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是在北美，好在不是什麼瑪雅文化，不管妳再兜圈子，只要妳用的還是中文的壹個個方塊字，那實意總是不照已宣的。前值陣亡將士節，寫了些祭奠亡靈的東西，不由得想到還有幾筆鬼的舊孽還未清了。於是再把方塊字挪來，為我中華的新鬼舊鬼超度壹程。

　　鬼，在廣義上說，是指人死後與肉身皮囊相脫離而遊蕩的靈魂，在狹義而言，是指那些未得超度的亡靈。這大概不是華夏文化的專利。但中國人特別專註的，是善終與兇死的差異。按舊說法，兇死所生的冤氣，使得那冤死的魂靈不得凝聚，不得轉移，只好在遇難地點久久棲留戚泣。題目所引的眾多怨靈，原是車馬隨軍遠征，首身異於他鄉，如今身不能回歸家園，魂不得飛散升消，偏又成集湊團，骨聚磷遊，怎能不有天陰雨濕，悲聲啾啾，無定河邊，相向涕哭。

　　時代進化到新社會，講究科學，破除迷信，鬼是不太講起，範老先生的《神滅論》也曾得以廣泛傳揚。壹時間陽氣壓過陰氣，鬼神遠匿，但是世說之鬼怎會輕易退去。不說民間無科學教養之平頭，終生混不出個科學家樣的什麼這士那士，分不清宗教與迷信的界限，就是堂堂官家輿論意識形態領域之大殿也在爭辯有鬼是否真正無害。爭論之烈，到後集於冤魂李慧娘的魄魂問題為頂峰，反真成了社會問題。

　　為什麼偏偏是李慧娘，為什麼不是竇娥？知道點兒的，會說那關卿老的名聲誰也扳他不倒，文化部宣傳部怎樣內定就無需查有出處，光那郵電部的紀念郵票就好幾張，犯得著為他為民女竇娥官官相鬥嗎？

　　但是竇娥的故事好說歹說對社會終還是良性的。這就又是為什麼如此揭露煽情的文學能見容於當時，又流長於後世。壹方面要深知民間冤苦，另壹方面要指望官家來出面主持正義，情節才會曲折，起伏方可跌蕩；老百姓看了會覺得沈冤得伸，這苦日子多少有點盼頭，貴官人看了也壹時半會兒不想著回家去賣白薯。嘿，這哪裏是什麼人民性？聽著倒象是當年赫魯曉夫提倡的全民性。這樣的鬼會有害於社會主義嗎？

　　當時的黨的文化革命尖兵絕不會笨到用竇娥的故事來起義發難，所以歷史的重任落到了李慧娘同誌的肩上。

　　問李慧娘是哪壹方的神聖或鬼雄？答曰皆非。李慧娘是屬“厲鬼”，就是比冤鬼還要厲害壹大截的那種鬼，其特色在於不服氣，要把陽間物質屬性的真人做不到的願望交由陰間意念中的鬼魂來完成。宣揚這種厲鬼，而放棄由清官由中央出面來抹平民憤的團圓結局，無疑是把社會矛盾拖向永世復劫的擴大化。別說對社會主義文化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穩定是個危害，就是對所有的既定王朝，都有矛頭向上的嫌疑。

　　活該李慧娘要生在奸臣當道的萬惡舊社會，偏又多少有些正氣，那哪能不是她自找悲劇下場，所以要被奸臣賈似道所害。即使是有鬼無妨，有這種厲鬼卻是萬萬使不得。

　　鬼，說來說去，都不是樁光明盛事。就跟愚民造神壹樣，鬼也是愚昧的痕跡。但人造神並非無端萌起頂禮膜拜之心，而是壹種寄托，盼望有浩渺中的正義仁愛、終極的超度解脫，只因為真實的人世間遍尋無見。人造鬼蜮更是不甘此生的無奈，只好讓那可思不可行的願望借想象中的非物質的力量來達到目的。鬼是神在活人的精神世界中的鏡相，互為補充，也可以稱為陰間矛盾的兩個方面。有民謠刻劃得生動，說是人活壹口氣，佛活壹柱香。人要連這壹口氣都出不了，就只好蛻出世去。若這氣仍無盡期，則只好留得鬼氣永難散去。人類最大的本領就在於想像，能在有限的物質生活外尋得無垠的意識空間；放浪形骸之外，並非風流倜儻者的專權，平常人家原也是可以過早或過遲地享受自己精神的產出。

