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時候我就是這麼壹個不可救藥的人。 我喜歡的東西， 大家都不喜歡我也可以喜歡； 我不喜歡的東西， 大家都喜歡我也可以不喜歡。 這種我行我素的結果是， 我有時會在偶然的際遇中發現人人皆知的 “新大陸”。

余秋雨就是我在四五年前發現的壹片 “新大陸”。

那壹次， 我在紐約的壹家中文書店閑逛， 書架上的壹個書名躍入了我的眼簾： 《行者無疆》。 “很有意境的名字啊！” 我壹邊想著壹邊把書拿了下來。 翻開書頁， 見是壹幅插圖， 圖中壹位中年男士背靠五個輪胎席地而坐， 手舉酒杯， 壹只腳直直向前舒展， 在透視作用下大得失了比例， 卻似在為 “行者” 二字做著註解。 圖的下方寫著這樣壹段話：

這些輪胎已經馱著我們走了幾萬公裏， 今夜又要向北極出發， 去碾壓世界上最寒冷的土地。 且把它們卸下， 讓它們靠墻休息壹會兒， 然後舉起壹杯紅酒， 為它們也為自己餞行。

寥寥數語， 透著遠行前的寧靜與豪壯。 我喜愛這種感覺， 於是翻開了序言。

《行者無疆》是余秋雨的第五部散文集， 已經看過他前四部散文集的人或許對他的寫作風格已經產生了壹定的審美疲勞。 但孤陋寡聞的我不存在這樣的問題。 《行者無疆》的序言是我讀到的第壹篇余秋雨的文字。 說起來也算緣份， 我壹向喜愛冰雪世界所具有的蒼茫而純凈的美， 而《行者無疆》的序言恰恰是從雪地裏寫起的。

從此 “余秋雨” 這三個字記在了我的腦海中。 後來我買來了他的散文集， 自《文化苦旅》壹直讀到《行者無疆》。 以文化思考的深度、 廣度以及視角的宏偉新穎而論， 我從未見過其它任何散文作品達到過同等的境界。 以文筆而論， 我感覺後期的《行者無疆》有壹種精致的內斂 (不排除是我初讀余秋雨時留下的先入之見作祟)， 而早期的《文化苦旅》似乎太刻意於抒情， 不夠自然。 不過讓我印象最深的卻是他那本文筆相對粗糙的《千年壹嘆》， 那是他隨香港鳳凰衛視考察中東、 印度等世界古文明發源地時寫下的日記 (《行者無疆》也是旅行日記， 風格卻頗不相同， 或許是歐洲比較安寧， 寫下的東西也更精致吧)。 我是在上下班的地鐵上讀完《千年壹嘆》的， 感觸頗深。 余秋雨敘述考察團壹行從中尼邊境重返國門的情形時這樣寫道：

峽谷下的水聲越來越響， 扭頭從車窗看下去， 已是萬丈天險。 突然， 如奇跡壹般， 峽谷上面出現了壹座橫跨的大橋， 橋很長， 兩邊的橋頭都有建築。

似有預感， 立即停車， 引頸看去， 對面橋頭有壹個白石築成的大門， 上面分明用巨大的宋體金字， 鐫刻著壹個國家的名字。

我站住了， 我的同伴全都站住了， 誰也沒有出聲。 只聽峽谷下的水聲響如雷鳴。

我記得後來在壹個訪談節目中余秋雨提到， 在看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門的那壹刻， 考察團的所有團員 - 大陸的、 香港的、 臺灣的 - 都流下了熱淚。 這種歷經艱辛後重返祖國的激動， 這種跨越政治歧見的情感， 在書齋中是很難體驗得如此真切的。

