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倡導“說真話”，可他在2000年的《收獲》封面依然大字標榜“巴金主編”，這是真話還是商業廣告術？壹個96歲的久病老人怎樣在當主編？充其量是個顧問吧？

　　巴金早年以《家》反封建，可他現在卻占據國營雜誌《收獲》當終身主編，且將女兒任命為第壹副主編，父女共同執政，這不是封建世襲制、家天下麼？

　　巴金以勇於懺悔獲取尊敬，可他面對平反幸存的胡風，既不主動去醫院看望，會上相逢亦無道歉，好像當年他沒有對胡風投井下石。等到胡風病逝，才寫幾句對不起——這是真心懺悔麼？巴金三十年代就開始不斷懺悔自己膽小，可每次懺悔之時，他照樣尊權勢者之意行事，這樣的懺悔豈不是“坦白痞子”或“變色龍”？

　　巴金1985年倡議建立“文革博物館”，可他又說，除了文革十年，“我壹生不曾遇到‘創作自由’問題”——難道文革僅是孤立的十年？如此見識，可否建立真正的“文革博物館”？且壹知上意不喜此“建議”，便同意在《巴金選集》中刪去《“文革”博物館》，從此不提，壹心壹意裝修自己的“全集”，只管自家。15年來中國多少風波、腐敗，他竟壹言不發，惟有各種“主席”、“主編”爭當不誤，“命名行星”樂此不疲——這就是當代中國最偉大的作家？

　　勇於堅持“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文人壹個個被整死整殘了，只有既會向權勢孝忠，又會以懺悔對付百姓的巴金，偷生百歲，當官“上星”，自編全集，名利雙收，盡享現代榮華富貴——面對如此幸福的“兩朝領袖”巴金，誰願學王實味、胡風、顧準、陳寅惲馬寅初、遇羅克？華夏有如此左右懺悔，兩面逢源的“巴金現象”，中國人啊，我們狂笑還是慟哭？

　　——題要

　　1．誰發昏了？

　　2000年第 1期的《收獲》，雖然裝禎有所新景，但基本風格依然，真正引人註目的變化，只有兩處：壹是更加突出“巴金主編”——封面封底“巴金主編”四個黑體字比原來大了壹倍，每個字足有半寸見方；二是封面右下角標明“1957-2000”——這是宣傳“巴金主編”《收獲》已有43年了！

　　正是這壹“新氣象”，使我久蓄的疑惑如噴泉突迸——《收獲》，《收獲》，妳是中國至今未能根除封建制度殘余的壹個典型縮影！

　　這壹定要讓有些人憤怒了——怎麼，當今中國最好的文學刊物之壹《收獲》，竟然被妳評為“封建殘余”，妳昏了麼？

　　誰發昏了，自有歷史公論。我們還是先講事實，擺道理。

　　2．唐詩好不能證明皇帝好

　　《收獲》近20年來所發的作品，其文學藝術水平，大都可稱中國壹流，但這並不等於它的體制和主編沒有嚴重缺陷，不能批評，恰如唐代是中國國力最強盛之時，唐詩也是中國文學最高境界，但是，我們就因此不能批判那時的制仁欠封建專制？那時的皇帝雖然有“貞觀之治”，也依然是讓天下百姓為壹姓私有的宗法專制王朝！稍有常識與理性者皆知，喜歡《史記》與《唐詩》，並不意味著喜歡那時的皇上，並不意味著我們依然要保留皇上制度。

　　《收獲》的封建性何在？這恐怕不須我說，人人心中皆知，只是大多數人不說而已。

　　何謂“封建”？99年新版《辭海》解釋：“即封國土建諸候，指帝王把爵位土地分賜給親戚功臣。”伯恩斯的《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則指出：“封建主義的定義可以說成是壹種社會結構。在這種社會結構裏，政府的權力由個別領主行使，……”（P7）“作為壹種政治制度，封建主義包含壹些基本觀念。……即統治權是屬於任何壹個采邑擁有者的特權。……封建社會當然是高度貴族專政的。”（P10） 在“中國特色”下，壹個雜誌社，壹家刊物，壹不小心就成為壹小塊領地，壹個“采邑”。讓我們對照“封建”理論，看看《收獲》的兩個特別封建之處：

