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稿（《中國牛仔》，香港明鏡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付梓前，小雅來信要我寫篇序。最初我有些猶豫。這不是毫無緣由的。

記得以前我跟小雅也曾多次議論過毛，觀點每不合姑且不說，奈何彼此對毛的感情相差如雲泥，以致壹涉及有關話題，往往就“話不投機”，小雅因此還曾半開玩笑地指我為“階級異己分子”呢。

小雅的這種態度倒不是只針對我壹個人，正如她在最近言及本書的壹封來信中所說：“到了晚近幾年，即使我已經開始考量毛澤東本人在整個他制造的災難中的責任，我也壹直沒有懷疑他的‘正義性初衷’。面對我的這個‘信念’，我不惜與朋友‘翻臉’，對某些‘先知先覺’抱嘲諷的態度。”回想起來，我知道小雅所說的“先知先覺”不是指我，“嘲諷”自然談不到，但她的“翻臉”我是領教過的。而且，至少在當初，她似乎覺得“正義性初衷”是張很有威力的“王牌”，“實證主義”也可以為她的上述信念提供充足的學理依據。顯然，那時她還沒有意識到，堅守這樣的“信念”無非表明，她在評價政治人物的政治行為時所堅守的，仍然是傳統的“意圖倫理”或“心誌倫理”原則，其實與“實證主義”並無多少關聯。不僅如此，這種理論原則上的偏頗或“誤區”，還很容易為無恥政客們所利用，以便他們制造各種各樣冠冕堂皇的借口，來推卸和逃避自己應付的責任。作為壹個學者，我以為，是理應對其保持必要警惕的。退壹步說，即使在當初，人們質疑甚至否定毛發動壹系列政治運動的“正義性初衷”，進而對他作道義和政治品質上的譴責，那也絕非毫無根據。因為在中國知識界，誰人不知，哪個不曉，57年反右時毛的“陰謀－陽謀”之辨是壹種極其卑鄙的政治勾當？至於59年毛在廬山會議上固執錯誤、壓制批評，為此不惜施展典型的流氓惡棍手段，到上世紀80年代，不是也早已大白於天下了嗎？如此等等。由此看來，在有關毛的基本判斷和評價上，小雅過去與她的朋友之間存在的分歧，其要害恐怕並不在於對方有無可靠的“證據”，甚至也不在於是否涉及個人及其家庭的利害，而在於對以毛為大家長、以中共老幹部為主體的那個“革命大家庭”的基本倫理原則和與此相應的倫理情感認同還是不認同。

麻煩的是，這種分歧並不象思想觀念上的歧見那麼自覺而分明，而是與趣味上的差別相類似，不僅難以理清頭緒，而且異常深刻，幾乎無孔不入地滲透於人們的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因為說到底，這種差異和分歧是源於個體生命對群體或社會的不同歸屬感。許多老共產黨員，“生是黨的人，死是黨的鬼”，哪怕自己遭受了黨的莫大委曲和冤枉，也甘願以死明誌，臨死還要囑咐自己的親屬子女永遠忠於黨忠於毛主席。這種對中共“革命大家庭”之生死不渝的認同、歸屬和依戀感，不是信仰而勝似信仰，理性的光芒通常是很難穿透由此而生成的濃重情感“雲霧”的。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許許多多具有這種“情結”的共產黨人，通常絕不會因為黨冤枉了他們，錯誤地處置了他們而輕易超越這種情節的樊籬；那些深受其影響的人，例如不少中共老幹部的子女，在感情上往往也難免與這種特殊的倫理傳統“剪不斷，理還亂”，扯不清幹系。比如說吧，按照小雅的自述，自1959年到文革，他們壹家人也曾遭受過以毛為首的當權者種種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迫害；另壹方面，在中共老幹部子女當中，起碼在思想觀念和政治價值的選擇上，小雅也明顯屬於為數不多的“另類”。但小雅在對毛的感情上還是與戴晴等有某些相似，對毛壹口壹個“老人家”。這在她們所熟悉的那個“圈子”或“政治社會”中，不過是壹句習以為常的“口頭語”。可是，我聽了卻不禁要犯嘀咕－－“老人家”？他是誰家的“老人家”呀？！這不是說，業已作古的老毛還不夠“老”；而且我和毛及中共既無殺父之仇，也無奪財之恨。但我與中共那個“革命大家庭”及其倫理傳統，實在是不搭界。何況就個人的親身經驗而言，我也絕不可能把毛納入家庭倫理或日常社會倫理的範疇來看待，甚至以“老人家”這種透著慈祥和親切意味的詞兒來稱呼他。反過來，假如我說毛澤東是（政治上的）“真流氓”，小雅聽了也“反感”不已。試想，如此這般，彼此怎麼能談得攏呢？