在讀余秋雨的時侯， 也知道了壹個名詞： 余秋雨現象。 這個名詞似乎是余秋雨的批評者用來形容 “余秋雨暴得文名” 這壹現象， 以供研究的。 不過若幹年後， 它的真正含義是否會讓位給 “余秋雨暴得罵名” 這壹現象， 原先的研究者是否會轉變成研究對象， 還未可知。 余秋雨回到故土後， 迎接他遠道歸來的是鋪天蓋地的抨擊。 壹個知名文化人放棄安逸的書齋生活， 冒著生命危險去探尋文明的源泉， 去思索文明的興衰， 這種行為在他的故土未見多少敬意， 反而被壹些批評者說成是由風華絕代的美眉陪同旅遊。 這種幾乎是中國大陸特有的充滿內鬥色彩的醜惡文化生態， 是比《千年壹嘆》這部著作更發人深思的東西。 有段時間， 我在以海外留學生為主體的 “未名空間” 網站上看過壹些有關余秋雨的評論， 幾乎壹面倒地在用汙垢不堪的語言侮辱他和他的家人。 在對余秋雨的批評中， 可以看到這樣壹個現象， 那就是許多批評者壹方面把余秋雨說得壹文不值； 另壹方面， 余秋雨只要稍作回擊， 批評者立即把他四仰八叉地擡回到大師的祭壇上， 拿大師的言論標準來要求他。 余秋雨的有些回擊確實也夾槍帶棍， 但與批評者的肆無忌憚， 乃至汙言穢語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可是身為大師， 風度、 氣質、 學識、 修養， 樣樣不能少， 少壹樣不免就沽名釣譽。 於是同樣性質的壹句話， 批評者說了大家群相喝彩， 余秋雨壹說就成了眾矢之的。 這是余秋雨與批評者之間許許多多懸殊差別中的壹個。

余秋雨的散文集大都以宏觀文化課題為內容， 相對另類的是《霜冷長河》， 這是壹部人生筆記型的作品。 在《霜冷長河》中， 余秋雨剖析了人類情感的許多方面， 其中猶以對情感陰暗面的剖析最為銳利。 這種剖析在他的自傳體作品《借我壹生》中也占了相當比重。 《霜冷長河》出版之後罵評如潮， 有批評者表示這部書 “讓人失望讓人遺憾讓人惡心”。 這其中最 “讓人失望” 的可能是這本書在多個城市的暢銷書排行榜上位列第壹。 批評者與其他讀者在喜好上出現如此巨大的落差， 與他們的對號入座恐怕不無關系。 《霜冷長河》中的許多文章在普通讀者眼裏只是壹些人性分析， 某些批評者看了卻很容易對號入座 (這倒不是批評者自作多情， 我相信在《霜冷長河》的寫作動機中， 影射批評者也是其中之壹)， 那種剖析越深刻， 對號入座後的感覺就越難堪。

不過， 令人尷尬的是， 余秋雨的那些心理剖析是如此精準， 甚至連他本人也無法逃脫他所剖析過的某些負面心理模式。

二零零零年， 《南方周末》發表了壹篇對余秋雨的采訪， 題為 “對於歷史事實我從不謙虛”。 在那之前， 余秋雨曾經發表過壹篇題為 “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國讀者” 的文章， 把對他的批評與盜版集團掛鉤。 那篇文章在我看來是余秋雨回擊批評時壹個很大的敗筆， 不說是牽強附會， 起碼也是以偏概全。 這壹點不僅在邏輯上授人話柄， 在態度上自毀形象， 而且為那些與盜版集團無關的他心目中真正的 “文化殺手” 提供了絕佳的反擊機會， 可謂是壹舉數失。 在 “對於歷史事實我從不謙虛” 壹文中， 余秋雨延續了這種把批評者與盜版集團掛鉤的思路， 並且說了這樣壹段話： “人所共知， 全國盜版我的書最嚴重的地方是湖南長沙， 去年七月我特地遮著臉去私自查訪， 黃泥街上滿街都是印有我名字的盜版本”。 本來， 這話只需說前半段就夠了， 可他卻繪聲繪色地添了半段。 這段話壹刊出登時輿論嘩然， 因為黃泥街書市壹九九七年就已整體搬遷到了別處， 余秋雨卻言詞鑿鑿地說自己 “去年七月” (即壹九九九年七月) 還 “遮著臉去私自查訪”， 並且還看到 “滿街都是印有我名字的盜版本”。 這種杜撰細節的行為， 正是傳謠者 - 那個被他本人剖析得淋漓盡致的小人群體 - 的典型行為之壹。 雖然對中國的盜版現象稍有了解的人幾乎都能斷定， 黃泥街書市無論搬遷到什麼地方， 無論換成哪壹批商販來經營， 幾乎必定還是要賣盜版圖書的， 而盜版圖書當中也幾乎必定不乏余秋雨的作品。 但他杜撰細節這壹行為還是立即對他造成極為不利的影響， 也為原本就對他口誅筆伐的批評者提供了最好的靶子。