　　1)．父女執政的家天下。

　　《收獲》版權頁多年標明“主編巴金，副主編李小林、肖元敏”，2000年 1期才在後面添了壹個“程永新”——很多人都知道，“副主編李小林”就是巴金的女兒。巴金本名“李堯棠”。在“社會主義新中國”，父親為主編，女兒為第壹副主編的國營文學刊物，這可以說是絕無僅有。在改革開放20多年，全國都實行“幹部交流”回避制時，作為中國最有影響的國家刊物（理所當然是國營文化單位），居然容忍讓壹家父女共建壹個家天下，這真是奇跡。試想，在如此父女執政的單位裏，能有真正的民主監督麼？在《收獲》裏，誰敢批評巴金？誰敢批評李小林？在如此失去監督的獨立王國裏，《收獲》發稿除了“順巴者昌、逆巴者斃”的發稿規律外，還可能有另外的選擇麼？我雖從未給《收獲》投稿，亦可武斷壹句：壹切與巴金“政見不和”之人的稿件，萬萬莫想上《收獲》。

　　2)．巴金成為《收獲》終身主編。

　　新《辭海》介紹：《收獲》創刊於1957年7月，由巴金、靳以主編，1960年5月出至第十八期停刊；1964年《上海文學》改名《收獲》繼續出版，1966年 3月出至第十四期停刊；1978年 1月復刊，由巴金主編。主要刊載中長篇小說、劇本兼及短篇小說、長詩、散文。

　　這歷史說明，巴金已成為《收獲》雜誌終身主編。1957年，巴金先生53歲，而今，巴金已是過了96歲生日之望百老人了，但他仍然是“在職幹部”——《收獲》主編可能要算個廳級幹部吧（巴金的壹些“副主席”、“主席”稱呼也許只能算個虛位，實職還是《收獲》主編）。在中國，連鄧小平都沒有任實職到九十歲，至於下面的機關單位，更不可能還有九十歲的幹部，而唯獨上海的《收獲》可以有96歲的主編，唯獨巴金，可以在“廢除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終身制”後的中國，又打破民主制而繼續封建制——既自己終身制，又立女兒為“太子”，真是在社會主義中國獨領封建風騷，算得中國20世紀壹大奇觀。

　　如果《收獲》是巴金個人的私營企業，我歡呼巴金這壹盛舉，同時希望執政者不要壹滴血可見全身病態——當政者壹不小心，讓《收獲》公開暴露了封建性——能允許《收獲》如此，不就是自己也在如此，也想如此麼？可憐的中國，妳到今日還隱藏著多少封建體系與制度？！

　　3．慣於“懺悔”而從不改正的“坦白痞子”

　　也許有人說，巴金能享如此“終身主編”封建特權，實因巴老的文學功績輝煌，德高望重，而晚年對自己的懺悔，對文革的批判，特別是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實在是名垂千古的立德立功立言。如此曠世精英，當有特別破例。

　　且不說現代法治社會不容任特權，就是巴金是否真正的君子人傑，也大有可疑。雖然今日“巴金贊歌”人雲亦雲，眾口鑠金。可是當我稍壹獨立思考，把巴金文集細翻壹下，事實竟全然兩樣——巴金實乃壹個二等文學作家，三流思想見識，獨善明哲保身的“貳臣”而已。