以上所言雖然與本書主題密切相關，但畢竟都已經是陳年老話。有趣的是，讀了本書的“引子”和小雅最近的有關來信，方知小雅不僅無意回避這本“老黃歷”，反而將其當作壹種“資源”，即借以對毛和對自己以往精神歷程進行反思的“基點”。因為小雅寫作本書的宗旨，就是要解構她心目中原有的毛澤東形象，通過尋找毛的“靈魂”來重新認識毛，同時也重新認識自己。我覺得這是壹條很好的思路。待讀完小雅寄來的本書各主要章節，我發現，撇開中國官方有關毛澤東的那些歷史敘事不提，即使僅從上世紀80年代興起的中國民間史學的視野來看，這也是壹本很有特色和較高學術價值的小書。

假如不避過分簡單之嫌的話，那麼，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我對本書的整體印象：“壹篇史話，兩面鏡子”。當然，這不是兩面普通的鏡子，而是“反思”之鏡；反思的對象壹是作者心中原有的毛形象，二是由毛賦予其“語言和思維模式”的壹代人，其中也包括小雅自己。這樣，我就覺得有話要說，也有話可說了；於是便把自己閱讀《牛仔》時的壹些看法，包括以上所說在內的所感所想記錄下來，權當作序。

在我的心目中，小雅雖然與她的同代和上幾代知識人壹樣，也曾長期任職於中國官方機構，但“身在曹營心在漢”，她其實更是壹個民間史學中人。就此而言，她與海外從事文革史和中共黨史研究的若幹學者屬於同壹個範疇，都是相對於北京政權的“體制外”民間史學家。不同的是，小雅至今仍然“堅守”在中國本土，其處境自然更加艱辛。而由於她的批判的眼光常常是“雙向”的，即既對準了中共當權者，也瞄著異議人士，再加上她的個性，這便使得她即使在“體制外”群落中亦不免處於“和者蓋寡”的孤立狀態。因此，不管別人對她的著作作何種評價，但她的文、書本身確實都堪稱“苦心孤詣”之作。

據我所知，小雅從事民間史學的研究，可以壹直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那時候，民間史學尚處於死而復生之際。史觀和題材上力圖突破禁區，同時嘗試著改革和引進方法，乃是當時民間史學的幾個主要著力之點。其間小雅出版了壹本關於嚴復的書，那是她在民間史學界的第壹次“亮相”。不過後來的事實表明，真正對小雅的史學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的，還是80年代她對知識界民間性活動的關註，尤其是她對“體制外”知識分子活動的參與、追蹤和思考。由此，她不僅在《海南紀實》上發表了《過渡文化的十年》第壹章，而且為日後關於八九民運的研究奠定了相當堅實的經驗基礎。在這種意義上，《八九民運史》作為壹部“豪端血淚憑潑灑，塊壘翻胸苦作詩”的“悲憤”之作，它所描述的雖然是八九民運的始末，但同時也是小雅整個80年代對改革、特別是對體制外知識分子及其活動歷史之觀察和思考的壹次概括或總結。

我們知道，“民間史學”無論就其成員分布或研究課題來看，都是相當分散的；而以《八九民運史》為標誌，小雅的壹個顯著特點是：她的史學研究始終以“體制外”的知識分子及其活動為主題。她同情、認同、支持甚至寄希望於體制外的知識分子及其運動，但她卻始終不曾被其中的任何壹個組織或派別“有機化”，她因而也能夠站在相對獨立的立場上，對其保持冷靜的審視眼光和嚴肅的批評態度，盡管她的視角有時未免偏頗，她的某些觀點我也不敢茍同。

