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老師，尊敬的郭鐵成先生：

　　前些日子，我收到了第五期《文藝爭鳴》和您的自傳《煉獄和沈思》。我及時讀了您的自傳。這些天來，我壹直沈溺在壹種悲愴而又寒涼的氛圍之中，這正是由您的自傳造成的。這並不是您的自傳的風格造成的。您的自傳雖然也有“人世悠悠，心神空費，可嘆歲將零”的生命感傷，可其中更多的是過來人的豁達與坦然。您所寫到的那些迫害、那些折磨，對我來說也沒有壹種是第壹次聽說，所有這些我早就非常熟悉。也許是因為這是第壹次從壹位熟悉的朋友筆下讀到，我壹邊讀壹邊老是想著這位朋友的命運和靈魂痛苦，我的感覺就格外沈重、格外陰冷。這些天來，在這種陰冷的感覺裏，我老是想著壹個這樣的問題，那就是如何向壹個我所熟悉的受難者表示撫慰和歉意。這個問題說起來似乎有點奇怪，甚至可以說我作為壹個後來者根本沒有資格說這樣的話，可這的確是我的真實的想法和願望。在此，我作為永遠擺脫不掉這個民族的血緣關系的壹個成員，對您這位滿懷熱情的思想者在這個民族愚昧而又殘酷的生活運作中所遭受的長達十二年的政治迫害、人身折磨、人格淩辱，鄭重地表示十二分的歉疚感和罪惡感，同時對您火熱的思想激情和在決不允許思想存在的時代不畏強權壓制敢於表達思想的超凡勇氣，表示十二分的敬意。

　　也許您會感到我的歉疚感和罪惡感是多余的。壹個後人怎麼能對前人的罪孽負責呢。可我覺得對我來說這種歉疚感、罪惡感是十分真實也十分必要的。無論從血緣上、從文化上、從精神結構上、還是從民族生活的運行機制上，我跟我的前人都是壹個整體。我不但無可選擇地接受了他們所加給我的外部規定性，而且也必定無可選擇地接受了他們所加給我的內部規定性，包括那些他們沒有來得及懺悔和消化的罪惡。這些罪惡深深地植根在我的體內和心中,想擺脫也無從擺脫.凡是前輩因為思想的局限而沒有來得及懺悔的罪惡，或者是因為精神愚頑拒絕懺悔的罪惡，他們的後人理所當然地要擔當起懺悔與清理的責任。有人稱贊德國人對二戰中的罪行、尤其是屠殺猶太人的罪行所作的反思與懺悔。可那些大屠殺的決策者和執行者基本上都已作古，他們已經無法對此負責。真誠而又虔敬地擔當起這壹責任的，正是他們的後人。我們常常指責日本人對於他們在二戰中給中國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所造成的災難和侮辱至今不思道歉和懺悔，也是把日本民族作為壹個整體來要求的。現在活躍在日本政治界文化界的人，幾乎沒有壹個是親手屠殺過亞洲各族民眾的，可他們不應逃脫前人遺留下來的、從來沒有得到清理的罪惡和責任。中國人對日本人是這樣看的，是這樣要求的，可是對於我們自己民族的罪惡，為什麼就不這樣看呢？難道只有外族人對中國人的屠殺才是屠殺，中國人對中國人的屠殺就不是屠殺、中國人對中國人的淩辱就不是淩辱嗎？有沒有什麼天條規定過，或者有沒有什麼人間公理規定過，壹個民族的內部殘殺和淩辱是可以允許可以原諒可以不加追究的，所以也就可以拒絕反思拒絕批判拒絕懺悔，以致於可以拒絕對那些不幸的受難者表示歉意和撫慰？照我的理解，這樣的天條是決不會存在的，這樣的人間公理也是決不會存在的。我們的民族是壹個非常不幸的民族，我不想在這個民族的深重苦難中背過臉去。