　　巴金先生的小說就不用說了，多是觀念圖解：他最為得意的“高老太爺”，也只是在模仿《紅樓夢》“賈府”的基礎上加壹點“階級烙穎，並沒有真正寫出20世紀中國人的靈魂。和魯迅的“阿 Q”相比，他的人物沒有真正的人性與個性；和沈從文文集相比，他的敘述沒有真正的中國情調；和老舍小說相比，他的作品沒有地道的中國語言；和茅盾《夜讀偶記》相比，他的文章不見中西文化的學術底蘊；和柯靈文章相比，巴金的散文只是“白開水”，和夏衍《懶尋舊夢錄》相比，巴金毫無體制反思——巴金壹生不過是個趨時趕浪潮的二流文人而已。魯迅晚年稱贊他，壹是魯迅病了，二是巴金那時還在可塑之年；胡風與巴金兩人，魯迅只看準了壹個人，那就是胡風，胡風確有點魯迅氣質，魯迅精神。

　　正是因此，這麼多年，人們議論中國作家何人可得諾貝爾文學獎，沒有人提及巴金，巴金有什麼真正的作品呢？隨著人們對20世紀激進主義的反思，早年的《家》《春》《秋》，不過是過時的廣告宣傳而已；晚年的《隨想錄》，盡管因為有《收獲》作交易，誘得壹大批文人去閉著眼睛贊揚“皇帝的新衣”，其實細讀之後，不過是壹個善於巧妙“保持高度壹致”，人雲亦雲的“老人嘮叨”罷了。

　　現今有不少人稱巴金有思想、有人品，其依據是巴金倡導文革後的文人懺悔與建議建立“文革博物館”。從表面上看，這兩大功績確乎不同凡響，可是我們仔細深入到巴金壹生的經歷中看後，就會發現：這壹切都似是而非。

　　先說文人懺悔意識吧。的確，在老壹輩的文化人中間，巴金也許是最早、最多進行“懺悔”的人。他的五集《隨想錄》，150 篇隨想，幾乎篇篇都是在“懺悔”自己在文革前後，如何對不起正直的文化朋友，如何當順民，當走狗，助桀為虐，這確是很可寶貴的。但是，不幸，我又見到巴金先生以前的壹些“懺悔”——原來他像我故鄉的那種慣於懺悔而從不改正的“坦白痞子”。

　　請看幾段巴金早年的“懺悔”——

　　1936年 5月，巴金在散文《憶》中懺悔道：“我是壹個充滿矛盾的人。我過的是兩重的生活。壹種是為他人的外表生活，壹種是為自己的內心生活，我的靈魂充滿了黑暗。”（《巴金選集》第十卷P4）

　　1957年 6月，巴金在《談[新生]及其它》中回憶三十年代寫《家》至第六章時，大哥意外地死了，他懺悔：“我責備自己為什麼不早把小說寫出來，讓他看清楚面前的深淵，他也許還有勒馬回頭的可能。我不好好地勸告他，幫助他。現在太遲了”（同上P128）“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我偏要做別人不允許我做的事。……我牢牢記住佐治·丹東的話：‘大膽，大膽，永遠大膽／”“而‘作揖主義’，‘無抵抗主義’卻把覺新活生生地斷送了。”（同上P143）

　　1958年 1月27日，巴金在《談[春]》中懺悔：“我常常想念那無數純潔的年輕的心靈，以後我也不能把他們忘記。我不配做他們的朋友。……我在這裏用了‘不配’兩個字，並非謙虛。”（同上P152）

　　1958年 3月，巴金在散文《論[滅亡]》中懺悔自己在當年北伐中逃避革命：“全國革命浪潮壹天天高漲，孫傳芳血腥統治的白色恐怖也越來越猖狂。我壹個二十三歲的青年，卻在這個時候，到國外去過寂寞的書齋生活－…我越來越為自己感到慚愧，對於在祖國進行的革命鬥爭，我始終袖手旁觀；我空有壹腔革命熱情，卻只能在書本上消耗自己年輕的生命。”（同上P107-108）“我曾經寫信告訴朋友：‘在中國人大開殺戒的時候，我埋頭翻譯講道德的書。……’”（同上P114）