毫無疑問， 在這件事情上余秋雨是有過錯的， 但他的壹些批評者利用這壹過錯上綱上線， 企圖徹底抹煞余秋雨的信譽， 卻也是錯誤的。 這世上很少有完全不犯錯的人， 甚至很少有完全不蓄意犯錯的人。 如果壹個人壹犯錯我們就永遠剝奪他的信譽， 那世上恐怕沒幾個人還有資格談論信譽了。 這壹點， 對余秋雨及其批評者同樣適用。

在對余秋雨的批評中， 有大量捕風捉影、 刻薄無聊的人生攻擊， 但也有有價值的學術批評。 其中最有價值、 且最具客觀標準的是對其文史硬傷的批評。 在這類批評中， 最著名的批評者是《咬文嚼字》月刊的編委金文明。 金文明於二零零三年出版了《石破天驚逗秋雨》壹書， 指出了余秋雨的散文集 (主要是《文化苦旅》與《山居筆記》) 中多達壹百多處的文史硬傷。 金文明的這壹著作， 以及余秋雨針對金文明發表的本質上拒絕批評的 “被 ‘咬’ 者的回答” 壹文， 引起了又壹輪批駁余秋雨的浪潮。 金文明乘勝追擊， 把批評的矛頭又指向了余秋雨的學術作品。 二零零四年， 金文明指出余秋雨的《笛聲何處》中有壹段長達四百三十五字的內容抄襲了復旦大學教授章培恒的《洪昇年譜》。 由於《笛聲何處》中該段文字來自於余秋雨的另壹部著作《中國戲劇文化史述》， 因此金文明聲稱余秋雨剽竊章培恒的著作， 並且是 “兩次作案”。 金文明的這壹指控鋒芒直指余秋雨的學術人品， 因而極具殺傷力， 余秋雨的各類批評者也趁勢而上， 窮追猛打。

但是， 這件事情沸沸揚揚了半年多之後， 二零零五年二月四日， 《南方都市報》刊登了壹篇題為 “金文明遭 ‘反咬嚼’” 的文章， 揭開了這樁 “剽竊” 案的真相。 真相其實非常簡單， 簡單得令人吃驚： 那就是余秋雨在《中國戲劇文化史述》中根本未曾剽竊他人著作， 被金文明指責為 “剽竊” 的那段文字不僅在排版上用了引文特有的異體字， 並且清晰地註明了出處。 《南方都市報》的記者在獲悉讀者提供的這壹情況並查證之後打電話給金文明， 金文明回答說他當時只對比了書裏幾段話的內容， 並未查看註釋。 說人家剽竊卻不查看註釋， 甚至連排版所用的異體字都視而不見， 壹樁轟動壹時的名人剽竊案就這樣快速出爐了^[註壹]。 更發人深思的是， 在整整半年多的時間裏， 無數人對余秋雨口誅筆伐、 落井下石 (其中包括金文明本人的連續追擊)， 卻無壹人核對原文。 而且， 這壹事件被揭露至今壹年多， 轉載真相的網站寥寥無幾， 當初被記者問及時曾表示 “正準備找機會在哪篇文章裏說明壹下” 的金文明似也壹直未找到機會作說明。 在 Google 中搜索 “金文明遭 ‘反咬嚼’” 這壹標題， 總共只有十來條結果。 而批評余秋雨的文章， 即便是通篇謾罵的垃圾文章， 各網站都爭相轉載、 熱烈回復。 這是我們的文化生態令人寒心的地方， 對余秋雨有利的東西， 哪怕是真相， 大家也默不作聲、 置若罔聞； 對余秋雨不利的東西， 哪怕是謠言， 大家也群起附和、 落井下石。

