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告別母校

　　1976年並沒有像當年元旦人民日報右上角發布的主席詩詞中所描述的那種“到處鶯歌燕舞”。相反那是很不吉利的壹年。唐山發生了特大地震，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辭世。迷信的人說這是因為文化大革命搞到天怒人怨。

　　那年1月8日上午，我從廣播裏聽到周恩來逝世的惡耗時，不由地落了淚。我說不清為何那時候這個人的存亡會那麼牽動我的心。我只是隱隱地感到這個風雨飄搖的國家，只要有那麼壹點點沖擊力就會像山崩地塌似地跌入深淵，而我能想及的人之中，他當時似乎是最關乎這個國家命運的人物。他的逝世加重了我內心的茫然若失。

　　草草地吃了點東西，我便對若樺說，我想壹個人出去隨便走走。她默不作聲，壹切只須意會。我穿上大衣，圍上圍巾便出去了。先是在校門口上了公共汽車，後來在動物園換乘無軌電車朝城裏壹路駛去，車廂裏冷得不行，雙腳凍得發疼。今天車廂裏乘客異常稀落，空座很多，誰也都不出聲，只聽見電機連續發出來的嗖嗖聲和偶爾乘務員極力壓低嗓門兒的報站聲。我輾轉地到達天安門廣場，好像有壹塊大磁鐵似的把我吸引到了那裏，而我這個人則像壹個沒有思維能力的木頭人，或者像壹個夢魘者只會下意識地朝前走。

　　廣場上行人稀落，有的人走走，停停，看看，好像懷著很大心事似的。我覺得四周圍的空氣特別寒冷凝重，戴的口罩因哈氣而結了冰。我暗忖怎麼今天的氣溫那樣出奇地低。烈士紀念碑旁邊只有壹個孤零零的解放軍在站崗。我默默地轉了壹圈便往回走了，心中異常灰暗，似乎預感到將會有災難降臨。

　　幾個月後，天安門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四·五”民主運動。我是4月6日聞訊去現場觀看的,許多詩詞的寓意含蓄而激烈,令我產生共鳴。幾天後接著而來軍警的殘暴鎮壓更令我震驚不已。我這才意識到在整個文化革命中, 自己只是浮沈於波濤洶湧的大海中的壹種感情動物。遭受“兩王”們的“階級”歧視和後來壹連串的打擊迫害,我內心大量積淤著憤懣。這些年來,尤其是在清水溝裏那段歲月裏,壹直囿於封閉、壓抑、恐懼和厭惡的氛圍中,我們幾乎只能聽天由命,甚至任人宰割。因此，我實際上所關心的也只是與己直接相關、非常局限的事物以及個人和家庭的命運，時常陷於迷惘、晦暗、憂愁、無望的情緒之中，有時則產生壹種可怕的麻木心態，根本談不上去憂國憂民。雖然在個人生活中有時也會像火花般閃爍出稍縱即逝的樂趣，但那只是源自於人的壹種求生天性罷了。逃離落難之地以後好像回到了壹個寬闊的世界，盡管思想和行動上仍受到來自上面和周圍的重重約束，我們逐漸和外界溝通了信息。“四·五事件”使我感到撥雲見日。

　　學校裏奉上級之命清查與“四·五”有關的人和事。沒去天安門的人必須說明那幾天在哪裏呆著；而去過的人更要寫材料交代在現場幹了些什麼。在這件事上，我校多數領導都是例行公事地叫大家隨便寫個材料交上去了事。但確也有少數人，又在蠢蠢欲動，想趁機揮舞整人大棒。幸虧事態發展得很快，加上相對比較缺少原先那種整人的大氣候，他們才來不及掀起惡浪，那次追查也就逐漸不了了之了。

　　在此事發生的大約半年前，袁博增代表系臨時領導小組給我宣布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和“批清運動”的結論。為什麼讓袁博增而不是讓原來的系“批清”大頭目王大桁自己來宣讀呢？事後我想，王大桁采取了回避策略，因為大氣候已經有了壹些變化，而且結局也不是他原先所期望的，他如果能夠置我於死地，毫無疑問，到時他還會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在我的面前，並且會狠狠地辱罵和奚落我壹番。現在他壹定認為不親自出馬比親自出馬要好得多。奇怪的是袁博增此時樂意充當幫閑角色。