　　1958年 4月，巴金在《談我的散文》中懺悔：“有壹個時期我的文字歐化很厲害，我翻譯過幾本外國書，沒有把外國文變成很好的中國話，倒學會了用中國字寫外國文。……我的文字毫無含蓄，很少有壹句話裏包含了許多意思，讓讀者茶余飯後仔細思索，慢慢回味。”（同上P253）

　　1961年11月12日《[憩園]》裏懺悔說：“壹個人不大容易知道自己的病，所以要請醫生來診斷開方。我壹點醫理都不懂，更不用提給自己把脈看病了。我是個喜歡嘮叨的作者……”（同上P185）……

　　孤立地看起來，這些懺悔都是有益的，但是我們把它們的時間和歷史背景前後聯系起來，就有些奇怪了——懺悔有什麼益呢？巴金昨天懺悔的錯誤，今天照犯不誤，那麼這種懺悔到底是為了什麼？

　　1936年 5月，巴金曾懺悔他離開國內的革命鬥爭到法國去讀書，但三年後他又老病重犯：“1939年下半年到第二年上半年，我躲在上海孤島（日本軍隊包圍中的租界）上，主要是為了寫《秋》。”（同上P357）這段話分明說明他又用行動否定了1936年5月的懺悔。而巴金1957年6月懺悔自己不夠大膽，沒有及時挽救大哥的生命時，其時他正是更加膽小如奴地聽從“反右”命令，狠批當右派的朋友們，致朋友於死地。試想《收獲》1957年 7月創刊之時，正是反右鬥爭陰風淒慘之日，巴金能在這時出任《收獲》主編，可想而知，上面對他是多麼放心——這種“放心”難道不是巴金用惡罵右派朋友換來的麼？也許我們可以原諒，在那種環境下，巴金因為膽小保命才不得不對朋友投井下石，並非存心“用朋友的血染紅自己的翎子”，但是，我們不能原諒，巴金壹面堅持膽小當順民忠臣，壹面又在文章裏懺悔自己過去的膽小，聲稱要“大膽，大膽”，這樣的言行不壹，其懺悔到底是真誠的實話還是壹種既要當什麼又要立牌坊呢？

　　更可見巴金“懺悔藝術”的虛偽本質，是粉粹“四人幫”之後的《隨想錄》。如果說，以往壹邊懺悔，壹邊重犯舊病，還可以解釋為錯誤難以壹次懺悔就改正，那麼，在無數次為同壹類錯誤懺悔之後，仍然壹邊懺悔，壹邊舊病復發，這就可能牽涉到人格品德了吧。

　　4．從胡風看巴金的虛偽

　　正如雍正本想以《大義覺迷錄》表白自己的清白與寬容，結果卻恰恰暴露自己的偽善，貽笑後人，兒子乾隆慌忙把它列為禁書，巴金對胡風的懺悔，也與其希望相反，恰恰集中暴露了他“懺悔藝術”的虛偽本質——《隨想錄》第 150篇，也就是最後壹篇，巴金寫了《懷念胡風》，向胡風懺悔道歉。

