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農民的兒子。

　　關心農民既非出於民粹主義的道德敏感，也非為了表演救世主的學術理性。
原因只有壹個：僅僅因為我們是農民的兒子。我們大多不是農民問題的專業學者
，但我們來自農村，我們知道那裏存在的問題，而那些問題需要揭示出來。何況
問題已經撲面而來了。在2000年被稱為“春運”（壹個多麼麻木無情的詞）的日
子裏，有民工被壓死和自殺。就在前不久，駭人聽聞的“蘇萍輪奸案”又發生在
我們的身邊。這些悲劇搬起了石頭砸扁了我們麻木不仁的靈魂----這些鄉村裏長
大的靈魂已習慣於在各種城市化裝舞會裏參加“知識經濟”的表演。

　　我們看見了“有限現代化”的開襠褲，壹個從郡縣設立時代就有的舊衣物。
我們有話要說。我們必須說話。

　　我們不否認我們的“農民情結”。“懷鄉”是壹種宗教情感，因此我不想為
之尋找“純粹理性”上的理由。即使壹定要在“理論理性”上予以辯護，那麼這
種情結並不抵觸"現代性"，毋寧說它是對偽現代性的重新審視。我們不想學盧梭
用四條腿爬回原始的家園，我們期望尋找站起來的農民如何告別物質貧困和精神
匱乏----我們尤其想解釋這種生存狀況的鄉土以外的根源。

　　我們的答案是：建立起點公正。

　　而建立起點公正的途徑是：給農民自由。

　　這就是我的“自由先於公正”的理論，或“自由是最大的公正”的理論。不
要“重視農業”，幾千年來，中國政府對農業的“重視”壹直是農業的災難。壹
個司空見慣的指責是：農民素質太低，因此不能給農民自由。素質論完全是低級
專制主義特有的歧視性的、純主觀的概念，只有最卑賤的“素質”的人才熱衷於
這個概念，因為只有在將他人強迫想象為低人壹等的時候，他才能“顯得”高人
壹等。反駁這個臭名昭著的“理論”可以寫幾本專著，但我們在這裏僅僅提出這
樣的反駁就足夠了：既然今天的農民無力自治，那麼50年前以及50年來的“農民
”何以治人？難道素質是這樣化分的嗎：手裏有槍的農民壹定比手裏那鋤頭的農
民素質要高？根據常識我們知道，顯然治人比自治需要更高的素質，如果不是壹
樣的素質的話。

　　歷史也不斷證明，有槍的農民“治人”能夠產生嚴重後果。農民對農民的專
政結果必然是國家農奴制或超級奴隸制的誕生。

　　1949年以後，鄉土中國第壹次在政治上全面進入了“強制現代化”進程，但
這壹過程並未伴隨“身份制”的“結構轉型”。意識形態的熱情控制了農民政府
在農村的經濟政策，這導致了農村經濟在浪漫主義的起落中於1978年回到出發點
，其最大的遺產是強化了二元社會結構。同時，傳統鄉村文化符號和意識形態符
號之間的巨大斷裂強化了農業政治文化的生存機會主義特征。

　　農民在經典理論中註定了他的命運。追溯馬克思對工業社會裏各階級的分析
，我們發現了他對農民階級的政治蔑視。他認為農民是反社會進步（“社會化的
生產”）的保守力量，這種教條必然使後繼的“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運動成為
農民的壹場災難。

　　按馬克思的意見，農民即使不是反動的階級至多也只能在壹定時期（如革命
時期）同工人階級結成聯盟並接受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的領導與專政。後來這種
觀點被寫進國家的憲法裏。《共產黨宣言》宣布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
之間對立的消失。馬克思進壹步解釋說：“當我們掌握了國家的時候，我們決不
會用暴力去剝奪小農（無論有無報償都是壹樣），象我們將不得不如此對待大土
地所有者那樣。我們對小農的義務，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
作社的生產和為此提供幫助。當然，到那時，我們將有足夠的手段，使小農懂得
他們本來現在就應該明了的這種轉變的壹切好處。”