　　在場的還有易彤才和王之淵的老婆江簡珍。

　　“結論”大體是：清理階級隊伍中主要問題是1957年的“右派言論”問題，屬思想認識問題，整風反右時已經解決，不構成做結論。“批清運動”中有人揭發參與“五·壹六活動，經調查，文革中曾有壹些壹般性錯誤，不做結論不入檔案。“偷聽敵臺”是個錯誤,是思想認識問題，應吸取教訓。

　　這個所謂“結論”的特點是：1、還是有錯誤的嘛；2、錯誤性質不夠做結論；3、完全有意回避了所謂參與“五·壹六”活動問題和無理的隔離審查。

　　念完後,他們要我談感想和意見，實際上是要我立即表態。

　　“批清運動壹開始就對我提出了所謂‘參加整總理材料黑班子’之類的重大問題，根據是什麼？經過幾年的調查到底弄清了沒有？”我斬釘截鐵地專挑這個最敏感的問題，我知道這正是他們想方設法回避的要害和痛處，當年在溝裏，江簡珍不就是以這個來沖著我大喊大叫“甕中之鱉”嗎？那個李銀柱不就是為了這個而發誓說，如果搞我不倒他的名字可以倒過來念嗎？

　　“已經說清楚了，經幾年的調查，妳的問題屬於壹般性錯誤，所以是說清楚了。”袁博增不愧是久經訓煉的黨幹，他既躲避了正面回答，以便給整過我的人臺階下，又明顯地暗示我，別再糾纏這個問題了。我十分明白他的地位以及他和我之間的關系，在這種情況下，他很難選擇另壹種比這更為恰當的方式。而我如果真的想要去為難誰的，也決不去為難他這個人。

　　這時候，江簡珍可能覺得袁博增對我回答得太過軟弱了，馬上厚顏無恥地緊接著對我說:“妳要知道，運動中有人揭發過妳，妳自己也不是沒有錯誤,組織上清查妳當然對，現在給妳做出實事求是的結論，是黨給妳落實政策，妳必須端正自己的認識。”

　　還是那麼咄咄逼人。像這壹類人，只能說是習以性成，既蠻又霸且賴。

　　所謂清查“五·壹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就是和周恩來個人聯系在壹起的壹件大事。據1991年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林彪、江青壹夥借機把許多反對‘中央文革’，反對林彪、江青壹夥的幹部、群眾打成‘五·壹六’分子，清查……嚴重擴大化……”後來誰都知道，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本來就對周恩來恨之入骨，他們怎麼會為了保護周恩來而去抓整周恩來的“反革命分子”呢？這場史無前例的所謂“革命”，真是雲譎波詭，怪事多多。

　　周恩來患上不治的癌癥之後，1974年初掀起的所謂“批林批孔”運動。江青壹夥想藉此來進壹步搞倒周恩來，好讓張春橋取而代之。江青曾在許多講話中，以“黨內的大儒”、“宰相”等影射周恩來，且對周或明或暗地進行迫害，直至周的逝世。反觀清查“五·壹六”壹事，更可看出他們采取的是賊喊捉賊的卑劣伎倆，而我們身邊某些人，像王大桁之流就跟著趁機搞打擊報復，排除異己，以便攫取部門權力地位，真可謂上下沆瀣壹氣。

　　王大桁們對震驚中外的“四·五”民主運動自然毫不熱心，甚至憎恨有加，而“四·五”恰恰是當時廣大有良知的群眾悼念周恩來，把矛頭對準禍國殃民的“四人幫”的。如果王大桁們有壹丁點兒正義感，真的是為了保衛周恩來而去搞清查，那麼他們就應當毫不遲疑地走到天安門去參與這場鬥爭。“四·五”過後他們居然蠢蠢欲動，想清查迫害去過天安門的教工，更證明他們是壹群毫無正義之心的人。他們死死地遵循著自己的反動哲學:窺測風向,視機而動，打擊異己，攫取權位。

