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重返故地

　　由北京轉道南方的時候才知道姑丈和姑母已經出境回南洋去了。我們和老人以及雪梅、曉雲壹起愉快地生活了三個多月。

　　壹天,接到同事來信要我們火速回京,說是從溝裏出走“投親靠友”的同事們，多數已先後回到了老校址。老校址的大部分校舍已被某部隊占用，回來的同事們只好住進了還沒被占用的幾座空置的辦公樓，現在差不多住滿了人。有的同事只好住到倉庫、工棚、甚至溫室、實驗室等等凡是有屋頂能棲身的建築屋裏去。來信又說，部裏重新任命了“學校臨時領導小組”,由王國藍任第壹把手(仍在養病,實際是掛名)，原來的兩位副校長高斌和汪鳴韻分別擔任第二、三把手,統管全校大事。

　　臨時領導班子的出現與當時批判“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的全國大氣候,以及鄧小平1973年復出任副總理密切相關。

　　校臨時領導小組要求回到老校址的教工們發揚互助友愛精神，互相照顧，互相謙讓，同舟共濟，同時號召還未回校的教工早日回校參加復校工作。據說國務院已經決定讓我校歸屬河北省，指定將來在Ｚ縣辦學，教職工暫時可以在北京老校址居住和辦公。後來才知道，國務院當時沒允許我們這所大學馬上搬回北京辦學，原因仍涉及到當時高層的復雜鬥爭。

　　我們匆匆北上趕回學校。我們發現，在逃離劫難之後，全校多數人和衷共濟，出現了空前融洽的局面。比我們先回校的Ｍ系的伍崇先老教授，在原某系辦公樓三樓上找到並占用了壹間30平方米的大辦公室，他和夫人朱曦霞很樂意分壹小半大約10平方米給我們住。朱曦霞知道我們的為人而且家庭組成簡單，身邊沒有小孩，所以她寧要我們這樣的鄰居。

　　學校的木工師傅很快就來用木條和葦席把辦公室壹分為二，其效率之高前所未見，充分顯示了遭難之後同舟共濟的精神。我們和伍家不說話時是兩家，隔著葦席壹聊起天就成壹家了。

　　伍老早年留學英倫，回國幾十年,在學界很有聲望。他精通英語,有文學根底，能用英文寫小說。多年來，我只聽到對他的流言蜚語，不是說資產階級思想嚴重，就是說他的“思想反動”。後者主要是指稱他曾經說過，毛主席之所以英明偉大是因為他的遺傳基因好。這本是百分之百的學究式語言,也被安上了“思想反動”的帽子,為此他在文革中沒少挨批挨鬥。我們和他作為鄰居,竟壹住就是六個半年頭。從日常觀察接觸中，我才發現伍老有個最大優點,也是最令人敬佩之處,就是特別關心年輕人的成長。時不時有年輕教師到他的鬥室裏來請教，他總是循循善誘，不厭其煩。倘若沒有這段相處，先進入我腦海裏的壹些針對他的讒言，也就很難洗刷掉，從中更體會到人言之可畏和所謂“階級鬥爭”的偏見。

　　我們住在這座“筒子樓”的三樓上。樓道南北兩排辦公室改住“難友”, 總共24戶人家,分屬不同的系或部門。每戶門口有壹只做飯的蜂窩煤爐,樓道裏還堆滿了暫時無法攤開來使用的家俱和雜物，甚至成箱成箱的書籍。壹到煮飯時間這條樓道如同鬧市，大家嘻嘻哈哈，有說有笑，隨時交換著新聞信息和交流著烹調經驗。大夥兒逃過了劫難之後得以恢復生機,顯示出達觀情操。不過到了夏天,這24座爐子散發出來的熱量，使樓道氣溫上升到了35度以上，真像是壹個鍋爐間，加上那彌漫在空氣中嗆人含硫煤氣煙味和炒菜時散發出來的五香八味，令人窒息和頭暈。

　　我們戲稱這條樓道為“赤道”。樓道的盡頭是洗手間，其中只有三個廁位，二十幾家人擠在裏面洗衣、掏米、洗菜、洗鍋刷碗、涮洗便盆、墩布和“方便”，其雜沓境況可想而知。大夥兒自嘲為“高級難民”。