同時，這也是壹個有著同樣深重的罪孽和同樣嚴重的下流行徑的民族，我也決不想放過我們這個民族的、以及我們每個個人精神深處的罪孽和下流。在您的自傳中，我註意到了這麼壹段話：“從‘文革決定’公布的第二天，我就完全喪失了自由。……在三年的時間裏，對我各種規模、各種形式的批鬥不下百余次。我完全失去了任何生命的保障，任何人、任何時侯都可以把任何壹種殘酷的折磨施加到我身上，我卻只能任人折磨，甚至不能有任何保護壹下自己的意識。”您的敘述非常平靜，非常理性。可是它激發我想起了文革中乃至於中國歷史上所曾出現過的壹切慘無人道的人身折磨。上壹次聽您談論您的經歷和遭遇時，我壹心感受著您精神的光輝，慶幸自己親自見到了壹位遇羅克式的思想者。讀了您的自傳以後，我感到這個世界對您太不公平了。您在讀大學時就具有那麼好的洞察力和獨立思考的能力，並且用壹個青年人的最美好的激情表達您的思想.您因此而付出了整個青春作為代價.雖然對於歷史來說，十二年算不上什麼了不起，可是對於壹個人來說，尤其是對於壹個青年人來說，十二年的囚禁所毀掉的乃是整整壹生。這幾天我老在想，下壹回我們見面時，我將如何面對您。您那黝黑的皺紋裏、您那挨過鞭子和巴掌的臉頰上、您那受盡辱罵的耳朵裏、您那被仇恨和憤怒的目光所傷害過的眼神裏、您那被囚禁被捆綁被踐踏被遊街的身體裏，全都有我的罪。只要是人類加給您的迫害，那迫害裏就壹定有我的壹份罪。而在中國人所加給您的迫害中，裏面所包含的我的罪會更多壹些。我以這麼強烈的罪惡感站在您的面前，我如果不能首先向您表示我的懺悔、清理我的罪孽，我將怎樣與您這樣壹位受難者講話？您在當時就是壹位清醒的人，您在事後更有理性反思，這足見您的高貴與堅強。您當然不需要誰來悲憫您。可是我覺得，悲憫不是壹種單向投射的感情。悲憫作為壹種善良而又高貴的感情，它是人們對於這個苦難的世界的壹種整體性態度。在這個意義上，我對我原先帶著憤激的情緒批判過的沒有對自己的受難進行深入反思的受難者，生起強烈的悲憫感.這決不是壹種不平等的感情.悲憫這個苦難的世界、包括悲憫那些苦難的個人是我們的責任。愛就是悲憫，悲憫就是愛。借這個給您寫信的機會，我想向壹個世紀以來，所有因為懷有高貴的感情、高貴的思想並且敢於對自己的感情和思想保持忠誠而慘遭迫害和折磨的受難者，向在各種政治動蕩、社會災難、思想清洗中慘受迫害和折磨的壹切受難者，表示我最大的愛心、最大的悲憫心、最強烈的罪惡感和最深切的懺悔，並且以我內心深處這麼壹點點情感的力量，對所有這些受傷的靈魂表示我最溫柔的撫慰。社會對他們的壹切迫害都是不公正的，他人所加給他們的壹切淩辱都是天地不容的。即使是那些曾經加害於別人的人，他們也只應該受到理性的批判和上帝的悲憫，而決不應該受到同樣的迫害作為報應。

　　正如您在自傳中所分析的，五十、六十年代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有著致命的精神缺陷。他們在那樣壹個嚴峻的時代所能接觸到的知識資源和精神資源，真是太單壹太單壹了。正是這種過分單壹的精神世界，限制了他們對於生命的敬畏和對於苦難的悲憫。而沒有這種敬畏和悲憫的態度,連起碼的反思都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說什麼懺悔之類。