　　“四人幫”倒臺，文化革命宣告結束，神州大地開始逐漸恢復生機。學校裏開始出現自發地抓業務的熱潮。十年的迷惘使我幾乎完全失去了人生前進的方向。為重新點燃心中對科學的熱情，我經歷了壹段緩慢的心理復蘇過程。文革整整荒廢了我寶貴的十年光陰，本來應當是最有作為的年華已經付之逝水。我逐漸意識到時不我待，倘若再丟失時機，我將會在暮年時為自己壹生的碌碌無為而悔恨不已。

　　奇怪的是，王大桁們轉得比誰都快，開始抓起業務來了。我看見他們頻繁出入圖書館。他們肯定已經意識到如果再壹味地搞那意在打擊別人擡高自己的所謂階級鬥爭，再不老老實實抓點業務，學點本領，他們的地位、交椅和前途終究有壹天會泡湯，他們如果再窮喊什麼“受到走資派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歧視、迫害”，那時也不會有幾個人輕信他們那流氓式的騙人鬼話了。他們不可能忘記，不久之前他們還惡狠狠地批判別人搞業務是“名利思想”、“資產階級思想”、“修正主義苗子”。

　　壹件大事擺在我們的面前: 兩個在千裏之外的孩子長期不和我們生活在壹起總是個問題,把她們弄回北京來上學當然可以,但是年已古稀的老父母遠在南方Ｇ市，我們鞭長莫及，無法就近照顧他們。看來天平已經向壹邊傾斜，我們處在輕的壹頭，他們處在重的壹頭。我們決定提出調動工作。不可諱言，促使我們產生調離的念頭的，還有另外壹個因素:雖然我們仍然深情留戀母校,但是不想和那麼幾個人擡頭不見低頭見，何況他們還竊據領導職位。與其說是懼怕他們，不如說是厭惡他們。調動的申請早在從陜北回來不久便呈交了上去，後來校領導小組表示同意，可是由於我個人的檔案中被塞進去許多鬼“材料”，被Ｇ省的組織部門退了回來。“四人幫”倒臺壹年之後，我寫信向中央主管僑務的廖承誌反映，加上有些歸僑老同學和老師通過不同渠道協助打通，才使我那份“從未見過的復雜檔案”(Ｇ省某單位負責人語)重新得到了清理，最後我們才被現在我所在的Ｓ大學接納。

　　另壹件大事擺在我們的面前:1978年秋天,教育部下達通知將要大規模派遣第壹批訪問學者赴美、歐各國，遴選的方法是單位的推薦和全國統考英語相結合。這時有壹個問題壹直煩惱著我，就是我的業務已經整整荒廢了十年，作為壹個科學家，這是非常致命的，它意味著嚴重脫離學科的前沿，如果我不爭取機會出去工作壹段時間，親自接觸外界，了解人家在想什麼、幹什麼、如何幹，我要重新起步是相當困難的。若樺非常支持我的想法,但當時我已年近半百(規定原則上不超過45歲)，而且文革中又受過隔離審查，剛給了壹個不三不四的“結論”,像我這樣的人，提出這種願望，在當時確實需要有相當大的勇氣。

　　我的報名得到了袁博增的支持和校系的批準。匆匆參加了統考，我竟獲得了部屬大學和研究機構全系統的第壹名。部裏對我另眼看待，並給了我全力支持，使我免於被教育部以超齡為由刷下來。

　　那時，全國開始解除文革以來高校教師晉升的凍結，我校也加緊提出和評議晉升名單。表面上很平靜，但是爭奪的暗流洶湧，尤其是那些以整人為榮的人們，猶如熱鍋上的螞蟻，四下活動。教研室開了幾次會，大家的目標很集中：金士昂和我。人們異口同聲地說，沒問題！辛北應當升為副教授，他要教學有教學，要科研有科研，要外文有外文。全系才晉升副教授四名，我是其中壹名，另外三人都曾是我的老師。可是自1962年我當上講師以來，已經過去十六個年頭了，其中整整十年是白白地虛度了！