我舉這個事例， 是為了與前面提到的余秋雨在黃泥街書市壹事上的錯誤相比對， 而不是要抹煞金文明對余秋雨的批評。 正如我不認為在黃泥街書市壹事上的過錯足以抹煞余秋雨的全部信譽， 我也不認為炮制虛假剽竊案壹事可以抹煞金文明的全部信譽 - 盡管炮制虛假剽竊案在情節上嚴重得多。 在余秋雨的批評者中， 金文明依然是考證最為嚴謹、 觀點最有價值的。 我二零零四年回國後帶回紐約的唯壹壹本文科類圖書就是金文明的《月暗吳天秋雨冷》 (《石破天驚逗秋雨》的增補版)。 金文明的《石破天驚逗秋雨》發表前後， 雖然都有人進行反駁 (其中包括余秋雨本人)， 但我見過的所有反駁加在壹起， 也只涉及到金文明所提文史硬傷的壹小部分， 比如對個別詞義的理解， 或對個別人物生平的考證 (余秋雨曾多次提到有人進行過 “逐條駁斥”， 但他語焉不詳， 而我從未見過足以支持這壹說法的資料， 因此無法在本文中予以認同)。 即便把那些有爭議的部分全部除去， 剩下的硬傷依然很多， 其中許多都是引文差錯、 張冠李戴之類毫無爭論余地的硬傷， 縱使武侯復生， 恐也難以辯駁。

在針對余秋雨的所有人品批評中， 最有力的就是有關余秋雨 “拒諫” 的批評^[註二]。 就我所知的資料來看， 余秋雨從未公開承認過除筆誤與排版錯誤外的任何其它錯誤， 因此這壹條確是抓到了軟肋。 余秋雨的許多散文都是在長途跋涉中寫下的， 不可能象在書齋中做學問那樣廣泛查閱資料， 許多東西只能憑記憶。 因此出現文史硬傷並不奇怪 (不出現倒是奇怪的)， 也不丟人。 這其中對壹些有爭辯余地的問題堅持己見也未嘗不可， 但對於引文差錯、 張冠李戴之類的錯誤也拒不接受， 則不僅有違做學問的嚴謹求實精神， 對自己的心血也是壹種糟蹋。 余秋雨的每壹部散文集都有再版的機會 (有些已多次再版)， 卻固執地把許多低級錯誤留在書中^[註三]。 時至今日， 批評者的指責固然要多難聽有多難聽， 余秋雨自己也多次撂下狠話批駁對方， 這在很大程度上斷了自己的下臺階， 使自己騎虎難下， 關閉了修正錯誤之門， 實在很令人惋惜。

余秋雨的 “拒諫” 是壹個令人遺憾的事實， 不過人無完人， 如果必須要在壹個 “拒諫” 的余秋雨與壹個不發表任何作品的余秋雨之間做選擇， 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 在壹定程度上， 我認可余秋雨的這樣壹個觀點， 那就是： “對大量非專業的年輕人來說， 沒有必要過度地沈溺在浩如煙海又真偽難辯的古代文史細節間”。 就我自己的感受來說， 當我讀完余秋雨的幾部散文集後， 我記住了什麼文史細節嗎？ 幾乎沒有。 給我留下印象的是從字裏行間散發出來的那種歷史的悠遠意境， 壹種來自中華文明的滄桑的美感。 當我看完《千年壹嘆》， 我感受到的是對中華文化的珍視。 我不敢說自己的具體感受有多大的代表性， 但我相信對文史沒什麼興趣， 卻因秋雨散文的吸引而多了解了壹些中華文化， 或對中華文化多了壹份珍惜與親近的人不在少數。 對這部份讀者來說， 讀余秋雨的散文就像張無忌看張三豐演示太極劍法， 看完後忘掉了劍招， 卻體會了劍意。 我覺得壹個人的作品能夠起到這樣的作用， 就是對中華文化的巨大貢獻。 這種貢獻絕不在那些文史細節壹絲不茍， 卻晦澀難懂、 乏人問津的學院式作品之下。 余秋雨的文史硬傷既不容忽視， 也絕不象批評者渲染的那樣貽害無窮， 仿佛他壹寫錯， 中國的文化就被顛覆了。 文化的生命力從來就不是寄托在單壹文人身上的， 它是壹種群體的智慧。 兩年多前， 金文明的《石破天驚逗秋雨》剛剛發表， 網上對余秋雨的批評謾罵鋪天蓋地， 那時我在壹篇文章中寫道：

