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雋先生離開我們已經10年多了。自他過世, 我想得更多：他是我敬仰的老師中與我相處時間最長, 印象最深, 也是使我受益最多的老師。

觀其壹生, 沈先生是純粹的學者。他雖有不少“兼職頭銜”, 除了被安排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人大代表之外, 還歷任中國園藝學會理事長、中國農科院學術委員、農業部果樹專家顧問、科技委員會委員、中國農科院興城果樹所副所長兼研究員, 中科院植物所學術委員會委員, 北京植物園研究員等壹連串職務, 但多屬學術性質。我相信他是不想當官的人, 他在言談中也曾流露出不認同於某些學者沾染的“官氣”。他的性格使他不是成為壹個官員而是壹位學者, 乃是他的幸運和可貴之處。

沈先生在專業和學術上的努力是壹貫而執著的。他的科研活動壹直延續到生命終結前不久。上世紀三十年代末, 他留學美國師從國際著名的A. J. Heinicke教授, 在3年內直接取得了博士學位。據說他在當年幾個康奈爾大學的中國同學中最為勤勉, 業余還幫別的研究生計算和畫圖。他和當年同學, 波蘭著名的皮翁塞克教授是終生好友。我 1979-80年訪問康大時, 早年的壹位年輕教授, 後來是“氣調之父”的Smock老教授還清楚記得40年前沈雋和他的妻子高佩蘭老師。沈先生拿到學位不久，他們便攜幼子踏上返國之途, 那時抗戰正處在無比艱苦的時候, 對於壹位四十年代初學成的年青學者而言, 沒有熾熱的愛國情懷和堅毅的信念是難以想象的。

壹九四九年以後, 他憑借自己的學識和威信, 團結並指導了不少年青同行, 在困難的條件下做出了不少研究成果。沈先生在科研上比較專註解決“塊塊”, 也即生產領域中的大問題, 如：葡萄抗寒性育種、山地果園水土保持、礦質營養、缺鐵白葉病、化學疏花疏果……目標明確實際。他似乎較少從某個學術領域去設計他畢生的研究方向, 他的研究活動甚至跨越育種、栽培和生理。通過教學科研和領導學會活動, 他為我國園藝事業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是有目共睹的。可惜幾十年來政治運動頻仍, 沒給他較長期穩定的時間和相應足夠的人與物的條件, 讓他做出更大的貢獻。

壹九五壹年“知識分子改造運動”, 我們全班被通知參加系裏批判沈先生的大會。作為壹個“大二”生, 我那時思想幼稚懵懂。記得會上有人攻擊他搞番茄嫁接試驗是“成心否定米丘林遺傳學”, 還有些更聳人聽聞的“政治揭發”(純粹牽強附會胡亂上綱的生活瑣事)。後來聽說, 他傾心培養過的某助手在運動中的“反戈壹擊”令他倍感傷痛, 除此之外他似乎沒表示過些什麼, 他是個含而不露的人。

我念“大三”時, 他帶領過我們全班到河北遼寧實習。畢業前我沒有聽過他多少課, 因為當時我被提前選派去東北學俄文。對他的印象更多的是畢業後逐漸形成的。

園藝系陳錫鑫主任於壹九五五年初病逝, 資歷最深的沈先生接替了領導職位, 且被安排招收國內外研究生。壹九五八年“雙反運動”中, 有位研究生竟然貼大字報宣布“不願再受資產階級毒害”而放棄學習, 這對他是壹種政治侮辱(當時政治生態使然, 非全為該生之過)。對此, 沈先生未動聲色處之泰然,。而我卻記得他說過, 導師和研究生之間猶如“自由戀愛的關系”, 我想他是以“合則來不合則去”的哲學淡化了這個矛盾。

沈先生以他的人格魅力和治學嚴謹態度, 在農業部和學界贏得了尊重, 但這不能免除他在本單位遭受到沖擊。那時有人說他“墻裏開花墻外香”, 似頗為貼切。

我們年青人易於沖動和耽於幻想, 盼望祖國出現奇跡。在“大躍進”狂潮中, 我也想搞 “超高產”, 雖然總覺得既要大膽也要講科學。後來泛濫成災的浮誇風教育我必須冷靜。壹九五九年沈先生患肺炎從山西下放點回來。稍後, 我登門探望, 順便問起他發表在雜誌上的“清徐縣葡萄畝產58萬斤”的所謂超高產的總結文章。清徐縣葡萄那時的計產方法是只算種植葡萄的“小池子”面積(分子), 除以大棚架的產量(分母)。為此我曾在“學習會”上說這算法不科學, 倘把樹栽成壹條線等於0面積, 產量豈非無限大? 為此我挨了壹頓批, 說嘲笑農民、反對馬列, 我自是心中不平。沈先生針對我的提問, 無可奈何地說:“下放隊隊長指定我寫的, 我敢不寫嗎?”我後悔挑了他的傷疤, 須知他那時若抗拒下放點“領導”, 就會被當作“大白旗”批鬥。

