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三大萬歲”

　　緊接著“反右”的所謂“雙反運動”之後，開始了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所謂“三面紅旗”(也稱“三大萬歲”)運動。這場轟轟烈烈、驚天動地的運動堪稱建國史上背離科學與民主精神的“範本”。

　　壹九五八年夏天，毛澤東視察河北、河南幾省，說了“還是叫人民公社好！”八個字。於是報紙上就出現了省略去“還是叫”三個字而剩下“人民公社好！”五個字的大字標語口號。

　　記得十分清楚，到了當年秋天，報紙報道河北省徐水的新聞，頭版頭條大號仿宋體的大字標題非常醒目：“劉主席說：吃飯不要錢，壹個人發幾塊錢，大家就很高興了”。也許那時我國的第二號人物也跟著頭腦發熱了壹陣子。而當幾年之後他變得比較務實時，並不知道他的變化已經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慘遭滅頂之災種下了禍根。

　　全國呼喇壹下子成立了人民公社。部裏下決定：學校辦公社，我校副校長兼校黨委書記薛冰被上頭指派為“北峰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這個擁有十數萬畝土地的特大公社，位於學校北面，竟綿延數十華裏。公社制訂了壹個雄心勃勃的“三年實現共產主義”的規劃。學校決定把教師分散下放到公社和省內外各個下放點去協助搞規劃和參加勞動鍛煉，接受教育，進行思想改造。大學生除病號之外，全都按班級分散到下放各個隊裏去。隊裏配備黨員幹部或教師，甚至黨員學生當隊長，教授也得聽從隊長指揮。

　　我下放前系裏交給我壹項臨時任務：陪同兩位東歐留學生到天津郊區壹個公社參觀水稻高產“衛星”(大概是想讓“老外”也受受教育吧)。因為只有我才能和他們自由交談：他們講的漢語和俄語，我大約分別都只能聽懂百分之五十。我發現講非俄語的斯拉夫人，講俄語時常很不嚴格，正如我們的外省人講普通話時，總愛用鄉音和習慣詞匯糊弄過去壹樣。不過兩個百分之五十相加起來，我基本上還能聽懂他們的意思。

　　我們來到現場時只見那裏已經人山人海，擠得水泄不通。路旁插著壹塊特大的木牌，上面寫著“高產衛星指標”：畝產十五萬斤！還寫上幾年內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指標：每人每月幾斤肉、喝牛奶吃面包、壹年發壹件棉大衣、壹雙水膠鞋(顯然是那時稻農日思夜盼的奢侈品吧！)... 。我看後目瞪口呆，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難道說這就是我們準備為之而奮鬥終身的，人類最崇高、最美好、最壯麗的共產主義理想之邦？面對這種“憧憬”，我不但得不到壹絲壹毫的精神鼓舞，相反卻灰心泄氣。

　　兩位老外研究生參觀時壹直沈默不語。回到旅館，他們用怪腔怪調的普通話對我說：“畝產十五萬斤？太可笑了！為什麼不算壹算，壹畝地不是才六六七平方米嗎？就算地面上統統鋪上稻谷，至少也得幾十厘米厚才能有十五萬斤呀！那稻桿能撐得住嗎？”。

　　老外們怎麼會理解呢？中國的政治是不鼓勵用那種簡單數學來推算的。前不久，我正好在某農場辦公室，就親耳聽見場長在電話裏和某機關領導人，商定“高產衛星”指標。在十來分鐘的談話中，他們把指標從壹開始的壹、兩千斤，不斷加碼到了上萬斤！真是“電話衛星先上天”！令我驚訝不已。

　　多數農業科學家都不會贊同這種無知的瘋狂。比如我校Ａ系的蔡修越老教授就是敢於堅持真理不怕打擊的壹個。壹次，上級部門特意安排壹個“擂臺”大會意在羞辱蔡老。他們找來了壹個“生產能手”在會上向蔡老挑戰，揚言可以搞出畝產萬斤的小麥“高產衛星”。蔡老卻堅持自己只能達到畝產壹千斤，於是被譏笑咒罵為“大草包”。當年比賽的結果，蔡老的田裏收獲了壹千斤，而“能手”的田裏只收到麥草。

