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言猶未盡

　　彈指間半個世紀已經逝去，回想那段歷史令我感慨萬千。

　　第壹個感慨是，我畢竟是這個巨變時代的見證者和參與者。第二個感慨是，我和我的家人畢竟是眾多的不幸者之中的萬幸者。

　　在我訪問美國C大學期間, 暑期裏有壹個叫“中國的差別”(ChinaDifferen-ces)的短期學習班, 是為將去中國旅遊的校友們專門開辦的。那是八十年代的第壹個年頭,“紅色中國”在美國佬眼裏充滿著神秘色彩。主持人Baker教授堅持邀請我去在壹個 Seminar上解答問題。在座的二十來位男女老少提出壹堆政治性問題，有些極其尖銳，但態度是友好和誠懇的。我壹壹給以回答。他們對我的回答表示滿意。

　　有關文革的最後壹個問題是壹位五十多歲的婦女提出來的: “文化大革命中妳有沒有受過罪?”她問。“是受了不少罪。”我回答。“當時妳很難受,是嗎?”她問。“當時當然難受。”“那麼妳現在又如何想呢？”“回想起來也還是很有意思和很有啟示。”“為什麼？”她臉上露出詫異的表情。

　　“任何人在壹生幾十年中都總會遇到風風雨雨，都可能走過曲折的道路，事後回想起來，總會感到自己從中學到了不少知識，認識了不少人和事及道理。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覺得過去的事是很有啟迪的。”我冷靜地回答。

　　是的，啟迪是無窮的，文革對於我，可能也對於很多人，是心路歷程的壹個大轉折。

　　壹切並非始於文革。歷來的政治桎梏和撻伐都是使知識分子在內心中造成壹種類原罪的內疚，從而漸漸被“脫胎換骨”成為虔誠的膜拜者。文革中，神化、愚化、謊言、恐怖等現象更加強化，使幾乎全民陷入或者走火入魔或者末世惶恐的境地。那可怕的十年是中華民族自我戕害的十年。

　　文革中有壹句流行話語——“人以階級分”。“階級”被當作壹種“忠”的尺度，或者，“忠”也可以反過來作為界定所有人的“階級立場”的尺度。那些被挑唆起來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殘酷鬥爭和專政的“貧農貴族”英雄們自認為自己對革命和對黨最“忠”。他們之所以“忠”，那只是因為主流意識形態默許了他們“坐天下”（當然的革命接班人）的特權。整個中國解放革命過程包括文革中，所實行的實質上是不折不扣的“貧下中農”的路線。在封建制度長期的禁錮和奴役下，農民自身不可能自發產生民主訴求。歷史上，當處於水深火熱，備受欺淩壓榨，忍辱負重時，農民主觀上所能期盼的充其量只是“明君”和“清官”；而當他們作為反叛者時，腦袋裏卻充滿了“打天下、坐天下”的意識，因而以改朝換代為其終極目標。斯大林大概還有壹點沒說錯，他說，農民是“皇權主義者”。當農民經過了近現代革命潮流的洗滌浸染之後，雖然口頭上也學會說信奉馬列之類的話,但潛意識裏,奮鬥目標大概離不開是壹種“封建社會主義”或者“痞子化了的社會主義”。因而專制和暴力很容易被接受和擁戴。當國家陷入了階級鬥爭的風暴中時，這種意識形態便驅使壹些人參與制造不和、禍害、動亂、冤獄和悲劇。對於這點，本書所記述的壹些人物早就以自己的言行，不斷地、淋漓盡致地描繪出來了。魯迅筆下的“阿Q”在參加了“革命黨” 之後的夢想不就被這些人活靈活現地重新展現？“阿Q”的誕生和存在非源於其自身的罪孽,而是病態社會和年代的壹種造孽。

　　那個病態的年代始終把知識分子視為資產階級，因而把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引進了高等學校，是幾十年來發生在我國高校的洶湧波濤和疊起災難的根源，是我國幾十年來高等教育及其知識分子遭受摧殘蹂躪的最大禍因。中華民族已經為此付出了極其沈重的靈和血的代價。