所謂懺悔，也就是在精神上的壹種擔當。壹個精神資源過於貧乏的人，他是沒有足夠的精神力量為這個世界的苦難與罪惡擔當責任的。又因為半個世紀以來，他們在基本的人格意識上受到過於嚴酷過於徹底的壓抑與扼殺，壹個連最基本的個體意識和人格意識都遠不健全的人，也就不可能將他身受的苦難與恥辱轉化為他的精神資源和道德力量，用以推促他的人格升華到悲憫與懺悔的高度。比這些人年長壹輩的知識分子，也就是在三十、四十年代成長起來的那壹代知識分子，他們是真正的學慣中西的壹代，是中國有史以來知識資源和精神資源最為豐富的壹代。他們不但比他們的前人強，也比至今為止所有的後人強.他們本來是有能力對本世紀的歷史和本世紀的苦難做出真正深刻的反思的,也應該對他們的壹切過錯做出懺悔的表示.但是他們之中除了極為個別的人之外,基本上沒有在精神上為這個民族壹個世紀的苦難擔當責任。正如朱學勤先生所說的：“只有野草般的‘控訴’在瘋長，卻不見‘懺悔的黑玫瑰’在開放。”這是壹個十分奇怪的現象，我至今也沒有想通這究竟是為什麼。最近我常常想，他們現在已是風燭殘年，他們能夠反思與懺悔的話，那是他們的光榮。他們如果不能反思與懺悔，我們這些後來人也用不著去苛求他們。壹個人只能要求自己如何如何，而不能要求別人壹定應該怎樣怎樣。我們畢竟是他們的後人，我們自然應該比他們想得更多，看得更遠。即使他們什麼反思也沒有，單是他們所曾遭受過的令人發指的苦難與恥辱，這本身就是壹筆無比沈重無比豐富的精神財富。我們站在這樣的苦難與恥辱的深淵中，如果只是責備前人沒有清理它消化它，那實際上恰好證明了我們自身的懦弱與卑怯。讓前人去受難，讓後人來懺悔，此間更值得上帝悲憫的，難道不正是前人嗎/我願意對所有受難的前人、對所有受傷的靈魂,三致鞠躬，願他們早日得到治療和撫慰，並以我柔弱的靈魂，為他們分擔壹切痛苦與恥辱。這些年來，我的心中壹直閃現著這樣壹個畫面。有那麼壹個形象，或者是壹個人，或者是壹個神，他站在中國的靈魂之山泰山上，面對這壹片苦難深重的大地，放聲痛哭。他壹邊痛哭，壹邊伸出他的大手，以他宏大的悲憫之心，溫柔地撫摸這寒冷的大地，撫摸這所有受盡蹂躪的生靈.他就這樣站在泰山頂上,面對這個苦難的民族痛哭千年，撫摸千年。真的是這樣，我真切地感到，這片傷殘的大地需要我們來撫摸，這片荒寒的大地需要我們來溫暖，這個苦難的民族需要我們來悲憫，我們這些不幸的生靈，所有象我們壹樣的不幸的生靈，需要我們來拯救。我們壹定要懺悔我們的罪惡，只有通過懺悔才能拯救我們自身。否則我們就沒有活下去的權利與勇氣。我們再也不能等下去了，不能等著前人來懺悔，也不能等著後人來懺悔，而是要由我們自己來懺悔.壹切前人的罪都是我們的罪,壹切他人的罪都是我們的罪，壹切沈積在我們的神經深處構成我們的集體無意識的下流的因素，都是我們的罪。