　　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經受了沈重的政治懲戒之後，也總會有些人已經自覺不自覺地，不再采用任何科學計算的方法去處理他門畏如虎狼的政治問題。有時候甚至表現得相當麻木不仁，遇到上面號召的事情，往往不假思索，人雲亦雲，好像學了幾十年的科學知識，在政治概念面前已經黯然失色，如同敝帚壹樣，壹文不值。甚至有少數人也學會了有時跟著瞎起哄湊熱鬧，只要是順乎上面的意圖的事，便舉雙手贊成，妳冒我更冒，只有那樣做最為省力氣，可以少死幾個腦細胞，而更重要是為了表現得很“革命”，那樣對個人也就最為安全。Ｔ系早年留美的岑祺教授奉命“參觀學習”了壹處“番薯畝產壹百萬斤豐產衛星”，回校之後，居然做演講說：“原先不敢信，看後不得不信”，為浮誇風推波助瀾。他用知識分子應有的良知和獨立人格換來了壹頂“左派教授”桂冠。

　　我承認在東歐研究生說那番話之前，自己也忘卻了可以運用壹下初中時已經學到的簡單算術。顯然，由於他們不是中國人，腦袋上更沒有壹頂緊箍圈，頭腦比我們的要冷靜清醒得多，不會跟著我們去走火入魔。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已經完全相信那些十萬斤高產衛星是千真萬確的了。但那時我內心裏確實曾經壹度希望貧窮的中國會出現人間奇跡，哪怕比說的少很多倍也行。我思想上主要的疑問是覺得把進入乳熟期的幾十畝田的水稻秧苗，像碼韭菜壹樣堆擠到了壹塊兒，就算是產量再高又有什麼意義呢？我心中這種異化了的念頭是不敢輕易表之以言辭的。不過水稻不是我的專長。而當面對專長，我自己就冷靜得許多。比如在這之後我從雜誌上讀到申知韻寫的壹篇奇文—《Ｑ縣葡萄畝產五十八萬六千五百七十八斤零五兩的經驗總結》。那時他已經病著從 S省下放點回來了。據他太太藍碧玉說，當時四十多歲的申知韻上山修梯田時，把脫下來的棉襖攤在壹塊大石頭上，那時正是隆冬季節，勞動完了之後再披回到身上去時吸了棉襖的寒氣，患上了大葉肺炎，只好批準他壹個人撤回校裏來。我去他家看望他時，直截了當地問他：“您真的認為畝產能有這麼多嗎？”他說：“下放隊長指定要我寫當地農民的高產經驗總結，我敢不寫嗎？”。

　　這種對話只能在兩個知心師生之間進行。

　　我和東歐研究生參觀回校時，學校裏的人差不多走空了。我被安排到離校十多裏路的北山村去下放，說是那裏要發展大面積的果園。那壹帶是疊嶺層巒，蒼松翠柏之間嶄露出廟宇的高大屋頂，在喧囂鬧騰的大躍進聲中這裏暫時算得上是壹塊相對的凈土。倘若不是心情蕪雜，確真是壹塊可供休養生息、令人悠然神往的好去處。整個村子座北朝南，背後連著燕山余脈，前面則是壹溜寬闊的幹河床。雖然經歷了不愉快的“雙反運動”，卻在那狂熱的“大氣候”感染之下，我懷著既壓抑又興奮的復雜心情，壹個人背著沈重的行李住到村裏去了。