　　巴金為什麼要拖到胡風死去壹年——1986年 8月20日——才寫對胡風的懺悔？兩人本是30年代的好朋友，同為魯迅關心的弟子，而巴金又是最對不起胡風了——1955年，批“胡風反革命集團”時，和胡風已有20年深交的巴金，竟在上海作協多次主持批胡大會，奮勇當先寫下壹篇又壹篇的批胡檄文。當人們為魯迅先生曾有不相信胡風是特務，贊揚胡風的文章而為難時，巴金奮起反駁：那是先生受了他的騙！最後壹根可能救胡風命的稻草就這樣被巴金給掐斷了。1955年 2月，巴金在北京聽報告時遇見胡風，胡風懇請巴金多批評他，多提意見，巴金卻當即憤怒地指責胡風是“做賊心虛”。可想而知，當胡風面對20年的老朋友、同為魯迅弟子的戰友，竟然也如此“大義滅親”地指鹿為馬，心靈該受到多麼尖銳的創傷！這也就還罷了，畢竟是大難當頭，人皆爭先逃生，舍義求利，在所難免。可是當改革開放後，當巴金已在大呼懺悔，已經明知胡風是冤案之時，卻依然沒有真正用行動懺悔。巴金後來自述：“去年（1985年——筆者註） 3月26日，中國現代文學館正式開館，我到場祝賀。……我行動不便，只好讓朋友們過來看我，梅誌同誌同胡風來到我面前，她指著胡風問我：‘還認得他嗎？’我楞了壹下。我應當知道他是胡風，這是在1955年以後我第壹次看見他。……這以前（也是八十年代了——筆者註）他在上海住院的時候，我沒有去看過他，也是因為我認為自己不曾償還欠下的債，感到慚愧。”——這是什麼邏輯？“不曾償還欠下的債”，就可不去向受害者道歉？就不能用負荊請罪來償還壹下？明知自己對不起胡風，明明宣稱要高舉懺悔大旗，卻就是不主動當面向受害人道歉＊—“欠債越多越不用還”，這是“慚愧”還是頑固？可以不遠千裏從上海到北京開會，卻不能走動幾步在會場所在地登門看望胡風，這說得通麼？胡風出獄後在上海治病，同在上海的巴金，經常去醫院的巴金，居然可以因為慚愧而不去當面向胡風致歉，這是真話麼？！更虛偽的是，“第二天上午我出席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胡風由他女兒陪著來了，坐在對面壹張桌子旁邊。我的眼光常常停在他臉上，我找不到過去那個熟悉的胡風了。……我打算在休息時候過去打個招呼，同他講幾句話。但是會議快要告壹段落，他們父女就站起來走了。我的眼光送走他們，我有多少話要講埃……我想起壹句老話：‘見壹次少壹次。’我卻想不到這就是我和他的最後壹面。……我終於失去了向他償還欠債的機會。”（《隨想錄》·《無題集》P172）

　　這是懺悔嗎？十足的狡猾！偽君子！同在上海不去登門道歉，同在會場不去當面懺悔，而是要等到胡風死去了，才寫下這種耍弄讀者的“懺悔”——這不是在向胡風懺悔，而是沽名釣譽的洗刷與狡辯！對壹個自己迫害過的人，如此無情，還事後借機騙取高風亮節之聲譽，這是何等地殘忍與無恥＊—讀者並分鏈，我毫不懷疑，巴金先生準備永遠這樣“懺悔”下去，活壹天“懺悔”壹天，永遠邊“懺悔”邊重犯——他從來就沒有想改正他所“懺悔”的錯誤，只是想借“懺悔”來再壹次左右逢源，欺世盜名！

　　5．收回“文革博物館”建議

　　更清楚更有力地說明巴金的假懺悔，該是使他倍增光彩的“文革博物館”建議了。當八十年代初，“黨的決議”和“總設計師”都呼籲“徹底否定文革”時，巴金把這個口號具體化為“建立文革博物館”，可見巴金的趨時聰明，但卻並不顯示其思想如何先進，膽識如何無畏無懼。在那真正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之初，提這個建議，可以說是絕無風險，只有光榮，巴金的貢獻，只是想到了“博物館”而已。

