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土著的回鏢和達摩克勒斯的懸劍--談法國的巴蓬審判案
自今年10月初法國政府對維琪政府官員巴蓬提出起訴之後，執政黨內部掀起了壹場激烈的爭執，其內容不僅涉及巴蓬本人的罪責問題，甚至還牽連整個法國現代史。壹場小小的官司竟然勾起法國人刻意回避了50年的歷史，其結果自然是希拉克總統始料不及的。
戴高樂派的歷史觀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或更確切地說，在法國戰敗後由貝當將軍主持維琪政府期間，法國當局曾在德國納粹政府的授意下，先後遣送了7萬6千名法國猶太人至納粹分子之手，其中生還者只有2500人。
1944年8月25日，戴高樂將軍隨盟軍收復巴黎後，壹方面成立了臨時政府，對維琪政府若幹政要進行整肅；壹方面聲稱“勝利歸功於法國人”，“共和國壹直巍然存在，維琪政府則始終形同虛設”。在這種指導思想下，所謂的“共和國”(即無兵之將的戴高樂將軍在倫敦成立的“自由法國”流亡政府)自然不應當對維琪政府的任何行為承擔責任。根據同壹邏輯，戴高樂之後，所有的保守派政府均不認為法國政府與法國人民應當對上述不體面事件負責。
到了社會黨執政時期，密特朗總統雖然仍舊不認為國家與人民應對該事件負責，卻持著與戴高樂派截然不同的理由。在密特朗看來，法國戰敗後唯壹的執事政府是維琪政府，而非流亡政府。既然法國處於戰敗狀態，並受到德國占領當局的脅迫，其主權就並非完整，其行為就並非自由。在此情況下，無論國家或人民均不應當對無可奈何的不幸事件承擔責任。
爭論的爆發與澳洲回鏢
待戴高樂派再次主政之後，1995年7月16日希拉克總統為了提出與密特朗不同的看法，突然宣布“掩蓋這段事實於歷史無益”，理由是“國家對德國占領當局的瘋狂犯罪行為提供協助的事實是無可置疑。該事件沾汙了我國的歷史、我國的人民，因此我們得承擔集體責任。”與此同時，希拉克自然也不忘提及“另壹個自由法國曾對維琪政府及德國占領當局進行了不懈的鬥爭”。雖然希拉克嘗試矮化維琪政府的地位，他的主張仍然是間接地承認了維琪政府的存在與有效性，同時也等於間接承認，整個國家對維琪政府的所作所為有繼承義務的責任。
由於希拉克的表態在國際上獲得了高度贊賞，戴高樂派的若幹同僚盡管對希拉克的高姿態感到不妥，卻始終保持沈默。但是當今年10月初，法國政府對87高齡的維琪時代某地方副警察局長巴蓬正式提出起訴時(由於他曾經簽署過幾道將1690名猶太人遣送至集中營的命令)，許多戴高樂派政要終於再也按捺不住積壓的情緒，交相對希拉克提出了嚴厲的指責。迄今為止，有人批評希拉克的態度不啻是“對抗戰者進行汙辱”；有人認為這場審判案“減輕了納粹德國的罪責，因此對納粹分子有利”；有人提醒希拉克，戴高樂本人不僅曾對巴蓬的抗戰貢獻表示贊揚，甚至還重用過許多維琪政府的官員，其中包括壹度擔任過總統的龐比杜。
除了戴高樂陣營的紛爭外，當事人巴蓬表示這場官司是“把集體罪責推卸到個人身上”。壹向崇拜貝當將軍的極右派領袖列蓬則譏諷戴高樂派說：“在倫敦抗戰自然要比在巴黎舒服得多“。現執政的社會黨總理約斯潘反倒成了戴高樂派的調人，認為此次審判案“應當針對的是個人，而非國家”。不論這場官司的結局如何，也不論爭論如何發展，希拉克對密特朗投出的暗器，就像是澳洲土著的回鏢壹樣，結結實實地打到了自己的頭上。