　　然而在這種平和友愛的氣氛中, 校園裏卻仍然有壹些人在暗中進行著權力的爭鬥。

　　不久,公布了系壹級“臨時領導小組”的名單。出乎大家意料, H系的第壹把手是洪懷安, 此外還有袁博增、王大桁、華新明、敘越等數人。袁博增又從校部調回H系加強領導。

　　這是王大桁們萬萬沒能料到的事態新發展。他們這夥人自從文革開始以來，壹心想把系黨總支書記打倒,然後自己取而代之。他們張牙舞爪、搞“順藤摸瓜”,在打擊異己、排除障礙上，始終沒有放慢步伐，如今幾乎壹筆勾銷,他們又怎會甘心讓洪懷安這個最大的對手順順當當地官復原職呢？

　　於是在領導小組中,王大桁采取“不合作”的策略，事無論巨細,都推給“第壹把手”洪懷安去解決。正當大家從陜北回到這個滿目瘡痍的老校址時，住房、生活、子女上學各種問題成山成堆,更重要的是整個學校仍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前途命運未蔔, 上下無不憂心忡忡。王大桁采取的“不合作主義”無疑是給剛上臺挑重擔的洪懷安雪上加霜。

　　調回H系的袁博增,在文革中處於靠邊站狀態, 他那少惹是非和少結冤仇的哲學使他少受了許多災難,但是現在他的軟弱性格和習慣於抹稀泥的作風,沒能使他回H系後得力地協助洪懷安收拾這個爛攤子，為他排憂解難。

　　敘越可是另壹種人物。在陜北時,他藉口負責所謂“教育革命小分隊”,和幾個青年教師躲在延安郊區的桑樹村大隊，從不參與校系的鬥爭。他雖出身農村貧困家庭,卻是五十年代末期全盤蘇化時期的正牌大學生,所以沒有染上那種空頭的“貧農貴族心態”，只是內心充滿了“特殊材料制成”的政治優越感和決不屈居人下的高傲自大。他和妻子薛媛都雄心勃勃地想憑著自認為的聰明才智和本事，使自己成為既有黨票, 又有學術地位的“紅透專深”、鶴立雞群的超人。難怪他們夫妻倆在文革前,就已經順理成章地和教研室主任金士昂搞不來,成了多年的冤家對頭。更有甚者，敘越常以毫不掩飾的鄙夷不屑神情談論幾乎所有同教研室的教師。敘越畢業留校工作沒幾年就揚言過，如果自己不是因兼職總支副書記耽誤了他三分之壹的工作時間，他在業務上早就出頭了；文革中對原來是他“部下”而後來變成他的“上司”的閻久勝，氣不打壹處出來。他對於處心積慮，妄想取“舊系總支”而代之的“兩王”們，則視為愚蠢而又狂妄的等閑之輩。

　　敘越雖然在文革初期也許部分地由於判斷不清，采取出了某些不當的舉措，但到了文革後期，逐漸悟出這場“革命”的愚蠢和瘋狂，開始大幅度地調整了自己的態度和取向。當他被指定為系臨時領導小組成員之後，和壹般挨整的教師的來往變得相當隨和。他兼任系裏幾個政治學習小組之壹的組長工作，把本組每周壹次的政治學習搞的生動活潑，讓大家暢所欲言，從而得到大家擁護。

　　自從回京後，大家開始逐漸意識到已經有了條件，而且也應當從此重新抓好業務。敘越又開始和申知韻過從甚密，有說有笑，還讓申知韻牽頭組織包括薛媛和我在內的幾個人翻譯國際學術會議文獻，全然不是文革初期那種恨不得“把申知韻掃倒”那種嫉惡如仇的心態。聰明過人的這對夫婦，當然懂得利用申知韻的扶持來最終達到業務上出人頭地的目標。然而敘越的行為表現，使他受到長著花崗巖腦袋的王大桁們的指責，說他作為壹個黨員“竟和資產階級教授勾勾搭搭”、“喪失立場”。據說敘越還曾議論過江青的壹些“壞話”被王大桁們逮住。很可能這些危險觀點和材料來源於某些政治消息靈通人士。他因此被王大桁抓住了把柄，在黨內狠狠整了壹通。從此他對王大桁們更是恨之入骨。文革後期大氣候的變遷使敘越除了狠抓業務之外，政治上並沒絲毫放松。壹次聊天時，他直認不諱地對我說他在政治上有“東山再起”的意欲。這對夫婦正在加快步伐, 積蓄著業務和政治的資本，準備在未來的角逐場中再次成為“又紅又專”的優勝者。

