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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化:《留美幼童》讀後記

施化


 

公元1872年8月11日,壹批年齡在9歲到15歲的中國少年,從上海登船出發,目的港是舊金山。從1872年到1875年,大清王朝先後派出4批共120名官費留學生,遠涉重洋,踏上美國的土地。 他們便是清政府設立的留學計劃中第壹批留美學生。這個計劃由第壹個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的中國畢業生容閎發起,開明官僚李鴻章等推動而成形,最後被朝廷中的保守勢力攔腰斬斷。他們的故事,奇異而曲折。

讀完《留美幼童——中國最早的官派留學生》這本史料羽實的傳記,難止唏噓感嘆。作者錢鋼和胡勁草在這部作品裏,很清晰地表達出兩個思想:

壹,關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爭論。這個爭論從清代到二十壹世紀的今天,壹百年了,壹直沒有人打算認真搞清楚。今天廣為認同的所謂“中國特色”,其實就是“中學為體”的翻版。清朝政府自從鴉片戰爭以降,被外國列強不止壹次地教訓,開始轉換腦筋。容閎的十年堅持也起了關鍵性作用。於是封閉的國門,終於開了壹個小口。當然,當時還有許多民間的出洋留學,不過那不是政府行為。

這個口開放的大小程度,只到不影響“中”為止。而這個“中”,說穿了就是中央集權政府,包括他的操控統治。這個試驗以失敗告終,因為朝廷的“有識之士”看到,放留學生到國外去單純學習科學技術,不接受文化影響,是不可能的。

和西太後壹樣,鄧小平的腦筋也有相同性質的轉換。中國五、六十年代閉關鎖國的後果,是又壹次與西方拉大了差距。鄧的打開國門,比老佛爺的氣魄大多了。開放的結果,是在物器上,徹底更換了中國的傳統。但是,他始終沒有放棄“中學”,堅持拒絕“西學”。所以說穿了,鄧的開放只是慈禧開放的數量級放大,本質沒有變化。有人說,物質決定意識,到壹定時候自然會慢慢變的。然而晚清的教訓在那裏:變得太慢,來不及。

百年來的中華先知們,早就不止壹次地分析過,“有什麼體就有什麼用,有什麼用就有什麼體”。反對羞羞答答的“體用”分家。胡適的“全盤西化”論,也早已超過半個世紀了。可是中國的當代知識精英們,仍在那裏“以其昭昭,使人昏昏”。

因為壹個民族情結在那裏發酵。建議精英們去了解壹點考古學的最新發現:中華民族的祖先,是從非洲東部移民來的,並非山頂洞猿人,DNA可以作證。民族情結想要什麼?血液的純潔性?我們早就背叛東非的祖先了。生活習慣?誰習慣怎樣生活就怎樣生活,現代人早就不幹涉人家的生活方式。繼承文化遺產?有的在那裏丟不掉,沒有的也造不出來。經過歷代封建朝廷篩選而流傳下來的帝王文化,可以說不是遺產而是毒藥。更不用說那些被外族奴役而沾沾自喜的“光榮史”了。

二,體制改革如果蹣跚不前,錯過的時機不可追回。錢鋼完成這部書,前後大約花了壹年多時間。他用了壹個月左右在美國,靠著翻譯,走訪了很多老人。他更多的時間,花在清史資料的收集上。他的這部書,寫的雖然是留美幼童,解剖的卻是晚清社會。

晚清的壹個很大國情,現今很少有人涉及的,就是推動改革和阻礙改革兩種力量的角力,最後以前者失敗告終。錢鋼在書的第三部分中有壹句特別精辟,大意說,當改革正蹣跚不前的時候,革命從身後迅不及防地撲上來,推倒了前者。

清末不乏清醒之士。上至曾國藩、李鴻章,下至譚嗣同、梁啟超、容閎、嚴復,他們所推進的壹切,在當時都是難能可貴的宏圖大略。如果註意壹下就會發現,清朝當時的經濟發展速度也是驚人的,軍事力量已經在亞洲第壹。可是結果怎樣?中國哪怕漸進為君主立憲,也會和今天的日本壹樣少走彎路。但是主張變革的力量不被主流認同,不斷被壓制被排擠,不得不迂回側繞。到最後,壹句“是日奉上諭:依議,欽此”,就斷送了他們的全部心計。

今天的情勢非常相似。最高領導層獨斷乾綱,局外無人可以推動,而自身又缺乏動力。“滿朝”的清議,只壹味迎合,毫無前瞻性的創意。少數清醒之士,完全成不了氣候,相互間還各不買賬。壹切真是令人扼腕嘆息!

那麼只好等著從身後迅不及防地撲上來的革命了。

有人說,在今天的大環境下,革命是不可能的。不是沒有道理。但歷史的重復不壹定是同樣細節的重復。不可能發生同樣的“武昌起義”,但是壹定會發生另壹種“武昌起義”,出現的樣式無法預料。

如果不設預警機制,不高瞻遠矚地觸及根本制度弊端,必將導致另壹種形式的“革命”。可以預見,國內各種利益矛盾沖突越來越激烈(現在不斷強化的壓制都是促進媒介),只要有壹個縫隙,比如股市或樓市的崩盤,銀行信用危機,對外戰爭等,都可能導致壹個窺覷最高權力的勢力(甚至在黨內)登高壹呼,滿腹怨憤的窮苦百姓壹哄而上。他們的口號將動聽得妳我都無法想象,因而獲得包括軍隊在內的同情支持。這就是我說的那種“革命”。

革命的結果雖然會出現很多可能,但是很少有機會出現民主憲政。因為幾乎所有的主流言論,從過去到現在,都在數十年如壹日地醜化民主。民主沒有也不可能在民眾心中紮根。沒有大眾基礎的理念是不會形成社會制度的。錢鋼在書中引用了這段資料:1881年7月23日,《紐約時報》發表社論稱:“中國不可能只從我們這裏引進知識、科學和工業資源模式而不引進那些帶有病毒性質的政治上的改革。否則,她將什麼也得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