至於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保花保果與疏花疏果”之爭, 實際上哪有“爭論”? 只有壓服! 疏花疏果是通行的矯治果樹大小年的有效措施。其技術和理論, 從形式上當然和 “大躍進”的“多快好省”總路線以及“人有多大膽, 地有多大產”的唯意誌論相抵觸 , 於是被誣為“資產階級理論”, 而“保花保果”(實應稱為“不許疏花疏果論”), 則被貼上“無產階級”的標簽。沈先生作為有重大影響的著名果樹學家, 因不願附和這壹謬論而被列為“果樹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受到極大壓力。大躍進年代他內心必是痛苦的, 但卻不形之於表。很久的後來, 他私下對我說：“在不許疏花疏果問題上, 全國只有張金厚(遼寧果樹能手)和我頂住了”。是的, 當年不少專家教授曾違心公開附和過所謂的“保花保果理論”, 以此避災保全自己。

吳德玲同學曾著文說沈先生“為人剛直正派, 不茍言、不茍同”, 主要指此。

我畢業留校後當過他的科研教學助教。我這個人工作起來很執著且有自己壹套, 對不合理的東西從不隨意遷就。“反右”後期, 系裏有人發動對我批評, 甚至警告我“滑到右派邊緣”。那時沈先生在小會上只淡淡地說了壹句：“妳工作上愛挑選”、“急於求成 ”。我明白那是壹種“應景敷衍”之言。可是在六十年代, 他卻公開肯定我做了大量工作, 算是他當眾對我少有而難得的贊譽。

壹九五五年, 大概因為我曾念過清華大學營建系, 受沈先生之命設計建造觀察果樹根生長動態的“根窖”。他放手讓我施展才能。我按他的設想精心設計施工, 建成了三個模式的根窖, 成為那時國內首創之舉。這項設施得到蘇聯專家贊美, 而且還推廣應用於遼寧興城果樹所砬子山的山地果樹研究中去。他開“葡萄栽培學”新課，我為他搜集所需資料, 並為他和蘇聯專家之間進行了大量的翻譯。我想他大概還滿意我的工作吧——後來我是這樣揣摩的——春節時他和高佩蘭師母突然邀請我和妻子瑞華到附近“惠如樓” 吃西餐, 但沒對我說為什麼。沒料到此事招來了壹陣風言風語。後來很久我才慢慢悟出 , 可能有些人早把沈先生另眼看待。我和沈先生只是師生和工作關系, 我對他從未阿諛奉承, 偶爾還頂撞過他呢, 他也從未故意偏袒過我什麼。是的, 他在我內心裏是我喜歡的壹位老師, 我只是從未把他當作“將被取代的資產階級教授”看待。這點我的確與某些人不同。

壹九五六年, 我陪同沈先生和蘇聯教授走了半個中國。德拉加伏采夫與某些作風跋扈的蘇聯專家不同, 很有人情味, 也是個真正的學者。德拉加伏采夫稱贊沈先生年輕有為, 他們兩人之間互相很尊重, 我們壹路甚洽, 說說笑笑, 旅途十分愉快。到地方上忙裏偷閑, 有個晚上我拉沈先生溜出旅館去看了場電影。沈先生乍看有點嚴肅，實際生活上頗隨和。我小他15歲, 學術上相差大約壹代人, 個人交往上他卻像個話語不多卻充滿幽默感的叔叔或兄長。系辦公室王近樹先生津津樂道地說, 他們曾戲問沈先生在家裏誰說了算, 是他還是高佩蘭? 沈先生回答：“意見壹致時我說了算, 不壹致時她說了算”。惹得大夥大笑壹番。

六十年代初, 我請他給我的試驗設計提意見, 他壹針見血地指出設計太繁雜, 說設計必須“clean”(他用了這個英文詞)。這個批評本身如此“簡潔”壹針見血, 讓我記住了壹輩子, 後來我常告誡我的學生, 要避免搞“壹攬子式”的試驗設計, 因人的認識是分階段漸進的, 不可企圖設計壹個包羅萬象壹勞永逸的大試驗, 好像“從壹個大鍋裏”撈取壹切“需要的食物(數據)”似的。那時教研組安排我聯系試驗果園。建蘋果園之前, 沈先生要我們到懷來定購壹株八棱海棠, 秋天把果子采回來, 把種子分離出來播種, 以確保砧木遺傳基礎相對壹致。他從建園起便很重視試材的均勻性。從中我們知道了何為 “嚴謹性”。