　　然而，由於社會主義在農業社會取得了勝利----也許它只有在農業社會才能
取得勝利----新生的農民國家而唯壹“足夠的手段”就是以“兄長”的名義依靠
強制力量剝奪自己的“兄弟”。這時候，最有力量的不是“土豪”，而是“國家
”，不是城市國家，而是農民國家。

　　中國農民在“集體化”和“工業化”的運動中，長期看來，是人類“有農民
”以來最無助的“農民”。“封建制度壓在農村居民身上的種種最沈重的負擔無
疑已經撤消或減輕了；但是，有壹點人們卻不甚了解，那就是取而代之的是另壹
些負擔，也許較前更為沈重。農民不再承受其先輩所遭受的全部苦難，但他卻經
受著先輩聞所未聞的許多痛苦。”（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P.161）。

　　當第壹個農業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剛剛建立的時候，就在社會主義理論中存在
這樣壹種觀點：從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由於國家落後，即使在最佳的情
況下，社會主義在俄國的完全實現也是非常值得懷疑的；如果共產黨政府繼續掌
握政權的話，那麼它也許會越來越多地喪失其社會主義的性質；“特米多爾式蛻
化”也可能使社會在不公開破壞政治連貫性的情況下發生，蘇維埃在不可能使社
會主義實現的條件下只能通過非社會主義的措施來保護政權。這種“非社會主義
”的措施就是剝奪農民；對農民的粗暴的剝奪是在建立在工業文明的遠大理想下
進行的。

　　關於蘇聯農業集體化的暴行已經得到了很多披露，21世紀的人類將很難理解
壹種主義能導致的如此瘋狂的悲劇。斯大林為此在克裏姆林宮消滅了布哈林，在
克裏姆林宮之外從肉體上消滅了“富農”，並讓更多的農民流離失所。接下來發
生的是30年代的大饑荒和國家經濟的嚴重破壞。

　　中國共產黨同農民有著更為密切的血緣關系。中國革命的道路是農村包圍城
市的道路；中國革命更接近壹場農民革命，黨的幹部大多來自農民家庭。建設了
十年社會主義後，彭德懷重返老家看到“父老鄉親”仍在“吃糠咽菜”，他的流
淚是真誠的。但是由於不懂經濟和對理想的迷信以及對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更為
迫切的狂熱，另壹方面也是因為中國農民的順從習慣以及小農經濟的軟弱性和“
力量崇拜”，使中國的農業改造運動更加廣泛和影響深遠。毛顯然對農業集體化
存有顧慮，我們可以把他對梁漱溟的無理攻擊看作壹種自我攻擊或心理安慰。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有理由認為，集體化與其說是完全出於意識形態的需
要，不如說是出於“經濟人”的物質利益的需要。如果官僚同樣具有經濟人的自
利性需求，那麼杜贊奇先生就沒有必要為“國民政府”在鄉村的官僚主義努力的
失敗而惋惜。前景並不美妙。

　　改造“小農經濟”至少有以下兩個現實的原因：

　　第壹，“唯生產關系論”。這在哲學上實際是“瘋狂的自負”（哈耶克），
以為人類可以通過對經濟制度自上而下的“設計”實現社會進步。

　　第二，更為重要的理由可能是，農業集體化和工業國有化都發生了所有權的
轉移，便於建立農民新政權的“資源占用制”，實現他們對整個社會資源的有效
控制從而取得“革命回報”。此外，產權單壹化便於將政治成本降到最低，並能
夠順利地貫徹“社會理想”。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無疑實現了農民政權在農村的“
產權單壹化”。南斯拉夫的德熱拉斯發現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國家以消滅階級差
別的名義建立新的特權階級。而這個“新階級”以意識形態借口淹沒了他們追求
財富的經濟動機。對農民的征收壹般采用兩種辦法：壹是所有權征收：通過農業
的“集體化”以終結農民的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二是勞動成果的轉移支付：通過
行政手段或國家經濟政策在工農之間的傾斜進行有利於工業的資源再分配，如通
過產品價格剪刀差或高稅收等手段，將農村財富積累起來“投資於城市的工業建
設”，當然最重要的用途首先是確保“國家”對這些財富的“使用權”。