　　我總覺得，我們再不懺悔就來不及了。即使我們今天就開始懺悔，我們也許還是來不及了。因為我們的罪惡積累太多。那對著成群打坐的穆斯林壹路砍殺過去的殺手是罪孽深重的，那將謀求政治改革的年輕的六君子送上斷頭臺的手是罪孽深重的，那為了鞏固自己的世俗權力而挑逗億萬天真的少年對壹切體面的人吐唾沫砸磚頭並不惜使出壹切手段將全國搞亂將全體民眾推進水深火熱之中的人、那將和平請願的熱血學生屠殺在執政者的大門前的人，全都是罪孽深重的。這些殘酷的事件中所表現出的卑鄙和下流，是人類史上所曾出現過的最嚴重的卑鄙和下流。所有這些罪孽，早就象黃河的淤泥壹樣古老而由深厚。這是怎樣不可思議的彌天大罪啊。有時侯我禁不住這樣擔心，我擔心上帝的寬容本身也是有限的。對於那些過於傷天害理的罪孽，也許他也是不會原諒的，他是壹定要將那些嚴厲的懲罰加給這些過於下流的作孽者的。如果是這樣，那我們就真是在劫難逃了。我們都是中國人，所有那些罪孽中都有我們的恥辱與下流。我們義不容辭地要與壹切罪孽深重的人壹起接受上帝的審判和懲罰。既然是這樣，我們當然就是在劫難逃了.可是如果不是這樣,那麼人類最基本的價值原則、最基本的良知、正義、善良、慈悲等等等等，是不是還值得我們信任，作為這壹切原則的體現的那個無所不在的上帝，是不是還值得我們寄予期待？我翻遍聖經，發現聖經裏的那個上帝既有最廣大的悲憫心，也從來沒有放棄過對於罪惡與下流的懲罰。我似乎由此得到壹絲安慰。可是我更因此而心懷恐懼。壹想到那些懲罰要降臨到我們頭上，我就感到無比恐懼。我們恐怕真的找不到擺脫懲罰的理由了.即使我們願意懺悔,也只能在懺悔中減小壹點自身的血汙，而不敢奢望逃離懲罰。何況我們至今還在幾乎是理直氣壯地拒絕懺悔。

　　尤其可怕的是，即使有壹天我們真的願意懺悔了，我們將會發現，我們壹點也不知道該如何懺悔。我們在精神上、在靈魂上壹無所依。那些世所公認的最基本的價值原則早就被我們壹個壹個毀壞了，或者說那些東西從來就沒有在我們心中紮下根。壹個壹無所依的人他能站在什麼樣的價值原則上去懺悔呢？正如您所感嘆的：“中國人呵，妳要把自己提升為人需要克服多少觀念上和邏輯上的重重障礙呀！”由於我們長期以來被這重重障礙緊緊包裹著，我們逐步地喪失了“對人生、人自身實在處境的感知和體驗能力”，也就是永遠也沒法意識到自己的障礙在哪裏，自己的歸宿在哪裏。沒有賴以懺悔的憑依，實際上就是沒有靈魂的指向，沒有價值觀念上的最後的皈依。我們中國人最喜歡美化自己，或者說是掩飾自己。比如關於文革期間人們的真實的精神狀態問題，幾乎沒有幾個人講過幾句真話。我們目前普遍流行的說法是，大家當時懷著滿腔熱血和全部美好的生命激情，投入到這場意在使中國走向純潔與幸福的偉大革命運動之中。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大家的動機是好的，無論遇到怎樣嚴厲的歷史審判,或者遇到上帝的懲罰,我們在主觀上是永遠不要負任何責任的。這壹重由民族集體共同編織的精神障礙實在太堅實太完美無缺了。您的自傳算是給這個美麗的障礙戳了個窟窿。您說：“造成他們如此瘋狂之舉的深層意識是恐懼和自衛，而不是真正的崇拜和捍衛真理的英雄主義。……誰不‘崇拜’和‘捍衛’誰就要落入被整治的那些‘階級敵人’同樣的下場。……要消災避禍，就必須‘崇拜’和‘捍衛’，並通過對敵人的折磨來體現這種‘崇拜’和‘捍衛’。……當年的紅衛兵啊，妳們應該好好審視壹下自己，妳們當初湧流的當真是那股剛強的英雄主義血脈嗎？假如反過來，誰‘崇拜’和‘捍衛’誰就是‘階級敵人’，誰就要遭受妳們施虐對象的下場，妳們還會‘崇拜’和‘捍衛’嗎？問問妳們自己吧！”