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不完全是在人們顯而易見的意義上說“魯迅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的。我
用這句話還想表達另外壹種意義：魯迅精神作為壹種精神現象，幾乎存在於每個
中國知識分子的靈魂中。這包含兩方面的意思，壹方面，魯迅精神作為壹種對黑
暗的抵抗，因黑暗的存在而存在。這種“存在的合理性”為魯學研究者和主流意
識形體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突現，前者強調的是抵抗精神的當下平移，後者強調的
是革命的歷史合法性。另壹方面，魯迅精神合理性的有限性，這種有限性不僅存
在於“魯批”話語中，也存在於“批魯”的話語中，在這種意義上，魯迅並不是
傳統人文精神的異端，批魯者也非是魯迅精神的異端，他們存在靈魂上的共同基
因，這種共通基因形成於同壹個文化生態。比如，幾十年來，我認為批判魯迅的
學人壹直在使用他們用來指責魯迅的言說方式。 

　　我在這裏想集中討論壹下這種同時內在於魯學和反魯學知識人靈魂中的“有
限性”。這種精神上的有限性就是壹種特殊的權威人格，但這種中國式的權威人
格具有法蘭克福學派所未能盡言的壹些特點，即它是在否定性的文化環境中生成
的“否定人格”。什麼是否定人格呢？就是用壹種抒情性的、文學性的、隱喻性
的話語來對“他我”進行反諷性的、放大性的、攻擊性的否定。否定“他我”的
過程同時是把我同“他我”隔離的過程，“我”在上述文學否定進程中與被否定
者或黑暗脫離開，成為黑暗的否定者，成為“不說自明的正面人物”。這是革命
文學的內在邏輯，也是革命的內在邏輯，也是魯學和非魯學的內在邏輯，壹言之
，否定人格是中國文學的內在邏輯，是中國文學永遠的精神病癥。 

　　基督教神學是克服否定人格最好的出路，因為在聖經的語言中，人的有限性
是普遍存在的，否定者不能完全從被否定者中把自己摘出來成為神聖的化身，因
而也不存在通過攻擊他我而自我標榜的“否定的合理性”。神學理性也不否定批
判的價值，但他強調：只有意識到自己也在黑暗中的批判才體現了批評理性，只
有存在懺悔之心和基於愛的批判才體現了批判正義。 

　　批判魯迅的學者（比如陳源、蘇雪林、郭沫若等），對魯迅的批判恰恰采取
了魯迅批判的方式，即否定人格的方式。但魯迅的深刻他們不具備，魯迅的有限
性他們卻完全繼承下來了。也許魯迅是景教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中離上帝最近的人
，他深刻地意識到了人的有限性，洞察了人性的黑暗。但魯迅畢竟沒有超越中國
思維的內在邏輯，拒絕了對扣門聲的傾聽，於是，他對人性黑暗的洞察只能轉向
為絕望，他向死而死。在我看來，魯迅並不是傳統文化的極端反叛者，魯學並不
是儒學的異端，正相反，魯迅的反叛是傳統的文人精神的內部沖突，是儒家精神
內部的張力。比如，新文化運動對於魯迅來講（自然也對於從他那壹代到迄今為
止的知識分子而言），個性自由僅僅是某些個人、特別是現代君子（表述為真的
猛士、孤獨的過客等等）的自由，這是壹種自由的善惡二元論，而不是普遍性的
自由意識。同樣，對於魯迅來說，個人自由是最好的存在狀態，還不是最不壞的
存在狀態，青年烏托邦取代了儒老的烏托邦。不過魯迅的造反已經接近了士人思
想能容納的極限，他的理想社會僅僅是壹個感情需要的走向，而不再是可能的存
在的現實社會。但這壹走向仍然是歷史進化論的內部的“持不同政見者”，他對
“歷史的代價”同樣采取了某種接受的態度，盡管他對未來采取更多的不可知論
的態度。這種歷史觀念與“上帝面前死者、生者平等”的理念是基本對立的。由
於缺乏對來自十字架上基督之愛的感恩，他不可能有寬容。由於看不見絕對者的
大光，他就用自己的意誌來照耀他我的黑暗，把自己想象為絕對者。但魯迅深刻
的地方是，他意識到了自己不是絕對者，所以他對革命並不抱希望。絕望和墳是
魯迅沿著否定人格的路徑在中國文學精神世界所給定的邏輯高度內精神自由所能
達到的最高點。錢理群先生說魯迅的哲學就是絕望的哲學，在這個意義上是非常
深刻的。 

　　魯迅進壹步海闊天空。但他仍留在了此岸世界，對自由和永恒的絕望轉化為
尼采的意誌論和魏晉文學的小花。這種精神狀態，實際上為魯學的後繼者所繼承
，壹方面是對哲學自由的深刻理解，壹方面卻表現為文學自由的不寬容，壹方面
是對黑暗的學術反抗，壹方面是對黑暗的生活認同。魯迅的雙重人格成了魯學的
雙重人格。批判魯迅的學者是否也存在這個問題、或者這個問題更突出呢？ 

　　重評魯迅或者批判魯迅是非常重要的，這也是１００年來中國思想界自我總
結的好機會。問題在於，批判魯迅什麼，如何批判？胡適先生當年在回復蘇雪林
的信中曾理智地說道：批評魯迅應避免“舊文字的惡腔調”，“凡論壹人，總需
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我擔心，幾十年過去了，被發揚光大的是為魯
迅辯護的人和批判魯迅的人的“舊文字的惡腔調”，而不是與此相對的批評理性
。什麼是我理解的反思魯迅的批評理性呢？在我看來，第壹、批評魯迅是“舊文
字的惡腔調”的同時，應該記住魯迅的論敵同樣是對魯迅使用“舊文字的惡腔調
”的人。第二，今日批評魯迅的人是否同樣在使用“舊文字的惡腔調”？第三、
如果魯迅生活在我們的靈魂裏，那麼，這種否定人格究竟缺少什麼，這種“舊文
字的惡腔調”為什麼幾千年來流傳不衰，變化的只是發言人，不變的是永遠的“
舊文字的惡腔調”？ 

　　“舊文字的惡腔調”，或者語言暴力與政治暴力之間是如何密切相關的？它
是否能夠被超越？文人之罵、刀筆精神是否可以終結了？ 

　　對語言暴力的批判不是使用語言暴力，而是不再使用語言暴力。然而，我所
見的“批魯風潮”所表現的正相反。這才是真正值得反省的。毛氏話語有他自身
的魔力，即通過否定人格的語言可以隱蔽地彰顯壹種權威人格。克服毛氏話語真
的很難，因為壹切克服毛氏話語的努力都是通過毛氏話語來完成的，而問題在於
，毛氏話語不可能被毛氏話語所克服，這是漢語思想深刻的內在困境。如果說魯
學與毛學有某種文化基因上的共通性，那麼非毛和批魯思潮中同樣存在共通性的
缺失：由於采取幾乎和對象完全壹樣的姿勢來批判這壹對象，這種批判不過更深
刻地表現了壹種對批判對象所信奉的各種原則無法改變的忠誠。 

　　我感到魯迅就活在我們的心中，特別是魯迅精神中的有限性、如文學性的中
傷、刻意把自己與批判對象二元化、不寬容等等，都內在於我們的靈魂中。每壹
個中國知識分子是否就是壹個小魯迅呢？ 

　　魯迅活在我們心中，意識到這壹存在困境，意識到這種“前見”，也許應該
是反思魯迅的壹個較為理性的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