初看起來，《中國牛仔》》（以下簡稱為《牛仔》）與《八九民運史》的主題截然不同，因為它的主人公已經不再是體制外知識分子，而是其“對立面”－－毛澤東。這似乎意味著小雅在史學研究上的壹次轉向，其實不然。因為在她看來，“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直到今天，我們——不論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或是已經逃離了這片土地的人，仍然無壹例外地生活在他老人家的陰影中”。既然小雅說“無壹例外”，則被毛的陰影所籠罩的，自然也包括小雅自己，以及所有體制外知識分子和政治反對派人士。因此不言而喻，研究毛，反思毛，以便走出毛的巨大而濃重的陰影，對於體制外知識分子和政治反對派運動都是必要的；而對於小雅本人來說，這也是她原有史學研究的壹種繼續和深化。事實上，全部《牛仔》所記錄的，就是作者通過對毛的若幹“歷史關節”的質疑、求索、辨證和分析，解構毛和再造毛的歷史形象的過程。從這點看，《牛仔》的主題不僅嚴肅而重大，而且其現實意義也是顯而易見的。

但《牛仔》並不象“標準的”學術著作那麼晦澀而枯燥，而是壹本相當有趣，可讀性甚強的書。我以為，這既依賴於作者不俗的史才，也與本書的體例和風格有密切的關系。這壹點，只要把《牛仔》與《八九民運史》比較壹下，就會看得很清楚。假如說，《八九民運史》主要是記事的，《牛仔》則主要是寫人的。可《牛仔》又不是壹本傳記，其重點並不在完整地敘述毛澤東的生平和事業，而是通過講述在作者看來對於毛的政治生涯具有“關節點”或“轉折點”意義的若幹小故事，對毛的政治品質提出質疑，並力圖在此基礎上再現毛澤東的人生哲學、政治人格，尤其是“毛主義”的形成過程和實質內容。因此我說，這是壹本重在“知人”的毛澤東“史話”。與此相應，《牛仔》也延續了古代中國紀傳體史書“文史壹家”的風格。其中的許多章節，如第壹章“毛澤東的聖經”，第二章“毛澤東的第壹桶金”，第三章第四節“從新村實驗開始”，以及第四章第二節中的“筆耕生涯”，等等，不僅故事性強，敘事生動，而且文筆流暢，讀來都是饒有興味、頗有文采的段落。

《牛仔》對中國史學傳統的繼承，還不止表現在“文史壹家”的敘事風格上。讀過《八九民運史》的朋友也許還記得，小雅在那本書的自序中曾聲明自己是“蘭克的信徒”。在《牛仔》中她又言之灼灼，說自己是壹個“實證主義者”。老實說，我覺得小雅的這些自我定位似乎都有欠準確。事實上，僅就我個人的閱讀視野而論，在當代中國民間史學界，真正可歸於實證主義範疇的作者和作品雖然不是沒有，但為數極少；而其中的絕大多數作者，骨子裏都深受“春秋筆法”的影響。因此，他們說古論今，每每都抱定了極其強烈的“是是非非，善善惡惡，垂訓勸誡”的宗旨，且往往寓褒貶於字裏行間。單少傑先生所著《毛澤東執政春秋》可謂這方面的典型；甚至連高文謙先生那本以“第壹手資料”見長的《晚年周恩來》，也未能盡脫其窠臼；至於小雅和她的這本史話，似也離此未遠。這也難怪，因為《牛仔》本來就是壹本反思、解構和批判毛澤東的著作，“是是非非，善善惡惡”，不恰好是其題中應有之義嗎？