這段文字將文革中的暴力心態揭示得非常準確和深刻。如果真的象人們長期以來所標榜的那樣，文革暴力的激情畢竟還有美麗的壹面。而真實的情況卻如此可怕和可憐。中國人用他們的全部智慧，生產出了那樣壹種奇怪的力量,使每個人都處於這種力量的威脅之中,然後，又以對別人的瘋狂折磨來擺脫這種威脅。這種奇怪的邏輯，幾乎就是中國社會和中國歷史在暗昧之中無望地循環運轉所憑依的主要邏輯。文革之中，這種邏輯強大而又僵硬到了頂點，誰也逃不脫它的控制，這本來是非常可憐的，也是非常值得歷史的同情與悲憫的。可是，整整壹代人，整整壹個民族，都在這個問題上編造假話，掩飾自己的可憐和汙濁，回避自己的過錯和責任，甚至還要表明自己的純潔和崇高。所有這些行為，我不得不說，所有這些行為，都是極其下流的。即使把自己打扮為壹個無辜者，也是壹種下流的行為。何況還要給自己臉上貼金。我的這番話，似乎不光是針對紅衛兵們說的,甚至主要不是針對文革說的.我主要是針對我們五千年來作為壹個文化整體和壹個存在實體的民族說的，是針對我們民族生活賴以運行和展開的那種下流的邏輯說的。

　　事情也許真的是這樣的，文革並不是什麼特殊的狀態，它是中國歷史整體中的壹部分，是與全部中國歷史相和諧的壹部分。它所表現出來的精神特征，也不是特殊情景中才偶爾出現的迷失，而是中國人基本的心理狀態和心理機制，是我們千年不易的麻木、兇殘與下流的正常的表現。有人說文革已經過去了，其實是幾乎所有的人都在這樣說。作為與朝廷特定的權力鬥爭聯系在壹起的壹場政治混亂，它當然是已經過去了。可是，作為壹場精神事件，作為壹種文化心理機制，作為壹種因為無所約束無所皈依而在墮落與下流中無望地掙紮無望地毀滅的靈魂危機，妳能說文革已經過去了嗎？有人說文革再也不會發生了，文革無論如何不會再來了。在我看來，所有這些說法，都是證明了您所說的中國人對自己的生存狀況缺乏最基本的感知能力和體驗能力。我不但要說，作為靈魂危機和精神劣根性的表現的文革從來就沒有結束過，所以不存在是不是再來的問題。我還想說，即使是作為壹場大規模的社會動蕩和社會混亂的文革，我們也沒有理由斷定它不會再來。至今為止，我們不要說反思，不要說懺悔，我們對文革連最膚淺最基本的認識都沒有。我們除了禁止談論文革、除了回避談論文革、除了設法掩飾真實的文革和文革的真實，我們對文革還做了些什麼？心存僥幸是無濟於事的。如果我們沒有勇氣正視自己的汙濁和下流，如果我們不願意以靈魂的痛苦與顫栗來懺悔我們的罪，我們總有壹天會在壹場毀滅性的狂風暴雨中顫栗不已的，甚至可以說隨時都可能突然面臨這種顫栗。也許可以說這是壹種懲罰、壹種報應，是上帝精神和正義原則的體現。可是任何懲罰和報應都是我們的苦難的壹部分。到了那時侯，我們除了悲憫，還能為自己、為這個世界做什麼呢？那個時侯的悲憫，將會是血淋淋的悲憫。那個時侯我們當然還可以懺悔，而且必定會懺悔，可是，那個時侯的懺悔即使真的發生，也已經不可避免地帶上了臨時抱佛腳的功利主義色彩了。它的高貴的意義，它的拯救靈魂的意義，將會受到靈魂自身的質疑。退壹萬步說，即使就如人們所願望的，文革確實不會再來了，可是，難道只有文革中才有苦難、才有淩辱、才有靈魂墮落嗎？我們今天的苦難怎麼辦？今天的淩辱怎麼辦？今天的墮落怎麼辦？難道我們今天就不需要拯救、不需要懺悔了嗎？人類不幸命中註定是要受苦受難的,懺悔決不是壹種實用主義的遠禍避災的現代巫術,而是我們對於自身生命、對於這個苦難的世界的虔敬與愛的態度。我們如果壹天也不能放棄我們內心的虔敬和愛，我們也就壹天都不應該放棄我們的懺悔。