文化的生命力在於兼容並蓄、 博采眾長。 我們既應該容得下金文明的東西， 也應該容得下余秋雨的東西。 余秋雨不承認錯誤是他的不是， 但這不等於說我們就沒有機會識別那些錯誤了， 因為我們還可以讀金文明的文章， 還可以讀許多其他人的文章。 壹種文化的博大之處就在這裏， 它不是由壹個人來設計和仲裁的， 因為每個人都有弱點， 不僅學問和推理有弱點， 人性更有弱點。

不過， 余秋雨對文史細節所持的觀點雖然不無現實意義， 但我並不認為那種觀點可以為他的 “拒諫” 開脫。 非專業的年輕人雖然不必沈溺於文史細節中， 甚至作為學者的余秋雨本人因時間精力所限， 在文史細節與文筆立意上有所取舍也可以理解。 但將文史細節與其它方面的努力無條件地對立起來， 甚至在別人已經對文史細節進行考證後仍無條件地加以拒絕， 還惡意詮釋對方的意圖 (對於學術討論來說， 意圖與內容本就應當分離， 哪怕對方真是惡意， 只要考證有效， 也應當予以承認)， 則有失公允。

余秋雨迄今所寫的最後壹部作品是《借我壹生》， 那是他的自傳體作品， 他將之稱為記憶文學。 這部作品在對親情的描寫上非常感人， 在對人性及社會的思考上也極其深入。 《借我壹生》與他前兩部作品所受的待遇相當， 也是在正式發行之前就已遭到抨擊。 有些批評者甚至連他書中提及遲浩田將軍時用過壹個帶引號的 “老戰友” 這樣的用語都要上綱上線。 當然批評和質疑最多的是這部作品的真實性。 對於那些批評， 我的看法是： 只要它們是建立在可以核實的證據或合乎邏輯的分析基礎上的， 就是有探討價值的。 每個人的自傳都可能有美化自己的成份， 有些是蓄意的美化， 有些則是記憶本身在不知不覺間對往事的美化。 但總體來說， 我有這樣壹個看法， 那就是余秋雨在書中記敘的壹些事情， 比如在農場時用身體去堵洪水， 在上海戲劇學院任院長時主動住大家不肯住的房子， 在仕途亨通時主動辭職， 在有條件享受安逸生活時甘冒艱險去探尋文明的興衰， 象這樣的事情， 壹個文人哪怕只做過其中壹半， 回首時就足可傲然。

余秋雨在《借我壹生》中寫道： “朋友們都知道， 我是壹個能夠原諒壹切的人， 心底不留隔夜之怨”。 但是《借我壹生》除了披露自己的生平經歷外，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余秋雨對批評者的壹次總回復， 許多隔夜之事不僅留下了， 還詳加敘述、 細加點評。 因此他的這句 “原諒壹切” 遭到許多人的嘲諷。 余秋雨在全書快結束的時侯影射金文明在文革時的作為， 變相打擊他對自己的 “咬嚼”， 卻沒有提供任何實證， 這是很不光明的做法。 他也提到了與古遠清的官司， 並且說官司打贏後， 因同情對方的經濟狀況而放棄索要經濟賠償， 甚至 “好人做到底”， 連讓對方登報道歉也免了， 但對方卻 “在湖南衛星電視上亂說這個案件”。 關於這件事， 我不知道背後的是非曲直， 無法評說。 不過， 如果是非真象余秋雨所說， 並且是他徹底贏了官司， 那麼他對這個官司的處理方式我很不認同。 要表現寬容， 就別打這樣的官司， 既然要打官司， 而且是為了 “想讓知識分子認識到什麼是法治” 而打官司， 並且打贏了， 就應該讓法治的結果大白於天下。 即便同情對方的經濟狀況， 也應該讓對方先履行法律責任， 然後把錢退還。 簡單地放棄壹切， 卻跑到自傳裏來講述壹個 “農夫與蛇” 的故事， 又如何能 “讓知識分子認識到什麼是法治” 呢？ 因此余秋雨的這段描寫真假如何我雖不敢妄言， 但這是整部作品中最讓我覺得做作的部分。 其實， 壹個人沒必要原諒壹切， 有些人有些事可以忘卻卻不可以原諒。 如果真的對某些事厭倦了， 相忘於江湖才是最好的了結。 反之， 若真覺得某些事邪惡得必須宣戰， 那就不要手軟， 不是說 “除惡便是行善” 嗎？