歷史與達摩克勒斯懸劍
其實，當年的史實是這樣的：1940年5月前後，法國軍隊相繼敗北。敦克爾克壹役全軍覆沒，遭敵方俘獲的法軍竟高達15萬之數；設於東北部的馬其諾防線也遭敵軍突破而徹底崩潰；首都郊區更是受到敵軍的轟炸，舉國上下惶惶然不知所措。值此關鍵時刻，英軍退縮海峽對岸按兵不動，美國則“嚴守中立”見死不救。擺在法國政府面前的選擇要麼是抗戰到底，玉石俱焚；要麼是為了保全有生力量和物資建設，盡可能地在談判桌上爭取最好的議和條件。法國當局最後決定了議和。雖然，它接受了許多德方提出的苛刻條件，但也難能可貴地保留了自己的武裝、部分管轄權和殖民地。
貝當將軍所主持的維琪政府處境始終極為不利，壹方面要對付政府內部的法國納粹分子，壹方面要設法盡快把落於德國手中的數十萬法軍戰俘釋放回來。在此背景下，猶太人便成為“棄卒保車”、“交換人質”的犧牲品。盡管如此，當時除了備受英、美當局冷落，孤苦伶仃的戴高樂流亡政府與微不足道的遊擊隊之外，絕大多數法國人民的確是毫無保留地支持維琪政府。10年前某作家便曾以《四千萬個維琪主義者》為題出書，如實描寫了當時全部人口支持維琪政府的情景。
戰爭結束後，戴高樂對整個二戰史作了嚴重的歪曲，對維琪政府的部分領導人與納粹分子也進行了整肅。但是整肅活動進行不久就不得不突然中止，原因是絕大多數人民不願再觸及這段令人無奈、傷感的往事，同時打擊面過大也不利於民族團結。如今，經過50多年的沈默，法國人終於在希拉克的挑動之下，打破了願意真誠對待歷史的人士的沈默，也勾起了民眾難堪的回憶。
史學家常說，歪曲的歷史就像是把達摩克勒斯的懸劍，在適當的時候，總是會落在我們的頭上。如今，懸掛在法國人頭上的劍終於掉落下來，唯不知是否能夠適當地切除那根死要面子的神經。
達摩克勒斯是把雙刃劍
這次審判案，同時也引申出另壹個問題，即為什麼當時要拿猶太人作為犧牲品？今年9月30日，法國主教為了天主教教會（代表95%的法國教徒）於二戰期間始終對猶太人遭迫害的事件表示沈默，而向法國猶太人社團表示道歉。
兩年來，經多方指出，戰後法國政府曾接收了維琪政府與德國占領當局所沒收的猶太人財產作為“國家財產”；戰後政府多次拍賣數百棟原屬猶太人的不動產；法國博物館至今藏有數千件原屬猶太人的珍貴藝術品；法國銀行裏也像瑞士銀行壹樣地占有猶太犧牲者的存款與黃金……。另有人強調，德國納粹的排猶政策曾獲得大多數歐洲國家的合作；集中營裏遭殺害的猶太人來自17個國家；在許多這些國家的銀行與博物館裏均藏有猶太人財產；這些國家均有長期迫害猶太人的歷史；這些國家於戰後也經常發生迫害或歧視猶太人的行為。例如，許多東歐國家從德國獲得給猶太人犧牲者的賠償費之後，並沒有轉交給猶太人，而是充為國家所有…。簡而言之，迫害猶太人的行為不只是發生於戰爭時期的德國或占領區，同時也普遍發生於戰前的整個基督教世界與戰後的部分基督教地區。因此，當前對法國迫害猶太人事件的批判，也同時是個對整個基督教文化的批判。於是，這把由希拉克壹口氣吹下來的達摩克勒斯懸劍，不只是揭開了法國的瘡疤，同時也用另壹面鋒口，對西方文化進行了無情的剖析。
原載於新加坡《聯合早報》11/11/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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