　　村裏只有我壹個下放教師。不久從某大學派來四個下放鍛煉的年青學生，他們因我和他們在壹起顯得異常高興，好像從此有了壹個成年的兄長陪伴護衛著他們似的。村長安排我壹人住進壹座破舊的空房子裏。這空無壹人的破爛房子，加上炕頭墻上能夠看見外面天空的壹個特大窟窿，更令人感受到初冬的蕭瑟寒冷。我心頭頓時襲來壹種淒清的孤獨感。

　　我的日常活動是和大隊裏的林業主任配合。整整壹個星期，我和他壹起踏勘了壹整溜山坡和溝谷。最後確定先在那寬闊的舊河床上規劃發展六、七百畝果園。計劃經公社批準後下達執行，我負責規劃設計和指導施工的全部工作。

　　我這人有個脾氣，就是只要我想做的事就非做得精益求精，象個樣子不可。我把渾身的解數都拿了出來，壹心壹意，壹絲不茍地以“最高標準”進行設計。我想既然說要“奔向共產主義”，就只能采用“共產主義”的標準。至於什麼樣才算是“共產主義標準”，我也只能想象那就是我腦子裏最科學、最現代化、面向未來的壹種規格。我回校把經緯儀、水準儀、坡度儀、標桿、測繩、地形圖等等，壹股腦兒都給扛了去。我每天早五點起來，帶領那幾個大學生去測量土地。回來後便在地形圖上做出詳細的設計圖來，其中的道路、排灌系統、林帶等都按將來機械化的要求去設計，就像毛澤東當年所說的壹樣，“畫最新最美的圖畫”。那幾個大學生們也樂意跟於我，從而學到不少知識和技術。他們積極主動，聽從指揮，確實幫了我很大的忙。

　　當時人民公社從上到下搞的全是命令主義。上頭把附近幾個村莊的上百壯勞力都調了過來，還加上下放在村裏的幾十人的“右派分子勞改大隊”，這些人全歸我指揮，進行開園勞動。我雖不可能把那些散漫慣了的、烏合之眾的農民安排得井井有條，但壹切總算按計劃進行，每天下來我感覺得雖疲累卻又高興。

　　最聽指揮的還是那個“右派大隊”。因為他們自知已經跌落到了“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因而被強制勞動改造的卑下境地，深知如果表現不好將會有什麼樣的悲慘命運在等待著他們。每天清早由他們的隊長帶領，列隊整齊地走到現場上來。這隊長自然是上頭指定的，肯定是壹個“表現較好”、“罪行”也較輕的右派分子。他們見我是壹個大學教師，有科學知識，態度和藹，平等待人，完全不是那種張牙舞爪式的人物，所以我們之間從壹開始就合作得相當默契。看得出來他們都是有文化的幹部、教師，但我沒空也沒敢多問，只是從接觸中壹下子便感覺得到。我很自然地把技術復雜，而勞動量輕些的活茬分配給他們去做，而且還像給學生帶實習課壹樣，在操作前先給他們講壹番知識和道理。

　　這項不大不小的開園工程從初冬開始，壹直延續到次年開春，漫山遍野開滿了美麗的白色梨花時節才算了結。我登上後山俯瞰那片舊河灘上新建成的現代化果園，只見那壹排排壹溜溜的樹行，錯落有致，真象壹幅圖案，美麗極了。我禁不住多次登高，壹看再看，盡情地欣賞著自己半年多來辛累勞動的成果，心中無比快慰。