　　維鬼到底是陰氣，陽氣盛足之世，鬼們是無地自容的。現在說到鬼的問題，大約是於整體上的正氣陽氣節節下降有點關系。讓我們來看看何等的鬼算新鬼，何等的鬼只能算舊鬼。

　　就單說說近世的吧。

　　我自己想到鬼，並打算正經地把它列入筆觸，大約是起於電影《活著》前後。人的思路壹般來說需要提示，並不計較正面提示或反面提示。就說這《活著》裏的活著二字出場，偏偏是與壹個個壹群群壹堆堆的死者為背景，活著二字明明是苦心積慮地把死去二字拓在前面，卻死死不肯認賬。就這兩個字，在幾十分鐘內，跨越了極現實到極不現實的兩極。極現實是說社會生活到了饅頭的時代，極不現實是故意避開不給死者壹個交代。演了半天，就剩下毫不負責地說：這不都放給妳看了，活著就是這樣活著，死了就是那樣死去；妳能看我這場電影，首先說明妳還活著；看完電影，就看妳自己還要怎麼去繼續活著。

　　戰場上恍了壹眼的鏡頭是新鬼舊鬼們，為兩個中國、兩種命運的決戰，或為不換藥單“換湯”的決戰。到如今湯呀藥呀都蕩然無存，剩得個濁水煮白骨。

　　接下來有龍二的鎮壓。想用伏法二字更文明些，可不知到底有沒有過肉體消滅地主分子法，有沒有庭訊與私刑的區別，姑且還是維持鎮壓的叫法吧。別說葛優(請原諒借名暫用)後怕得尿了壹褲檔，就是我等也有腹議：龍二不就是巧取豪奪坑了葛優壹人，外帶氣死他老爹壹條人命，可龍二的行為怎麼會單憑房產就丟了小命，權計壹鬼。包括影片中觸及到但未完全表現的“三面紅旗”時代的喪生者，至此都算是本文所論的舊鬼範圍。

　　新鬼，顧名思義就是新近成鬼。電影《活著》演到了文化革命中的非正常死亡，但那只是皮毛的壹點，由《活著》而聯想到的新鬼的隊列中，第壹個翻上腦海的兇死，當首數整十年前“六四”事變的死難者。可以說記錄還在延綿，比如近日來所報道的在拘留期間非命於獄中的“邪教”分子，比起張誌新式的刑獄史無疑又開新章。

　　無奈十年之後的六月飛雪，硬是逼著有點兒舊傳說老底的人回想起那丈二白綾的最後時刻。冤氣當然算不得天地間的秀氣獨鍾，可久久的郁結，頻頻的回訪，怕是終有難言之衷。當此之時，善心人去僻靜處燒幾頁黃紙，看那片片焚葉在裊裊輕風中且為冤魂舞起，也算是超度之心。而另有壹些人，當然不必鞘中有刀，手際有汙之輩，卻站在喧鬧處，念起逐鬼經，連聲唯曰殺得好，殺得妙。心心對比，倒教我陷於無垠的失落之中。有仰天恬叫“六四獨善”者，叫妳我不知這個善是哪門那教的善，更不知這兇與善間是如何牽連。

　　《儒林外史》中的老朽，雖逃不脫“幸災”之責，但他卻沒得半點樂禍的小氣。反觀我們的近士，幸災樂禍四個字剛夠套用。那災雖大，當然遠不涉他半星利益，那禍雖慘，也未及其壹根汗毛。拍手蹈足，壹付白相看笑話的街頭無賴相。

　　如果此種論法僅僅調侃新鬼，倒無論如何也過得去，因為人世間妳殺我砍不就為鐵算盤上那點利益嘛，得利者曰善自是不足為怪的。

　　個中的邏輯引申到可惡的道德到可悲的法權。

　　可惜龍二生不逢時，碰上了革命。革命也有好幾種，但都以革去人命為其共性。象龍二碰上的革命，就是屬社會翻身型。革命的犁頭壹經入土，熟土墊底，生土面天，是誰也阻攔不住的。這就叫所有制的變革，法權的變革，或者叫變天。

　　詛咒萬惡的，是站在所有制的某方，還是站在人性的某方，還不得而知。究竟萬惡是所有制的惡，還是砍頭的惡，沒見說清楚。具體說，我們關心的是奪田為惡，還是奪命為惡。破壞法權或法制才是十惡不赦或萬惡不赦。

　　善說者真是壹片公心可向天。與前文所列壹肚私心只計田相比，又是翻作兩樣。論說舊鬼，必計私產，詛咒那刀屠；數說新鬼，又不忘公界，反贊那屠刀。看來妳我都只好慶幸那善說者必竟手中“暫無”殺人刀……