　　有人說“壹切向前看”，我卻不能全然贊同。作為群體或個人，倘若不能正確地反思過去便無法正確地駕馭未來；倘若不是真誠地、毫不掩飾地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深刻教訓，便仍然會自覺不自覺地沿著舊的軌道滑行。這絕非危言聳聽。

　　對文革問題算不算細賬？如果把“算帳”理解成互相“揪住不放”或彼此間“泄怨報復”，那無疑是降低了探討文革的意義和價值。“歷史舊賬”切不可忘，也應當算，“算”在某種意義上是壹種“反思”。抓住幾個典型“解剖麻雀”，進行反思，這樣的“算細賬”才能使人們頭腦中對文革這個大歷史賬更加清醒。

　　我在本書中著力描述各種性格和品德的人物。這些人物，也包括我個人，在各種政治運動和生活、工作中,尤其是在史無前例的文革中都充分地表演著自己。壹個人在運動中對同事、同窗、朋友做了不當的事，其中不少人是出於無奈或者壹時的錯念，其實他們自己也是運動的受害者，因為那個年代中，幾乎人人都生活在恐懼之中。對於許多“恩恩怨怨”都可以“壹笑泯恩仇”。但應指出的是，這壹切並非純屬“個人恩怨”問題,根本上是屬於社會問題。回顧過去,我們就會清楚地意識到，當兩個人被放在壹個“政治運動場”中，就猶如兩只蟋蟀被放在壹個玻璃瓶裏面壹樣,必然被迫互相進行妳死我活的決鬥。

　　但是人畢竟不應該把自己等同於沒有理性的動物啊！人所具有的基本道德決定他在社會生活乃至政治運動中是否采取諸如“落井下石”、“置人死地”等卑劣行徑。這類行徑決非如某些人所宣稱的乃源於內心對什麼高尚主義的信仰。它不是源於愚昧和盲從，就必然源於人的卑下私欲！思想品德卑劣者只要時移勢異，就必定會毫不遲疑地再去追逐、攫取另壹種權勢或私利，他們總是追求處尊居顯，赫赫炎炎。壹般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裏整人的幹將，到了“市場經濟”的今天，往往在名與利上，比誰的手伸得都長，而且是赤裸裸地，不屑要求有什麼遮羞布。

　　雖然大災大難已經過去，改革開放已經多年，而且也壹再宣稱大政方針從以階級鬥爭為中心轉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就在九十年代初的壹次教師破格晉升答辯會上，我仍聽到下面這樣壹段話，當時使我不禁倒抽了壹口涼氣，心頭上襲來壹片陰霾。

　　壹位被內定為新壹代學術帶頭人和政治接班人的年輕副教授（按過去的習慣語叫做“又紅又專”者），在破格晉升教授的答辯時最後說道：“任職期間，作為支部書記，我下大力氣發展研究生入黨，因為我深刻認識到，這是在學術領域中為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奪取陣地！”。

　　顯然，在這位文革期間成長起來的新壹代接班人的內心中，早已深深植入了壹種根深蒂固的“貧農貴族心態”。可怕的不是壹個人頭腦裏的所思所想，真正可怕的還是，當時會上居然校領導、院士和壹些頂級教授們，沒有壹個人對他這種文革話語提出質疑！如果不是由於仍然存在著“恐懼感”，就是由於受害靈魂的麻木不仁。不到壹年時間，這位破格晉升者登上了“優秀黨務工作者”的紅榜。

　　可見文革雖然已告終結，但是產生文革的悲劇根源並沒有真正鏟除。這種思想根源，包括在某些曾經身受其害的知識分子的思想意識中，仍然留下濃重的陰影，足見重新啟蒙的必要性。

　　經過政治浩劫的人們最最渴望的是社會正義的陽光普照！他們所熱切期盼的是能夠生活在壹個真正民主、法治、公正、尊重人格和人權的社會。但是，沒有重新啟蒙，這壹切僅僅是壹種“烏托邦”。(完)

　　【壹九九四年六月初稿，二○○壹年四、五月第二次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