然則這並不是說，凡繼承了“春秋筆法”的史書，只能為讀者提供作者壹己的“史識”，而很難貢獻什麼歷史知識。歐陽修說：“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誡切，為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為君，書其為君；其實篡也，書其為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足見“春秋筆法”之真諦，原本就立足在壹個“實”字上，強調的是記錄經驗事實，所謂直筆正是這個意思。若僅就此而言，“春秋筆法”與“實證主義”並非截然對立；但二者之間相距又何止以道裏計！這裏且不說史觀和史學觀上的分歧，壹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歷史事實”通常並不象歐陽修提到的“為君”或“為篡”那麼簡單明了。而且，假如史家帶著“是是非非、善善惡惡”的強烈目的去研究歷史，則難免給其“事實判斷”打上鮮明的主觀烙印。因此，史家欲“接近”以至求得“歷史真實”，不僅要盡力排除自己的主觀好惡，還要有壹套合理而可靠的方法；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還必須借助相關科學的研究手段或方法。而所有這些與“方法”有關的知識和能力，顯然都既非唾手可得，更非“不學而能”，而是只有經過必要的專業訓練和自己長期的摸索才可能形成的。由此便不難理解，何以許多遵循“秉筆直書”之古訓的民間史學著作，幾乎無不帶有樸素實證主義的色彩。“樸素”者，言其既無明確的實證主義的史觀和史學觀，方法亦不夠講究，缺乏自覺、系統的實證方法也。

比較而言，我覺得小雅這本史話所顯示出來的實證功夫，應該說還是比較出色的。粗略地說，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壹，對於每壹個有爭議的話題－－例如關於《水滸》的“傳播動力”及其“載道說”，關於毛澤東的“第壹桶金”，關於“林彪案”，關於毛澤東致江青的信，還有關於毛的“遺詔”的疑團，等等－－，作者都盡其可能地全面收集了有關的資料。

第二，“外證”與“內證”相結合。所謂外證，是指對史料本身的真偽進行考訂和辨析；而“內證”則是要考證史料所載內容的真假。壹般說來，假若壹份史料“外證”為假，其內容也不可信。然而，即使是第壹手史料，所載也未必壹定是歷史真相。反過來，壹條史料本身雖然看起來不夠可靠，其所記所言卻未必壹定為假。這就要求史家必須將“外證”與“內證”結合起來。就以所謂毛澤東的“遺詔”問題為例。按照“四人幫”的說法，毛死前曾囑咐他們要“按既定方針辦”。可是他們卻拿不出任何文字根據。王洪文在其供詞中說，毛的這“六字遺言”是張春橋向他傳達的，至於毛對張是否有此“囑咐”，他也沒有把握。然而，小雅並沒有因此而輕易斷言“四人幫”偽造毛遺言。原因很簡單：首先，從“內證”的觀點看，“四人幫”與華國鋒所宣布的“六字遺言”，雖有三字之差，但在“方針”內容本身不確定的條件下，卻看不出其間有什麼實質性差別。既然華宣布的“照過去方針辦”已被收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卷，並註明系“根據毛澤東手稿刊印”；那也就很難排除毛對張春秋有過意思相近之言（“按既定方針辦”)的可能。其次，從“外證”的角度看，據有人考證，“張春橋最後見到毛澤東的時間是1976年9月5日。四天以後，毛澤東即辭世，這也可以算作毛澤東的‘遺言’。他認為，張春橋還沒有‘偽造’毛澤東遺言的‘膽量’”（第七章第壹節）。考慮到文革時期的政治狀況，這種說法不能說沒有壹點道理。正是基於這兩個方面，小雅沒有放棄對“四人幫”當年曾大張旗鼓宣揚過的毛的“遺囑”的進壹步考證。

第三，在“外證”與“內證”的基礎上，對相關資料進行綜合考量、精密分析和審慎判斷。不妨還以“毛遺言”案作例。小雅發現，其實對於華國鋒所依據的“六字遺詔”，也不是沒有人提出質疑，例如張玉鳳就曾斷然加以否定。她的理由是：自1976年4月10日以後，毛再沒有任何文字指示。只不過，還有別的資料對張的證言又提供了反證。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小雅仍然沒有對張的證言輕率地加以否定或排除。相反，她對張的證言提出了合情合理的“三點分析”。小雅進而還註意到，有論者指出：“在1976年7月30日晚上的政治局會議上，有記錄記載華國鋒傳達的毛澤東壹系列指示，說：‘毛主席最後指示我們：‘國內問題要註意’。還指示過我們：‘按既定方針辦’。”（同上）小雅關於”毛遺詔“公案”的總體看法，正是在對以上互相抵牾的各種資料進行通盤考量、嚴密推理的基礎上作出的。她認為： 　　