　　即便如此，我也和眾人壹樣，壹度敬仰巴金，畢竟是他說出了這個人人心中所有，大家尚未提出的好建議。但是，隨著時間的變化，也就是八十年代後期，巴金開始變了，他似乎忘記了他的“建議”，盡管他有壹大堆委員、主席之官職的方便，盡管他有著自己世襲的輿論陣地《收獲》，但他從此再不要求建立“文革博物館”了，因為他已經知道，上焉者希望“淡化文革”問題，希望對文革要“宜粗不宜細”，要“團結起來向前看”，而且“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又來了，於是壹生以“聽話”為準則，“識時務為俊傑”的巴金先生，趕緊結束自己的《隨想錄》，趕緊同意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巴金選集》中刪去《“文革”博物館》，從此遣忘自己的“文革博物館”建議，壹心壹意投入到粉飾自己的“全集”中去。從1986年 8月20日寫完最後壹篇“隨想錄”後，巴金就宣布封筆了。至今15年了，中國出了多少驚天動地的風波、腐敗，中國有多少誌士百姓蒙冤受難，巴金壹聲不吭！中國有多少青年因響應巴金的說真話而遭難受災，巴金壹聲不吭！管他春夏與冬秋”，他只是精心裝修他的全集，親手把自己的“墓碑”洗刷得光彩照人，他只是心安理得地用順從換來高位，高戴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等桂冠，他只是牢牢把持《收獲》主編之位，立意把《收獲》傳給女兒，建立家天下領地；他只是壹面用對權勢的忠誠來換取高幹病房高級保健豪華療養，換取長壽百歲，壹面又用早期懺悔和作古的“文革博物館建議”換取民眾的崇敬，讓他的大名被命名為新發現的行星，讓他的文集、全集壹次又壹次的再版，壹天又壹天地又收獲版稅銀子；他的《收獲》成了他家世襲的領地，成了效忠者領獎的舞臺……啊，巴金真是中國絕頂聰明之人——他壹生除文革十年受了壹點小苦，永遠都是趨時的龐兒。少年生在壹個富翁家庭，青年依仗家產出國留學，卻又壹面寫盧梭式革命小說來批判封建主義，他享受了富豪家庭的財富，又以批判它來獲得大眾的尊敬。新中國成立，他立刻就放下批判的筆法，緊跟紅旗唱贊歌，最高領導人指向哪裏，我就奔向哪裏，哪怕是胡風這樣的朋友也照樣投石不誤。文革之前，那麼多有良心的朋友當“反革命”，當“右派”，只有巴金壹年四季春風得意，不是開會坐主席臺，就是“傾吐不盡的感情”頌歌響徹雲霄，不是進京當人大代表，就是出國當“亞非作家代表團副團長”。“肅反”是先鋒，“反右”是功臣，改革開放，又立刻推出假懺悔，推出文革博物館之諫——可以說，除了文革這個他不知該如何迎奉的運動，因為與張春橋的私人糾葛，巴金失了勢，所有的偽現代化潮流，巴金都沒有掉隊，他永遠是站隊正確！他是中國文化界的壹個不倒翁！

　　所以巴金只憎恨十年文革，只恨“四人幫”。他認為文革就是文革，“四人幫”就是“四人幫”，不去反思體制與文革的關系，不去回憶體制的病毒基因；所以壹旦上焉者不讓說文革，他馬上撤消《“文革”博物館》——不是早在1957年就發過“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我偏要做別人不允許我做的事”之宣言麼？為什麼不在政協會上，在《收獲》上，繼續堅持建立“文革博物館”呢？——由此，和夏衍的《懶尋舊夢錄》、韋君宜的《思痛錄》相比，巴金的《隨想錄》只剩淺薄與虛偽。

　　而今，“文革博物館”沒有建立起來，巴金生祠倒是建立了——今日《收獲》雜誌不是成了壹座“巴金廟”麼？！

　　6．“我壹生不曾遇到‘創作自由’的問題

　　巴金雖然曾壹度提議建“文革博物館”，但是，他從未真正批判文革的病根。他之所以批文革，不過因為文革讓他個人吃了壹些苦，讓他失去了始終壹帆風順的好命運，他從來沒有把文革和社會體制相聯系，沒有把文革和批胡風、反右相聯系，更沒有把文革和延安時代的王實味事件和三十年代上海的周揚左聯事件相聯系。他看不到文革與我們的執政制度根深蒂固的關聯，他把文革看成壹個偶然失誤，壹個無須行政治改革就可永遠杜絕的錯誤。設計在這樣基礎上的“文革博物館”，縱然建立了，又能阻止文革再來？幻想！