　　洪懷安經常感到胃痛。他看了不少醫書,自以為深諳病情。壹天晚上,從山西省來了壹對多年未見的老同學夫婦，特意到家裏探望他和溫麗光。溫麗光來叫我和若樺到她家與這對夫婦聚會，還吃了壹頓晚餐。洪懷安向眾人談起自己的病時，滿懷信心地說只不過是十二指腸潰瘍，沒事兒！當時我們都勸他到醫院診治，他卻表現不在乎，沒想到他的自作聰明竟把他自己耽誤了。

　　無疑，工作上的不愉快情緒加速了洪懷安的病情發展。下面壹件事更是對他的壹個沈重的打擊，而且是他始料不及的。

　　洪懷安當上系第壹把手壹年多之後，校領導突然通知他，河北省要向我校借調壹個“得力”幹部去省評劇團當黨書記，學校考慮派他去，並安慰他說只去壹年就回來。洪懷安向來是組織紀律性強和腦袋瓜靈而被上面欣賞重用的中層黨幹部，這回他盡管內心不樂意，卻是默默地服從了。他不知其中有詐。當他到了評劇團時才意識到他再也回不來了，他的組織關系和其它關系都已經轉到了那裏。後來有人認為洪懷安“肯定是受到了某些人的排斥”，只是其內情許多人都講不清楚。

　　半年後他被護送了回來。他已病入膏肓，患的是晚期胃癌！

　　他被安置在學校大食堂旁邊，原是膳食科賣學生飯票的壹間獨立的小房子裏，已經形容枯槁，原來肥胖的大臉龐已經瘦削得教人認不出來了。Ｈ系安排青年男教師們輪流去護理他。洪懷安大口大口地從肚裏嘔吐出腐臭的黑水。那時他什麼話也懶得說了，好像對壹切都已經十分淡漠。壹個來月之後他軟食不進，終被送進醫院，靠溫麗光壹口壹口地餵他人參和龜肉湯，居然又維持了壹個月的生命，於初冬的壹個夜晚與世長辭，時年四十有四歲。

　　洪懷安過世時留下壹子壹女，溫麗光自然無法不十分悲痛。

　　那時，劉青雲已被吸收到校臨時領導小組中去。對於洪懷安死後的撫恤和家屬生活補貼問題，分工管此事的劉青雲壹點也不熱心，他認為溫麗光夠不上“困難戶”，因為以她的壹百元掛零的月薪，壹家三口平均每人每月已經超出了三十元人民幣，所以不給補貼，只給幾百元的治喪費而已。這時才使我醒悟到，我們的雙職工家庭在經濟上有多麼的脆弱，只要哪壹天其中壹個人倒下了，這個家庭馬上就會從本來的清貧跌落到赤貧之中。之後的十來年中，溫麗光壹個人苦苦地撐著三口之家，撫養大了兩個孩子，到她退休時自己已經百病纏身，面容蒼老憔悴，壹些老同學有機會和她見面時，也不想和她談可能引起她傷心不快的事。

　　疾病的摧殘和權力爭鬥中的明槍暗箭使洪懷安沒能活到文化革命結束。他離開人世之前中國的壹切還處在混沌之中。他可能想不出來我們這所大學和我們這個Ｈ系再過壹年半載會朝什麼方向變化，中國會朝什麼方向變化，也許他在這方面已經什麼問題也不再去思索了。

　　雖作為他的幾十年的老同學、老同事，我們也無能於對他的內心世界作準確猜測，因為如同大多數黨的幹部壹樣，他的內心世界的隱秘極少向外界曝露。唯壹能夠猜測到的大概是，他壹定對他十分疼愛的小兒子最放心不下。基於此，他是不會放心撒手而去的。相信他在臨終之前已從壹個內心復雜充滿矛盾的黨幹部回歸到了壹個普通的人，他的思維活動大概超不出壹個普通人父和丈夫的心靈世界罷。

　　Ｂ大學在這壹年之中因各種癌癥死了十三名教師，平均每月壹個人還多點。人們說，幾年來的坎坷折磨和幾乎絕望的生涯使許多人的精神普遍受到強烈的壓抑，甚至頻臨崩潰。這種情況下機體的免疫力嚴重減弱，癌細胞得以乘虛發展。這說法頗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