　　有人統計，除開稅收,“30年來在價格剪刀差形式內隱藏農民總貢獻達 8000
億元”（《十字路口的抉擇》 p.46）。甚至在1990-1992年，農業通過剪刀差被
轉移出去的利益價值達 3966億元，是1981-1993年13年國家財政用於農業總支出
的2660.69億元的1.49倍。

　　由於“管理投資”必然導致的城市經濟效益下降，不能追補農村的損失，造
成農民的普遍貧困，從而又引起工業後繼乏力。這個過程也被稱為社會主義的原
始積累過程；工業化使農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從而也造成了壹定程度的經濟結
構失衡與社會不平等。在壹個農業的國裏，這個過程還意味著，大多數居民生活
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神話所帶來的貧窮與痛苦之中。

　　集體化意味著壹無所有的農民淪為“遊民”（施蒂納）。農民成為廉價甚至
無價的雇傭勞動者，其經濟存在特征往往使敏感的學者想到奴隸的命運：壹無所
有、對“大義名份”等偶像的人身依附、束縛在並不屬於自己的土地上而無任何
人身自由（這壹點比古代奴隸的命運還要悲慘）、不等價的僅夠口維持生存的勞
動所得、在政治上是二等公民等等。如果說在古代奴隸制社會，通過奴隸市場奴
隸還存在找到有人格特征的主人的話，而現代的農奴永遠只能擁有壹個非人格的
主人：國家。現代農民的命運因此表現為絕對貧困和普遍貧困。

　　首先是城鄉差別。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農民是同盟者。八個農民的選舉權
相當於壹個工人的“選舉權”。歷史上自由－民主主義曾經反對過按財富多少而
享有不同的選舉權或政治參與權這種不平等，也相繼反對過因種族和性別不同而
在政治上的歧視，而今天，將面對因產業不同（這種不同壹方面是“天生的”，
另壹方面又是現實的強制的結果）而產生的政治不平等，這是壹種自由主義和奴
隸主義的荒誕的對話。

　　農民生活的貧困。集體化使農業勞動生產率下降；工業化又把農村生產資金
和消費資金轉移到城市。生產力停滯不前，落後的生產工具得不到更新，傳統的
牲畜和西漢時期的鐵梨在解放了的土地上仍然是主要的工具。此外，長期以來，
農民幾乎沒有任何現金收入，這與他們對“國家”的巨大犧牲形成鮮明對比。農
民收入是在年終完成國家規定的各項交售義務後以實物和現款壹次性支付的。由
於集體農業生產率低，加上自然因素的影響，農民的收入既不穩定，也很難解決
基本生活之需。為了生計，許多農民不得不到當地工廠或城裏去做臨時工或者借
債。面對中國農村的落後與貧困，哪些自我拔高的“知識經濟”的演說者們應該
閉嘴。

　　勞動保險與社會保險。計劃經濟的“優越性”與農民有什麼關系呢？比如，
勞動保險與農民是沒有關系的。由於可以想見的原因，農民的工作條件是比較惡
劣的，他們既沒有各項勞動補貼，也沒有法定的勞動時間，繁重的體力勞動或惡
劣的勞動環境嚴重影響了他們的健康，使他們過早地失去了青春和生命。國家不
負責農民的“勞保”和醫療費，生產隊要自己辦理農民的醫療和贍養老人的福利
事業。生產隊顯然沒有這個經濟能力。普通農民患病無錢就醫被推出醫院或傾家
蕩產或坐以待斃的現象是極為平常的；而享受公費醫療的幹部或職工對生病則沒
有這麼強烈的恐懼，借公費之便作醫藥文章的反而屢見不鮮。農民顯然對“醫療
公費”做出了相當的奉獻。有人統計，農民患者有 70%因無力支付醫藥費而得不
到治療；68% 因同樣的原因應住院而不能。由於制度性歧視，在中國，窮人治病
反而要多付錢。在死亡面前的不平等集中說明了壹種結構性的荒謬與不人道。