　　郭老師，這些問題就是我最近常常想的問題。由於讀到您的自傳，由於我認為您的自傳對於文革的反思和審視具有非凡的洞察力，我得到了壹種心理支持。您作為壹個過來人，對迫害過您的人，對卷入文革的所有人，都表現出壹種深切的悲憫，這是尤其讓我感動的東西。您在那種毀滅性的厄運中保持住了靈魂的高貴與精神的健全，您在厄運之中就對他們心懷悲憫，出獄以後更是以健全的理性對那場災難進行反思，這實在難得。您的保持了精神的健全，簡直博得了我的妒忌。說實話，當我談論懺悔、談論拯救時，我的內心是很空虛很恐慌的。我老覺得自己沒有足夠的內在力量來談論這些、來做這些。對於苦難、淩辱、荒寒、荒謬的化解與超越，這是非常需要內在的激情與力量的。我不知道到哪裏去尋找這樣的力量。說得直白壹些，也就是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拯救我自己。我越是深入地思考這些問題，就越是失望於自己缺乏力量。缺乏力量而企圖清理苦難，這真是壹場痛苦的掙紮。由於缺乏真正的力量的源泉，我不但對自己難於保持信心，我對這個苦難的人類也難於保持足夠的信心。我常常想起基督教和佛教的創始人，想起他們創立宗教的用意。我覺得他們是對人類和人本身徹底失望了可又不願意放棄對人類的愛、悲憫與拯救，才創立了那樣的宗教，創立了那樣的神靈。為什麼需要神靈來拯救人類，就因為人類自身是沒有能力拯救自己的。我就是這樣理解那些宗教的。我無處可以秉承宗教資源,無處可以得到堅定不疑的信仰的力量.可是我又不願意放棄拯救自己的願望，不願意放棄對於人類的愛與祈禱，不願意放棄對於苦難與罪惡的悲憫與懺悔。這讓我深受混亂與虛弱的折磨。我壹方面堅持對自己有所要求，壹方面又在混亂中不斷地自我質疑。魯迅老說自己身上有鬼氣、毒氣，我好象終於知道壹點他是什麼意思了。我最近老是羨慕那些久經磨難卻依然保持了精神的健全的人，比如我老是想到顧準、張中曉，老是想到托爾斯泰、克魯泡特金、索爾仁尼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能夠拯救自己，但若直到生命的最後那壹天，我還能夠象他們那樣保持住了理性的健全和內在精神秩序的完整，我願意將此看作是我的人格的成功.但我沒有信心說自己可以做到這壹點,所以我更加急切地要求自己學會懺悔，以期在懺悔中學會怎樣做到這壹點。這就是我的真實的狀態。我急於把它展示在您的面前，讓您這位終於保持了精神的健全的人，多壹份靈魂拷問的材料。我還希望通過這次展示和傾訴，讓自己把自己看得更清楚壹些，更準確壹些。

　　最後，我謹以最虔敬的心靈，為所有受侮辱受傷害的靈魂，為所有在侮辱和傷害中慘遭毀滅的亡靈向蒼天三致祈禱，祝願他們經過煉獄的磨難，早壹天得到最美好的拯救和撫慰。

<<萬維讀者周刊>>第59期 (2000/10d)  www.DZZK.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