大躍進期間沈先生患嚴重胃潰瘍住院, 我們勸他把煙戒了。我知道那時他心情不舒暢, 他也索性不過問教學。“高教六十條”頒布後, 沈先生開始恢復講授果樹課。他講得少而精、簡潔、沒有廢話, 給我深刻印象。他講的課程被譽為全校優秀課程之壹。我系統聽了而且至今仍保留著他的鉛印講義。

多年來常有學術單位邀請沈先生做“怎樣進行科研”之類的報告。沈先生雖不茍言辭, 但做起報告來卻坦率尖銳, 如對於壹些人在科研上喜歡搞“壹窩蜂”和“互相重復”提出批評。這反倒使學界年青人對他始終敬仰有加。

文革中沈先生被戴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帽子和系總支書記蘇洪恩壹起挨批鬥。批鬥時他站在臺上仍然外表光潔, 神態自若, 仍是“紳士”風采。高師母被某些人用汙言惡語侮辱了壹番, 勒令不許再拿工資, 攆出會場。高師母患嚴重心臟病又受極大刺激 , 只好到廣州投靠她的妹妹, 著名激光專家中山大學教授高兆蘭去了, 留下沈先生壹人在京。沈先生後來跟著大家下放涿縣分校三區隊, 和大家壹起在桃園裏打赤膊勞動。那時我在校部勞動, 聽我妻瑞華說, 動員去陜北時, 他壹人操持搬家實有困難, 瑞華主動幫他捆紮行李。舉校遷往陜北後, 沈先生只身住在麻子街村的窯洞裏, 平日到清泉溝 “校部”參加集體生活和勞動。有次, 他偷偷對我們說, 他看中山頂上壹棵老杜梨樹, 想要在樹下挖個坑, 自己躺下去, 然後請我們給他蓋上土……流露出內心之淒苦, 聞之令人感傷。可那時他卻仍不忘幽默, 淒愴的幽默。他把帶去的美國園藝學會學報當爐竈引火物燒掉了, 他已心灰如土。

從陜北回京後, 高師母回京來與他壹起生活了壹段, 但因健康很差, 耐不了冬寒, 終又回廣州。那時沈先生還沒從受難的心境中完全緩過來, 且念著親人。他知道我的父母子女在廣州, 準備調往廣州, 故對我說他希望退休到廣州去住, 說那裏對待知識分子寬松 , 猶如“兩個國家”, 但苦於無借口。我說:“沈先生, 妳們不是有個兒子過繼給妻妹高兆蘭嗎? 妳不會把孩子要回來, 不管假做真做, 不就有理由退到廣州去啦?”我是不知深淺地跟他逗樂。他笑著說：“妳呀！妳給我出了個餿主意！”。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我每年冬天差不多都上京開會, 總會抽空去探望沈先生, 有時送他壹小瓶速溶“麥氏”咖啡。我把畫的壹張“追憶清泉溝”的鋼筆畫寄給他, 聽說他很喜歡。壹次, 羅國光對我說：“他現在沒權, 妳無求於他卻常來看他, 很好。”是的 , 我沒有想過從老師身上除了優良品德之外還想要得到些什麼。

後來聽說沈先生患上癌癥。去世前兩年, 我懷著郁郁心情去探望他, 正當小保姆攙扶他到理發室理發。當沈先生在鏡中看見我站在他背後時, 面帶苦澀地說:“輝白, 妳看我是不是病得不像樣了……”。我望著他那蒼白消瘦的臉和枯槁的身軀, 眼淚差點從眼眶裏掉下來。想到高師母早在1989年在廣州過世了, 遺下他壹個風燭殘年的病人, 心中更覺難過。

我想, 沈先生最後唯壹可告慰自己靈魂的, 是他在晚年重新煥發了才華, 為我國的園藝科學又做出了大量新貢獻, 這些貢獻已經載入史冊。

沈先生壹向治學嚴謹。華南農大植物學家李秉濤教授和沈先生同是全國政協委員。他對我說, 沈雋先生是學風嚴謹的真正科學家, 植物分類知識豐富, 而且每個學名都要反復考證; 他不茍言卻言必有物且中肯; 他做過大量有益和直率的提案。

更難能可貴的是沈先生在學術上堅持真理, 其它場合也從不說假話, 從不順風轉舵, 隨意附和。

我想, 作為壹個專業知識分子, 他能做到這些已經是非常不容易了。前年, 我在壹個青年學術會議上提到我的老師沈雋先生。我說, 我就學他兩點：“嚴謹學風”和“堅持真理”。

我和沈先生師生壹場, 雖然我們的性格在某些方面有差異, 但彼此間的感情, 除了“真誠”二字之外, 絲毫沒有摻雜什麼。沈先生是我的良師益友。像沈先生這樣的學者，中國不是太多, 而是太少、太少了。我有幸得到他的教誨, 對於他的離去, 我深感悲痛和懷念。

【寫於2005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