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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人的反猶歷史與煩惱

俞力工


德國人的反猶歷史與煩惱
 
 
  本年初夏,美國市場上推出了壹本以《希特勒的自覺自願的劊子手----德國的普通老百姓與猶太人之滅絕》為題的社會科學專著,作者為年僅35歲的哈佛大學政治系副教授丹尼.哥德哈根先生。
 
 
  當這本書排榜為十大暢銷書籍的消息傳到德國之後,新聞界與學術界為之震驚。八月初,當該書的德文譯本已在德國書市出現之後,作者始接受德方的邀請前往德國,與德國專家進行答辯。
 
  哥德哈根走訪德國期間,首先由向以自由主義風格標榜的《明鏡周刊》的發行人親自發難,進行了壹場激烈的辯論。隨後,又在四個大城市的電視臺與各方面的專家進行了討論。出人意表的是,經過幾場“陣仗”之後,觀眾與讀者對哥德哈根的論文宗旨,紳士風度與答辯技巧表示熱烈贊賞,絕大多數為捍衛民族尊嚴而對受邀方進行鞭策的專家們卻得不到群眾的認同。以下,筆者就正反兩方的
主要觀點略加介紹:
 
  1.反對意見:由猶太人在德國受到迫害的事件,作出德意誌人民具有消滅其他種族的本質或個性的結論,就方法論而言,是壹種循環論證。
 
  哥德哈根:如果說,由於排猶事件發生在納粹政權時期,便斷稱只能由納粹政府擔負責任,或說與人民無關,也同樣是壹種循環論證。自1938年琉璃夜事件起,到戰爭結束止,在德國只能找到支持排猶政策而找不到任何反對的聲音,便是最好的證明。更何況在此期間,德國民間曾經對國家的許多其他政策提出過反對意見。因此,將納粹政權與帶有濃厚排猶意識的人民加以區分的傳統辦法是不
正確的,這也就是“自覺自願”提法的來由。
 
    2.反對意見:作者對原始資料的取舍具有嚴重的選擇性。例如對“武警”(Polizeibataillon)暴行的敘述,便不能得出全體人民均如此如此的結論。因此作者犯有斷章取義、以偏概全的毛病。
 
  哥德哈根:以“武警”的所作所為作為個案研究對象,關鍵在於取其代表性,而不是作歧視性的素材選擇。“武警”的代表性在於其成員遍及各個社會階層,絕非受過特殊培訓的精衛隊分子(SS),他們之能夠在大街小巷以殘酷的手段迫害、殺害猶太人,說明壹般人民支持排猶、滅猶政策。同時,撰寫此書的目的在於探討消滅猶太人政策的社會基礎,而不是去介紹德國人此際的所有經歷。
 
    3.反對意見:綜觀波士尼亞、盧旺達事件,可理解民族糾紛是歷史上經常出現的現象,不應斷言這是德意誌人獨有的個性。
 
  哥德哈根:比較研究的目的在於找出問題的通性、特性與規律,而不在於把問題淡化與相對化(relativieren)。德國人滅猶、排猶的特點在於,德人與猶人之間並不存在任何糾紛,同時德人甚至超越國境四下追殺猶太人,該行為既帶有傳統的反猶太的宗教因素,又帶有極其狹隘的種族主義反猶色彩,(筆者按:即便紐倫堡法令第二條也只禁止德人與猶太人之間發生性關系,黑人與吉蔔賽人
則不受影響)因此它是獨壹無二的。
 
    4.反對意見:何以證明德意誌人曾經具有反猶、滅猶的民族個性,而如今又表現在何處?
 
  哥德哈根:所謂民族個性當然是指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當條件改變,該個性也隨之改變。德意誌歷史的特點在於民族主義形成的時期並不象其他民族曾擁有統壹的國家,而是長期建立在共同文化和血緣的強烈認同基礎之上。戰後的德國是壹個民主社會,民族個性自然不同於納粹時期。
 
    5.反對意見:許多德國人在排猶時刻並不了解其行為的動機何在,而只是聽命於上頭的指示。
 
  哥德哈根:不同意這種“無動機殺人”的解釋。排猶、滅猶不只是在集中營裏進行,同時也發生在全國的大街小巷。老百姓既是知情、贊同,又是積極配合。
 
    6。反對意見:作者應了解排猶、滅猶事件發生在集權、專權時代。
 
  哥德哈根:希特勒的集權與斯大林的暴政有所不同,前者受到人民的擁護,後者則是赤裸裸的暴力。
 
 
 
 
      自從紐倫堡大審將壹批納粹領袖以違反人性罪處以極刑之後,德國人民為之松了壹口氣。此後,將壹切罪責壹股腦地推在納粹專權的身上,便能夠昂然無慮地迎接新生活。至於為何納粹政權及其政策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壹事,則鮮有人認真提出、探討。長年以來,“集體責任”壹詞幾乎是德國人民最感厭惡的字眼。任何人作出如是主張,毫無疑問地會受到集體的圍剿。
 
  七十年代的學生運動首先對德國的“官方史”和父母輩在排猶時期的行為提出質疑,但畢竟由於與社會隔離,其影響僅及於知識界家庭。此後,直到七十年代與八十年代之交,當美國推出壹部名為“滅族”(holocaust)的電影巨片並獲得最佳影片金象獎之後,才在全德國範圍造成轟動,並引起廣泛的討論。然而盡管如此,“集權”、“暴政”仍舊是老壹輩人士的托辭,其中偶有較坦然者,至多承認自己當時全然出於“懦弱”不敢對當局提出異議,至於勇於擔負責任者則是絕無僅有。
 
  近兩年來,德國突然出現了壹個極端反常的現象,即有關基督宗教的反猶太傳統,《新約》的反猶內容,中古時期德意誌社會的反猶活動,浪漫主義時代德意誌思想家的反猶情緒,希特勒的反猶思想根源,納粹時期教會的沈默,常人在群體壓力下的表現等等方面的書籍突然壹本本地出現於書市,有關議題的討論也在學術界與新聞界廣為展開。再加上二戰結束五十周年的壹系列紀念活動的刺激,年輕人似乎暗地裏早已得出了“老壹輩得擔負集體責任”的結論。該發展說明,為何哥德哈根的著作能夠在德國造成如此大的旋風和反響,其主要觀點也能獲得大多數年輕人的共鳴。
 
  順便值得壹提的是,盡管哥德哈根的論著與辯才均屬上乘之選,但是同樣的觀點早有德、奧的猶太人學者提出,比之更具學術價值的專著也是比比皆是,然而其之始終不受註目的原因大致有二,壹是德國人到九十年代才真正成熟,二是花為美國暢銷的香。
 
  《留德學人報》96年9/10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