余秋雨曾經表示《借我壹生》將成為他的封筆之作^[註四]。 他在《霜冷長河》之後曾多次作過類似的表示， 卻從未真正封筆， 我希望這次也不例外。 如果他覺得沒什麼東西值得寫了， 那封筆未嘗不可。 不過， 從他過去幾次宣布封筆的情形來看， 我覺得是帶有賭氣的意味， 因此我希望這次封筆也只是壹時的情緒。 許多批評者嘲笑他的壹再封筆及壹再復出， 我記得籃球明星喬丹， 足球明星馬拉多納等也都在退役與復出之間有過反復。 不喜歡的人會說那是炒作， 喜歡的人會說那是割舍不下。 余秋雨先生是從戲劇學院出來的， 我不懂戲劇， 但聽說壹個好的戲劇演員有時需要多次謝幕， 我希望這次不是他的最後壹次謝幕。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壹日寫於紐約
http://www.changhai.org/

註釋

[註壹] 需要指出的是， 《笛聲何處》壹書的確沒有註明引文的出處， 這是出版社在未經余秋雨許可的情況下所做的擅自刪除， 這壹點已由《笛聲何處》的責任編輯向《南方都市報》證實。 應該說， 金文明在發現《笛聲何處》的引文沒有出處時懷疑余秋雨剽竊是可以理解的， 但在核對《中國戲劇文化史述》之後還發表 “兩次作案” 的指控 (或者如他所說在核對時沒有查看註釋)， 顯然是極不負責的 - 如果不算蓄意誣陷的話 (從《南方都市報》記者向金文明查證時後者沒有表示驚訝的情況來看， 蓄意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不過這也可能是記者省略了對金文明反應的詳細描述所致)。 至於余秋雨本人為什麼半年多來壹直未回應， 他助手的回答是： “只要找到《中國戲劇文化年譜》翻壹下， 任何人都能夠發現金文明說法的謬誤， 所以沒有必要去回應”。

[註二] 另壹類很轟動的批評是針對他在文革期間的所作所為。 不過這方面大家各執壹詞， 誰也無法舉出過硬的證據。 比如批評者指責他參與了 “石壹歌” 寫作組， 但因為那是寫作組而非單壹作者， 因此誰也無法舉出余秋雨寫過的具體不良文句加以指控 (即便舉了， 只要不是手跡， 也未必有說服力)。 這方面的爭論在近期內估計不會有結果。

[註三] 不過， 有些錯誤本身雖然低級， 但余秋雨在錯誤之上作過發揮， 甚至有過立論。 因此那些錯誤具有牽壹發動全身的效應， 修改起來難度不小。 但即便如此， 只要錯誤屬實， 是沒有理由不修改的。

[註四] 有關這壹點媒體上有壹些相互矛盾的說法： 二零零四年七月《新京報》曾引述余秋雨接受該報采訪時的話說 “我將退出文化圈， 不僅是封筆， 而且不再參與文化活動”； 二零零四年十壹月余秋雨在《魯豫有約》節目中表示了以言代筆的意思； 二零零五年余秋雨則表示 “我有可能在比較長的壹段時間裏不寫書， 要認真地思考， 但絕不是封筆” 及 “最近是沒有寫東西的計劃， 但並不代表封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