　　其實事情不在公私，鬼神不在新舊，關鍵在於壹幫子人，河東河西，神前靈後，先後制造了兩次所有制革命，而且每次都是血腥味十足的革爾之命。當政權從壹批人的手中轉移到另壹批人的手中，保障新貴的新法，就是新的法權，抑承舊法權的保護而存在的失卻了平衡，終於傾倒。兩百萬的舊鬼和更多的死於戰亂的舊鬼就是為這權力倒手而祭上的犧牲。

　　第二次的法權革命是把舊鬼手中得來的公產再次分解為私產的反過來的革命，僅僅因為當權的仍是原先的“革命黨”，所以竟沒人把這後壹社會變遷稱為反革命。反倒是抗拒以“各盡所能，按權分配”為其實質的又壹步深化的無產階級新法權的群眾，與呼喚社會平等的那部分比較激進的社會成員，被祭上了新的法權變革之血案。六四獨善之說就是為這壹次的法權革命山呼足蹈，為這壹次的為更大規模的財產換手而碾平那些橫七豎八的屍骨。

　　這樣的沈醉也可以被稱為公私分明？中國人至今還沒有清楚的“公”的概念，所謂的“天下為公”並非法語般的嚴格定義。妳可以說天下的土地，河流，壹切資源為天下人所公有或共有，也可以說誰有能耐打下了天下，他就是公的代表。“公家”這個說法在中國並不是起於共產黨或共產主義，就是最好的證明。我們的六四獨善說想必是取後壹種定義，這裏可以不必計較誰坐了莊，反正是不能為強奪私產殺頭，倒必定為消滅割據公界而奪命。死心眼的人怎麼也想不通，褫奪三五畝務必斤斤計較，哭喪考妣，於今天下社稷的潛移默化或明火持杖，天下人的公產失於壹旦，作何又壹地裏鼓盆而歌？

　　天安門廣場是公共地界，這是不假，但它是先屬於天下人而後由政府代管。怎能因為政府是槍桿子打了天下，奪了金鑾玉璽，這普天之下，就莫非王土，這天安門就自是政府“公產”，別人不得擅自入內？殺數頭得三五畝就算不義，斬獲眾得天下得社稷就替天行道？就自有“公理”、自聚“公產”？說道來是公有公理，其實骨子裏自然是“竊錙銖者盜賊，竊國者王侯”的陳腐觀念的遺傳。可憐我們的獨善說者，對此條文是後壹半念念不忘，可對前壹半卻耿耿於懷。怎不想想，壹般樣的權維系壹般樣的法，怎見得壹半是萬惡，壹半就獨善。

　　從社會邏輯的角度，大概我們的獨善說者是什麼也不信奉，只有牢牢地記住壹條：存在就是合理，合理即為合法。

　　邏輯是蒼白的東西。所有制的巨變糊蓋不過，三五畝對天下的質量對比也傾翻不了，萬鬼與百鬼的新舊數量更難比出善惡。想必這共黨萬惡，六四獨善的陳說必有更深的隱情。六四死難者死時既沒三五畝的私有法權，也沒天安門長安街的公有法權，對自己那條命都沒有法律保障的控制權，有法有權的人用刀砍用槍殺妳當然是活該！再說死去幾個北京人，幾個中國人，有什麼了不起，又於我何幹──獨善是說殺得還少，多多才能益善！

　　沒人願意從這種最卑微心理的角度來考查壹個壹鳴驚人的社會學說。但正是邏輯與情理的不通，加上很多並不自相矛盾的自我解讀，把分析的破竹之勢引導到了這無處逃匿的死角。如果說六四有值得稱為壞事變好事的地方，就是它把社會變遷的實質從隱形擡到了顯性的地位，它是那樣血淋淋給妳講述新的無產階級法權：作為中國人，如果不在公產私有化的旋風中獨食毒心地大撈壹把，妳就首先喪失了作為社會存在的前提，妳最好還是不再存在。解救妳的存在，就是我們的毒善。

　　壹百六十年以來，中國人挨外人的皮鞭槍子，血染赤縣；又挨自己人的刺刀槍彈，把中華大地用血漿飽和，這筆筆都是民族的災難。其間新鬼舊鬼，都是中華之魂，舊冤新冤，都是民族之辱，沒有哪壹樁可以稱為獨善。用真刀實彈殺人，固然是貪婪懦夫的行徑，用幸災樂禍的法術剮人，更是陰暗心理的毒白。

　　不是嗎？說妳活著，就應該想想，怎樣才能對得起死者……

　　斷歌：　　錙銖之計，奠於春兮。　　竊國之跖，位獨尊兮。　　不稼不穡，城狩勤兮。　　彼君子兮，獨善心兮。　　……

　　(愴慨不得終筆，於感恩節前)

    <<萬維讀者周刊>> 第15期 (99/12c) www.dzzk.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