯坦從1979年蘇聯對阿富汗進行軍事幹預的壹日起，便與美國、沙特阿拉伯、英國與中國壹道，對抵抗蘇軍的阿富汗各個民兵組織進行全面的支持。非但如此，1989年蘇聯自阿富汗撤軍，並導致1992年左派政權垮臺後，巴基斯坦政府仍不斷支持塔利班勢力，促使他們於1996年成功地結束內戰、奪取政權。所謂“支持”，當然是指提供軍火、經援，同時也包括派遣巴基斯坦的普什圖遊擊隊。從巴基斯坦的角度看，只要與塔利班維持良好關系，就能夠確保西北邊省的領土主權。

　　巴基斯坦之於九十年代繼續幹預阿富汗內政，自然還有壹個重要國際因素，即美國、英國、沙特阿拉伯此時均看到中亞地區新獨立國家的重要性。為避免該地區的大量石油、油氣資源取道俄羅斯或伊朗出口，最妥善的辦法便是穩定阿富汗局勢，並建立壹條經阿富汗，由巴基斯坦出海的通道。如此壹來，不止是提升巴基斯坦的戰略地位，同時也能夠從中亞貿易取得巨大經濟利益。就此意義而言，透過巴基斯坦控制阿富汗，讓普什圖伊斯蘭教遜尼派勢力堵截伊朗的什葉派擴張，也切合美國的戰略布局。

　　巴基斯坦對阿富汗塔利班的支持，直到2001年911事件發生、受到美國壓力後，方勉強中止。巴基斯坦支持塔利班的過程長達20多年，跨越前後兩個軍政府與介於其間的兩個民選政府。如今打扮為民主領袖、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劃清界限”的布托女士也難咎其責。那麼，究竟該政策又對巴基斯坦產生什麼後果呢？

巴基斯坦除了上文提及的民族問題外，更加無可救藥的其實是該國經濟領域的封建結構。簡言之，從立國之日起，直到今天，300多個權貴、封建家族控制著全國經濟命脈的狀況絲毫不見好轉，以至於6%年均增長率只能使上層社會受益，而勞苦大眾卻不見生計改善。長期以來，任何政策、政令的推行，必須經過重重地方勢力的認可，如此，壹方面制造了官員貪腐的溫床，又不得不依靠軍隊來維護國家的統壹、安全與社會治安。國家武裝力量對內而言雖然是個不可或缺的穩定力量，為解決國際紛爭、對印度戰爭的再三失利，又使民眾對國家的信心喪盡。於是乎，當國家當局透過伊斯蘭教士學校（Madrassa），在上百萬阿富汗難民中積極招納、培訓遊擊戰士，並灌輸聖戰、殉道思想時，也同時吸收了大量巴基斯坦本地的激進青年。

　　其實，環顧世界，任何壹個國家長期處於貪腐橫行、紛爭不息、戰事敗北、饑餓貧窮、公共教育失敗、前途絕望的當頭，均會產生內容與法西斯近似、形似不壹的原教旨主義、清教徒運動。這種社會運動不論是否打著宗教旗幟，追求的都是清廉政治、平均主義、集體主義、軍國主義。因此，當巴基斯坦的原教旨主義青年於1996年成功地協助阿富汗民族兄弟建立了伊斯蘭教塔利班政權後，直接意識到的就是如何繼而改變巴基斯坦的政治生態。此際，恰好南斯拉夫土崩瓦解，壹個個伊斯蘭教勢力（波斯尼亞、科索沃、車臣等）非但不受遏制，反倒受到西方國家的全方位支持，由是更加助長原教旨主義的沖動。這時，他們不是順勢四下串聯、殺人放火，便是直接在克什米爾向印度守軍發動大規模的攻擊。印度境內，尤其是旁遮普地區，也無可幸免地頻頻發生恐怖主義爆炸事件。克什米爾的冒險行動並沒有取得預期的國際支持，個中原因不外是印度早已與俄羅斯疏遠，九十年代末甚至成為美國圍堵中國的“弧形包圍圈”的重要環節。這個包圍圈的建構，直到911事件打亂美國戰略部署的優先次序，才暫時擱置下來。

　　鑒於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勢力的急劇擴張，終於觸發穆色拉夫的軍事政變。然而，此時巴基斯坦西、北諸省已基本上與阿富汗南部結為不分妳我、對巴基斯坦又是貌合神離的共生體。

　　本來，穆色拉夫軍政府以壹個維護穩定的超然態度，右手執槍、左手柔懷，還勉強為各方勢力所接受。然而911事件後，美國壹方突然改弦易轍，對伊斯蘭教世界大張旗鼓進犯，並要求穆色拉夫積極配合打擊原教旨主義勢力。如此壹來，無非是讓穆色拉夫選擇壹個火坑。穆色拉夫考慮再三，做出了投靠美國的選擇，其後也的確透過對紅色清真寺的掃蕩，向美國表明了他破釜沈舟的決心。經過此戲劇性的轉變，巴基斯坦頓然出現兩個水火不容的共生體，壹個區域性局部問題終於擴展為典型的國際性問題。2007/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