　　農村救援和農村流放。農村往往是農業浪漫主義傾倒政治錯誤和政策“拉圾
”（在某些人看來）的臟水池。“上山下鄉”運動是把城市的政治危機和就業危
機轉嫁給農村的壹個荒唐和醜惡的例子，“中國是第壹個策劃了人口倒流回去的
社會”（《上山下鄉》托馬斯·伯恩斯坦著，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5月第壹版
p.2.），這種“倒行逆施”加劇了農村的就業危機，也給整整壹代城市青年留下
了深重的“孽債”。由於土地資源的有限性和可變資本的短缺，農村失業現象尤
其嚴重，並伴隨著農村人口的膨脹而日益明顯；只是由於農業勞動的特點使這壹
現象暫時隱藏起來。中國農村的隱蔽性失業已經瀕臨崩潰的邊緣，“民工潮”中
在醞釀著壹場新的社會危機。

　　民工歧視。80年代以來，中國約7000萬民工正以最廉價的勞動力支持中國城
市的“現代化”，新建的林立的高樓，到處塗抹著他們的血汗，而城市當局仍然
拒絕把他們看作城裏人，相反，把他們看成潛在的罪犯，經常利用警棍、耳光、
監獄、勞改、遣送回原籍等流氓手段來對付民工。正是這些“盲流（具有中國特
色的汙辱名詞）”給他們生產了低價糧食，以奴隸價格修路建房，並向城市妓院
提供未成年少女，向城市家庭輸送小保姆。中國農民為這個國家的工業和和城市
化奉獻了壹切，而在他們幾代人用生命和血汗建立起來的城市裏，能在水泥管子
裏（啊，中國城市的水泥管子，多少官僚的仁慈假汝之名行之！）平安地度過壹
夜都已經是壹種幸福了，似乎已經是壹種恩典了。即使給這些勞工那麼壹點可憐
的“報酬”，王山先生也心痛了（參見<<第三只眼睛看中國>>），他說，毛澤東
時代多好啊，國家使用民力修路修橋修水利根本不用花錢，現在人心不古，“國
家”建設的成本高了。讓我們祈禱吧，這位先生僅僅冒充了德國人.......

　　萬惡之源的戶口制度—現代保甲制度。如果說國有制使人民淪為遊民，戶口
制度則把人民視如罪犯。戶口制度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從而剝奪了農民的遷徙
自由。在這方面，農民連奴隸都不如。“治安良好”，因為它把人民象植樹壹樣
“栽種”在土地上了，並在上面刻上具有侮辱性的記號。在廣東的壹位警察據此
能分辨出落在他腳下的壹片樹葉是來自大興安嶺，或者來自烏魯木齊。

　　農村改革開始恢復經濟學的常識。但農業改革10年以後面臨著改革的深入的
問題。同時，“贏利型經濟”已經越來越肆無忌憚。“買東西不給錢”即“打白
條”是這些偉大發明中最偉大者。壹般認為，這種行徑是日本鬼子或中國流氓之
行為特征，現在據說已經是某些新“土豪”的精神文明的體現了----“我們畢竟
打了欠條的！”這種事情曾是國民黨的若幹“政績”之壹。

　　根據農業部長劉中壹的說法，1993年國家從農民手裏收購了 500億公斤糧食
，平均每公斤收購價在0.50-0.60元，而同時，農民手中共有白條 30億元。也就
是說，1993年中國的搶劫犯徹底地凱旋了．

　　在廣義上，白條是壹種政治文化：在革命時期，革命承諾人民以幸福，於是
，我們以鮮血和生命在這份合同上簽了字；在和平時期，建設允喏我們以將來，
我們不斷貢獻勞動成果。但是，所有的承諾從來沒兌現過，也沒有人給個說法。
所以我感到，發誓是往往是積累財富的慣用謊言。“農民負擔過重”問題是白條
政治文化的壹種必然現象。沒有人相信，《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對於
改變這個問題有多大意義，但是它至少表明了，在80年代以來，對農民的剝奪並
沒有因為農村改革而減少，有的甚至更加不人道。《人民日報》1994年2月1日壹
篇報導說：

　　“去年11月19日下午，河南省平輿縣辛店鄉兩路口村黨支部書記蔡天償經請
示鄉黨委副書記鄭玉林等同意，帶領19名鄉、村、組幹部，到 5組村民蔡玉堂家
收取集資辦電尾欠款。在拿走99公斤小麥、10公斤芝麻之後，有人又強拿另半袋
芝麻，蔡玉堂不讓拿，有人嚇唬說‘把他捆起來’，蔡玉堂遂於當夜上吊身亡。
”