　　當時我校已經得到了國務院的正式批文：回京復校，恢復原來校名。副校長汪鳴韻和袁博增特意找我談話，希望我後年從美國回來，仍回母校工作，孩子可以弄回來上學，父母有事或生病時，可以隨時特準我請假去探視，問我的意見如何。我對他們的熱情挽留表示衷心感激，我說：“謝謝妳們的挽留，母校培養我成長我是永生不忘的，我也很留戀這裏壹草壹木和大多數的同事們、朋友們，這次我申請南調，主要原因還是不可克服的家庭困難。我在申請書中明確地提出調職是為了能夠‘就近照顧’年老父母,相隔幾千裏路實在有許多不可克服的困難。”最後我補充壹句，“不過，我將來畢竟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嘛。”

　　汪校長表示理解，但他說：“如果不是人大常務委員會來函指示我校放妳走，我們是不會讓妳走的。”

　　袁博增和不少同事還有若樺壹起把我送到首都國際機場。

　　再見了親愛的母校，再見了親愛的同事們，再見了親愛的若樺!

　　若樺在我赴美的第三天就把家遷到數千裏之外的Ｇ市，並在S大學供職,她和雪梅以及曉雲等待著我的歸來。

　　壹年半之後,我重新踏上了祖國的土地，開始我的新的征途,我以百分之壹百二十的熱情和風發意氣投入了我未來的事業。

　　八十年代初的壹天，突然收到母校“復查辦公室”的壹份通知，大意是說，已經決定撤銷文化革命和歷次政治運動中給我的所有“結論”，按規定銷毀檔案中有關材料，這足證過去多年來對我所強加的那壹切都是多麼荒誕無稽。只是通知中沒有半句道歉的話語，我明白這是那個仍然被劉青雲、王大桁們部分地把持的“組織”為了維護其“權威”之必須。但是，無疑這已經是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和胡耀邦出任中共組織部部長和總書記以後，前所未有的無量功德業績。可是依我這個人的性格，那時我對自己的檔案中究竟還遺留下些什麼“鬼東西”，我思想上已經相當淡漠。我的心思幾乎已經被我的未來事業所侵占；而且我想，大災大難已經過去，誰再想用檔案裏的黑材料隨便再去“專”別人的“政”，已不合潮流，不得人心，將來必將自食更大苦果。

　　盡管我和我的家庭在過去幾十年裏所遭受的心靈創傷無法完全彌合，所損害的健康也無法完全康復，所逝去的壹生中最寶貴的年華更是無法追回，我們時刻慶幸自己是這個時代千千萬萬不幸者之中的萬幸者：命運仍然慷慨地給我們留下後半生的壹小半，使我們得以部分地實現我們壹生的宿願——為祖國人民和科學事業繼續貢獻我們的綿力薄才。

　　駱光華給我寄來了壹封信，使我知道，母校有些人曾經對我有過不少猜測，有的人說我肯定不會再回國了。他談了母校和Ｈ系的壹些變遷：袁博增又被調回校黨委工作，王大桁當上了系總支書記。後者說明在我們這個國家裏，階級成份和由此而演繹出來的“忠誠”還是提拔幹部的壹個重要考慮，而且很難改變。他又說，童玉璇調到Ｊ省的壹個研究所去了，她和她原來的同班同學江某結婚了，她的性格使她的男友苦等了十五年！她的離去很大因素是出於對某些人的厭惡；關人緒教授從溝裏出來後便回到自己的研究所裏去了，他的妻子華秀倫堅決回絕校系的多次挽留，辭職不回原崗位，不願再見到王大桁們，她自己壹人到美國她兒子那裏去了。駱光華的信末附了壹首詩，因為那封信我沒有永久保留，我只記得他把我的回國喻為“赤子之心”，詩中的語言顯露出了他對我的歸來的意外和贊賞。

　　事實上我是提前半年歸國，那之前我確實絲毫沒有想過有可能不回來，何況我決不會以不光彩的方式離去，如果有壹天我真的有必要離去的話，我也必定以堂堂正正正的理由和堂皇正大的方式離去。總的來講，我和若樺總還是眷戀著這片生養我們的，往往是多災多難的祖國大地。

　　不管我們周圍的各式各樣的人們對我們的看法有多麼迥異，我們的愛憎和信念始終是真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