“毛澤東可能既說過‘按既定方針辦’，也說過‘照過去方針辦’。不論何種說法，意思（方針）都是壹樣的。只是這個方針是什麼，接詔人不明確，審問者沒概念，要照著去‘辦’的全國人民也不清楚。這就難免讓人們產生思想上、行動上的混亂，使得仍抱著愚忠的人們去尋找。”

我以為，小雅的這個結論不僅“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且也符合當時中國十分荒誕和極為險惡的政治狀況：表面上，敵對雙方只為毛可能說過的“三個字”鬥得壹本正經，大義凜然，其實不過是“春秋無義戰”，因為他們爭奪的只有壹個東西，那就是黨國的最高權力，並且純粹是“為權力而權力”。而最後呢，則只能通過以暴力為後盾的宮廷陰謀政治來解決問題。

以上所講只是《牛仔》中的壹個例子。實際上，小雅在本書中對壹系列與毛有關的聚訟紛紜的問題的分析和判斷，都顯示出她在實證研究方法上的功力。

縱覽全書，我覺得小雅這本書的長處主要在“知人”。作者力圖從遠祖血緣，家庭、學校和社會環境，早期經歷和革命生涯，以及晚年身體和心理狀況等各個方面，來描述毛澤東的個性、政治人格，他的人生觀、政治主張和社會理想的形成過程，進而還分析了毛為什麼和如何能夠從壹個農家子弟、邊緣小知識分子，終於成長為中國共產革命的領袖和東方極權統治者的主客觀條件。要說有什麼不足的話，我覺得《牛仔》雖然也正確地指出，中共的極權統治建立在“暴力”和對意識形態的絕對壟斷的基礎上，但它的分析卻明顯偏重於後者。另壹方面，以我的觀點看，《牛仔》在“論世”上亦稍嫌不足。這壹點集中地表現在本書對“毛主義”的理解和闡釋不僅顯得片面，而且在若幹很重要問題上所得出的結論，似也難以令人信服。所謂片面，這裏主要指作者將“毛澤東主義”僅僅歸結為文化大革命和與之相關的思想或“理論”，認為在長達二十壹年（1927－1949）的中共暴力革命中，毛幾乎沒有任何獨創性的思想和主張。在我看來，假如將毛領導的中共武裝革命置於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中來觀察，這種看法是很難說得過去的。其間壹個很重要的原因，可能與作者過高估計甚至誇大了《水滸》對毛的影響和作用有關。在我印象中，關於水滸的壹章，本來是本書寫得最精彩，也最耐讀的壹部分。可惜，小雅雖然也指出了毛領導的共產革命不同於古代農民造反，但對二者之間的實質性差異卻未加仔細分辨。須知，前者是壹場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社會革命，由此而建立起來的也是中國亙古未見的極權統治；而《水滸》好漢們的折騰僅僅是“造反”，絕對不具有任何壹點現代革命的內容。與此相關，盡管毛與中國古代那些靠造反起家的帝王有某些相似之處，但如果將兩者等量齊觀，那就未免失之輕率，失之表面化，對於反思毛和毛主義以及中國式的極權主義，可能反而有害而無益。此外，小雅對馬克思、列寧的有關著作和俄國革命的了解，是否也不夠詳細呢？正如俗話所說：“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同樣的道理，如果不把毛與馬列及俄國革命作比較細致的對照，毛在思想和實踐上的特點就難以凸顯，所謂毛主義自然也就無從談起了。至於文化大革命，照我看，本書的基本觀點還值得進壹步推敲；書中那些五顏六色的“機械式”圖表，很容易令人想起80年代曾經在史學領域熱鬧過壹番的生搬硬套所謂控制論方法等“科學主義”思潮的現象，若非畫蛇添足，亦屬可有可無吧？

不過話說回來，壹本不算很厚的史話所能承擔的“分量”畢竟是有限的。小雅能夠給這樣壹本小書加載如此豐富和厚重的內容，已經是很不容易和相當難能的了。何況，據小雅介紹，這本書只是她有關毛澤東研究的壹部分。作為朋友和讀者，我對小雅關於毛澤東的進壹步研究及其著作的問世，充滿著期待！

2005年1月17日於荷蘭萊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