　　他曾壹面提議建“文博”，壹面又大言不慚地宣稱：

　　“所以我重讀舊作，並不臉紅，我沒有發違心之論。”（《隨想錄、無題集》P140）又說：“我壹生不曾遇到‘創作自由’的問題，除了文革10年。”（《再說創作自由》同上P71）。

　　在巴金心裏，建國17年他那些歌頌反右、大躍進的文章和小說，都是真心真情，都是至今不臉紅，依然值得收入全集的佳作，停留在這樣的認識上，其心中的“文革博物館”和大眾心中的“文革博物館”也就完全兩樣，不值壹談了。

　　可以說，從巴金早年投身“革命文學”起，就只知盧梭的“積極自由”，而不知洛克的“消極自由”，只愛“公意”，不明“私有”，只信“十月革命”，不懂“美國獨立”，始終在追求壹種偽現代化的“革命”。壹直到過了96歲，他始終沒有清醒，他這20多年來已像《皇帝的新衣》中的皇帝，聽到的盡是奉承者的睜眼說瞎話；他提倡“說真話”，但自己最後十多年卻從未敢再說壹句政治上的真話；他知道“各種打扮的高老太爺千方百計不曾退出歷史舞臺”，他聲稱自己壹生以“反封建”為使命，卻締造了壹個巴金王國——《收獲》雜誌家天下；他的老“家”不見了，但他在《收獲》卻又建了“新家”。“……《家》如果自行消亡，我壹定十分高興，因為擺脫了封建……這正是我朝夕盼望的事”（《巴金選集》第十卷P360）這如果說是真話，為什麼又要立女兒為“太子”——讓李小林當《收獲》第壹副主編？

　　巴金雖然說過“我在三十年代就常說我不是藝術家，最近又幾次聲明自己不是文學家。有人懷疑我在假謙虛，我卻始終認為我在說真話。《激流》在《時報》上刊出第壹天，報紙上刊登大字標題稱我為‘新文壇巨子’，這說明是吹牛。我當時只是出版了兩本中篇小說，發表過十幾個短篇。”（同上P354）“任何捧場都只能助長壹個人的驕傲而促成他不斷地後退。”（同上P117）但是，這些話卻又再次成為他的新寫照——他20年來就在不斷的捧場中後退，後退，後退到了令人可笑可憐的地步。

　　懺悔如果是真誠的，是好事，懺悔者也是好人；但這樣的“好事”，畢竟不如不須懺悔的好事，這樣的好人，也只是比那些不想不知懺悔者好壹點，和陳寅惲顧準、胡風等許多不須懺悔的人來說，巴金永遠是壹個壹身俸兩朝的失足貳臣；懺悔了，也還只是壹個懺悔過的貳臣，了不起是壹個有過病痂的康復人。可是而今的中國，竟把壹個以“懺悔”牟利，只懺悔不改過的“坦白痞子”，捧為中國文壇第壹人，讓他的名字傳揚宇宙——執政當局如此，不難理解：中鼓人若都像巴金，“新時代天下就太平了，“穩定壓倒壹切”就可實現了……但是文化界若也官家瞎捧巴金，豈不是在自我閹割，歡呼“從自由走向奴役”？難道這就是中國人的希望不，這只是皇帝的幻想！

　　我與巴金先生無冤無仇。我並非“完美主義”，期望高大全的英雄，我只是希望，人不要假冒聖人，不要“瓦釜雷鳴”，不要三流人物冒充壹流，稍稍老實壹點。要在現世享榮華，就不要期望死後有豐碑；要當民間風流，便得拒絕“和光同塵”、同流合汙，拒絕官家恩賜。否則，豈不是什麼不臭挑起來臭？

　　註：1、本文所引《巴金選集》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第二次印刷本。

　　2、本文所引《無題集》（《隨想錄》第五集） 為198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第壹版。

<<萬維讀者周刊>> 第31期 (2000/04b) www.dzzk.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