　　這種報道太多了．日本鬼子進村也不過如此而已----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嗎？
應該是，不是日本鬼子的日本鬼子站起來了！同年的《經濟日報》等報刊也刊載
了壹些類似消息：由於各種各樣的收費太多，農民很難按時交齊，於是許多地方
就成立了“征收工作隊”、“突擊隊”等，到農民家催糧催款，有的甚至還帶著
手銬、警棍，農民交不齊，他們就拿糧食搬家具……

　　在各種白條中，還有壹種叫“綠條子”，《中國青年報》1994年 1月22日以
“農村又出綠條子”為名，揭露了郵政部門不兌付匯款的醜聞。

　　四川．壹個15歲的小女孩為取100元匯款給母親治病，前後4次往返40裏山路
，郵局無錢兌付，小女孩跪地苦求。這篇文章還說，到去年壹月末，黃岡地區共
積壓待兌付的匯款單1.8萬張，金額達65.6萬元。

　　解放農民的出路在於“消滅農民”（身份消滅而非肉體消滅）。這不僅要提
高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至少保持 10%增長率），重要的是必須給農民以自由。
但問題是誰“給”農民自由？我們的答案是：農民自己。農民自己必須爭取自由
，走鋤頭和槍桿子之外的第二條道路。1949年以前，中國農民的解放道路是陳勝
、吳廣的道路。歷史證明，這種道路通向過去，而不是未來。革命偶像毀滅後，
“山還是那座山”。而且，今天開付白條者曾經就是陳勝和吳廣——要尋找壹條
新路，壹條中國農民歷代祖先沒有走過的解放之路。1949年以後，大寨和小靳莊
展示了另壹條道路。但它不過是鄉村精英和政治精英互相吹捧而產生的神話，這
是壹條陳舊的道路，鋤頭的道路。出路也不在這裏，不在南街村。

　　農民的解放最後仍然要靠他們自己，再也不需要救世主和揭桿而起，再不需
要被樹立為政治標本並在土墻上用水泥化裝。美國政府反哺農業的政策是在農民
的壓力下采取的（聯邦政府預算中每14個美元中有壹個美元用作農業機構的經費
，農業計劃是政府預算的第三大戶，農民從政府所得到的幫助可能比任何職業領
域的人員都多），美國政府對農民的援助不僅是壹種道德選擇，更是壹種政治選
擇。中國農民有揭桿而起解放自己的英雄主義傳統，有發軔改革（安徽鳳陽）的
理性的勇氣，也必然有和平解放自己的智慧。

　　由於農民缺乏對現代化的移情，“文明”的觀察者也缺乏對農民的移情。我
們必須看到，災難性的農業政策是中國農民遠離現代化的主要根源，在這種認識
上，我們就會對中國農民的苦難和“愚昧”給與更多的同情，對他們可能支持自
由報有更多的信心。

　　我想我們這個社會最不可救藥的道德敗壞不是欺壓弱者，而是嘲笑弱者。不
是不道德，而是嘲笑道德。不是強暴，而是恭維強暴。不是無恥，而是羨慕無恥
。

　　是的，我不反對說農民有各種缺點，但我贊同林賢治先生的觀點：這是“各
種繩索”捆縛的結果。我更贊同赫爾岑的辯護：“那麼，在這個社會中，妳能舉
出哪個社會階層比他們高尚呢？！”想想吧，那麼無恥的政客，那麼無良的商人
，那麼無聊的文人，那麼無知的學生！

　　那些來自農村、而今生活在城市裏的人，他們首先有責任“回首家園”。在
另外壹個意義上，所有的中國人都來自這各共同的家園，或者剛剛走到村頭，“
出走”只能墮變為城市農民或偽市民，永遠也不能成為市民。北京不過是壹個大
村莊，它只有反省自己才能進入城市文明。

　　我們希望能向“蘇萍”贖罪，為我們這些“城市農民”向她贖罪，代表我的
強大的、厭惡懺悔的祖國求她寬恕，向她懺悔。

　　我們渴望得到支持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