　　幾年後壹個初秋，我有機會重訪北山村時，幹河床上已是壹片悅目的青翠碧綠，比人高的桃樹滿掛了令人垂涎欲滴的粉紅色大桃子。

　　生產隊裏的老劉頭，壹個老實巴交的、患嚴重哮喘病的瘦峭矮個子老農，正和幾個老鄉們在看果棚前邊嘮呱呢。突然間，他回頭見到我出現在面前，高興地喊到：“唷！辛老師啊，您幾時到的呀？您瞧，這些桃樹都這麼高了，比起我們原先自己種的‘自然樹’( 按：農民對壹向習慣種後不太管理的果樹的壹種自我解嘲的叫法) 又豐產、又個大、又好吃。來來！您快來嘗嘗您親手為我們種的果子呀！”。我們之間喜悅之情溢於言表，使我頓時感到像電流般地相互傳感，就在此時，我充分體味到了質樸農民的親情。他又告訴我說，我離村回校之後才過兩年，桃樹和葡萄便開始掛果。那時幾個鄰村的生產隊都提出來要瓜分這項“壹平二調”(即當時在“壹大二公”堂皇口號下大搞平均主義資產調配的事後稱謂)的成果。他們這個村子分到了這片桃樹。

　　但是這位向我眉飛色舞地訴說他的內心喜悅的可憐的老劉頭，過不了兩年，就聽說老病惡化，與世長辭了。

　　大躍進中命令主義泛濫成災。那年我在村裏經歷了連續幾天幾夜砸鍋大練鋼鐵和提著馬燈摸黑深翻土地兩米的突擊勞動；“享受”過那“吃飯不要錢”的、實實在在並非“烏托邦”的“小生產者共產主義”。當勞動後饑腸轆轆時，四兩壹個的熱騰騰白面大饅頭，在集體食堂裏想吃多少拿多少，真來勁！可是沒幾個月隊裏就頂不住了，可憐的農民把他們僅有的“壹個雞蛋的家當”也給砸掉了。

　　之後不久，金士昂帶了壹個班的學生從鄰近下放點開進我們村搞“下放教學”。那時村裏已經恢復按各人糧食定量吃飯，而且還時常餓肚皮。

　　人馬壹到，政治氣氛就不同了，不像我單槍匹馬時，盡管身體勞累，卻能那麼主動地安排工作，自在地生活著。正兒八經、形式主義、吹毛求疵的所謂政治學習又來啦。班會上的“批評自我批評”，除了檢查各人的勞動觀點之外，就是專抓壹些芝麻屁事。比如誰買幾塊糖果吃，也會被上綱到資產階級思想。後來聽說別的下放點“拔白旗”拔得邪乎。外語教授黎近思下放在河北徐水，因為勞動後摸黑吃晚飯時，手拿電筒照飯碗，大概是怕嚼到石子吧，被當作“白旗”拔了。他遭到全下放隊開大會批判和全校通報，“罪名”是不肯放下資產階級臭架子向貧下中農學習，抗拒改造資產階級世界觀。批判者指著他的鼻子說：“妳見過哪個農民吃飯照手電筒的？！”。多年後我才知道“拔白旗”的“偉大”發明者竟是某兄弟大學的黨委書記章緯丞。他的“拔白旗”發明被部裏推廣到了各校，使大家廣泛遭災蒙罪。他後來在文革中的七十年代初調來我校當“第壹把手”，使全校教工身受其害。不過這已是後話了。

　　壹九五九年。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壹主持的高等教育工作會議針對全國教育的“亂、糟、偏”，決定撤回下放師生。我們當年夏天班師回校，在課堂裏上課—“打(教學)補丁”。

　　但是中國政治風雲總是詭譎多變，“廬山會議”把彭德懷元帥打成反黨分子後，全國“左”風又起。跟著，副校長兼北峰人民公社書記薛冰遭到了兇狠的批判，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消黨內外壹切職務。當時我們壹般師生並不知道黨內正在發生這樣的人間大冤案。那時報上沒公布彭德懷的事，校內對薛冰的批判也是非公開進行的，始終嚴格保密，前後拖了好幾個月。若樺回家來時常臉色沈重，什麼也不敢透露。等到事情公諸於眾時，新校長兼黨委書記沈遠孟已經到任，薛冰則幾乎同時調離我校。而那位有名無實的民主人士姓森的正校長，早在反右之後已經調回去管自己的那個民主黨派去了。

　　正當無辜的薛副校長在黨內備受煎熬時，在全體教師中卻同時開展壹個叫做“三大萬歲學習”的活動。程訓華不露聲色地，以系總支副書記的身份對大家說：“大家要認真學習，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有什麼認識和問題都暢所欲言、向黨交心，互相討論，自我教育，共同提高”。說得美麗動聽。

　　通過壹年多下放生活，見聞豐富，感觸良多，同事們聚在壹起，恨不得說個沒完。

　　我不知其中有詐，便說開了。我說：“開始下放時心情確很興奮，希望能快點改變我國的貧窮落後面貌。後來搞吃飯不要錢，沒多久就吃垮了，商店裏櫥窗也變得空蕩蕩的。那時我腦子裏開始混亂，那是我思想上的壹個混沌黑暗的階段”，接著我又說，“我們學馬克思主義時學到了壹條基本的原理，就是生產力是決定因素，生產關系要服從於生產力，我不知道有段時間，我們的生產關系是不是跑到生產力前面去了？”我還說大煉鋼鐵如果指標定低壹點，是不是就不必砸掉許多鐵鍋；而那些人高的小土爐壹旦扒掉就不算生產力了；還有就是有些高產田的計算方法也不科學。

　　程訓華壹聽馬上拉長了臉，沖著我以訓斥的口吻說：“妳這是在攻擊馬克思主義！為什麼不說改變生產關系可以倒過來作用於生產力？！”。這是當時報紙上拼命宣傳的壹條所謂“發展了的馬列理論”，其實是壹條十足的“歪論”，它企圖說明強制的公社化是向共產主義天堂過渡的壹條人造彩虹。多麼充滿詩意啊！可是，我在下放點後來看到大家餓肚皮時卻全沒那種詩意！程又說：“妳還攻擊大煉鋼鐵的偉大運動，嘲笑群眾的豐產運動！”。那位隨時伺機而動的朱秀嫦也緊跟著對我直吼：“妳剛才說什麼來著？妳說‘社會是黑暗的’？妳這是代表壹種沒落階級的情緒！”。她真可以算是歪曲事實和上綱上線的能手了。

　　後悔莫及，憤恨有加！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還是那麼書生氣十足，十來年的大學生涯使我養成了學究式探討問題的“壞”習慣。回國十年，我卻仍不懂得中國的政治只能“學習”、“領會”和隨時準備好舉起雙手“擁護”，而萬萬不可自作聰明地去進行學究式討論。那樣只能自討沒趣，甚至招來橫禍。多年後想起此事，我覺得那時我完全沒錯，而錯的卻是她們；但我也並非有多高明，實際上只是因為自己老老實實地參加了社會實踐，勤於思考，在實踐中腦袋比較冷卻壹些罷了。程訓華、朱秀嫦們完全是昧著良心的，她們壞就壞在不老實。

　　兩年過去，《高教六十條》下達，開始糾偏，搞所謂“甄別”。虧想得出來用“甄別”這個文縐縐的字眼，按詞典註釋，“甄別”是“審核官員之行狀資歷而分別去留”之意。系裏受到甄別和道歉的除我之外還有華秀侖、申知韻等好幾位受過批判的教師。

　　盡管心緒不佳，而且“三年困難”使我和若樺陷入嚴重缺乏營養和衰弱消瘦的境地，我卻仍舊日以繼夜，每天工作十幾小時，在壹年多的時間裏，主編完成了全國第壹本新開專業課教材。寫作過程中我果斷地頂住了“分工主管教學”的陳訓華從極“左”方向來的幹預和無理詰難。那時期，申知韻教授有段時間因病住院，之後借口健康欠佳不能承擔教學，顯露了他的“合則來，不合則去”的處事哲學。我完成了他原來的設想和計劃，但是內心開始萌生離開母校的念頭。

　　那段時間，程訓華只不過是因為時移勢異，暫時多少收斂壹點罷了，等到文化大革命壹來，她又開始搞秋後算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