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周恩來”這個話題而言，《晚年周恩來》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那種無論在中國大陸或海外都非常流行的二元對立的認識和評價模式；與此同時，《晚年周恩來》還依據大量可靠的和比較可靠的資料，從文革當時的現實和以往的歷史兩個維度，對周恩來進行了多方面、多角度、多層次的考察和揭示，從而描繪出壹個比較真實而完整的周恩來形象。我認為，這既是《晚年周恩來》的不同流俗之處，也是《晚年周恩來》的壹個顯著的總體性特征。

《晚年周恩來》是壹本大書。所謂大，這裏有兩個意思：壹是指它的篇幅長，長達六百多頁；二是指它的歷史內涵份量重，幾乎涉及文革中發生的所有影響全局的重大事件和周、毛之間幾十年的全部恩怨是非。這麼大、這麼嚴肅的壹本書，作者寫作之辛苦自不待言。那麼，作為壹個讀者，閱讀過程中的感受又如何呢？

平心而論，若論歷史掌故和宮廷秘辛，《晚年周恩來》》遠不及李誌綏的回憶錄有“戲”可看；若比故事性、趣味性和修辭文采，《晚年》在同類題材的作品中也不算出色；即使從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分析上看，我們似也很難說，《晚年》有什麼不同尋常的深刻洞見。但我還是壹口氣把它讀完了。何以故？──《晚年》有它自己顯著的優勢或長處，即與同類著作相比，它提供了有關周恩來的更可靠、也更全面的信息。這使得《晚年》在同類著作中猶如異峰突起，顯得特別出眾。換言之，《晚年》的價值既不是來自它的“藝術性”或“趣味性”，也不是來自書中隨處可見的那些政治的和道德的判斷，而是來自它所提供的關於周恩來的比較系統的知識。

然而，這種知識上的“全面性”，往往也會帶來理解和解釋上的困難或困惑。試想，偌“大”壹本書，言及周恩來政治生涯的方方面面，要想“刪”其繁，就其簡，把握其要領，又談何容易？或曰：“善讀書者，書越讀越薄。”這自然是讀書人人皆向往的壹種高妙境界。問題是，如何才能達於此種境界？而所謂薄究竟該“薄”到什麼程度，能“薄”到什麼程度？就以《晚年》為例，極而言之，我們能否用壹句話、或壹個短語、甚至壹個詞來概括書中所呈現出來的周恩來形象，以標誌他在文革中所扮演角色的特征呢？

這實際上也是《晚年周恩來》作者高文謙先生當初曾經提出的問題。他在《晚年》的“引子”中，便以“設問”的形式提出了下列問題： “周恩來究竟是何許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底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換句話說，他究竟是聖壇上道成肉身的完人，還是大奸若忠的偽君子？是浩劫中扶危定傾的功臣，還是助紂為虐的幫兇？是有意扮演雙重角色，善於在政治上走鋼絲的演技大師，還是個內心人格分裂，表裏不壹的兩面人？” 這些問題都極尖銳，但也是人們在有關周恩來的各種作品和議論中，經常可以看到或聽到的。其最終目標無非是要在互相對立的兩個極端上，為周恩來確定壹個位置，以作為“蓋棺定論”。這種認知和判斷的方式，雖然有其特定條件下的合理性，對政治宣傳可能有效，在街談巷議中通常也不會有什麼害處，但它對人們的觀察視野和思考空間畢竟構成壹種無形的“桎梏”。可貴的是，高文謙先生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這在海外中國知識人當中似乎並不多見。我以為，他之所以要在《晚年》的壹開頭就把上述問題羅列出來，壹方面固然是要提醒讀者註意，但另壹方面，也是要公開表明，自己撰寫這本書的目的之壹，正是要解開由這類提問本身所造成的認識和判斷上的“死結”。

細覽《晚年周恩來》全書可知，盡管其中許多議論的政治傾向性和表現於修辭上的感情偏頗相當明顯，但至少就事實的陳述來看，《晚年》對周的觀察視角是多維的，變換的。讀者從《晚年》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周在文革中的經歷幾乎涉及“黨和國家事務”的壹切領域。他在不同領域裏扮演著不盡相同的角色；而即使在同壹個領域，甚至對同壹件事或同壹個人(如賀龍和劉少奇)，他的立場和態度也常隨時間、場合和局勢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壹個讀者從這本書的描述中究竟會“得出”壹個什麼樣的“周恩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是從哪個領域，哪些事情和哪個方面來進行概括的。譬如說，假如妳僅僅著眼於政治領域和周對毛臣服的壹面，那麼，妳在《晚年》中所看到的周恩來，就無異於毛的壹個“跟班”或“隨從”。但當妳壹旦把自己的視線轉向其他領域、特別是轉向經濟領域的時候，妳就會發現，這時的“周恩來”跟剛才的那個不大壹樣，有時甚至很不相同，沒準兒，妳還會把他看作壹個“浩劫中扶危定傾的功臣”呢！進而言之，假如妳想對當時中國“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及活躍於其間的周恩來，進行壹番全景-歷時態的觀察，那麼，《晚年》呈現於妳眼前的，大致將是這樣壹幅圖景，即雖然總的說來，毛和毛所發動的文革始終好象是橫擋在周面前的壹堵無法逾越的大墻或界限，但在這道大墻之內，周在實際上還是有所為有所不為；而周與毛的關系也並非壹成不變，而是時遠時近，時張時弛。因此，周在跟隨毛“繼續革命”的同時，他對毛的態度卻不斷經歷著各種各樣微妙的變化，他對毛的“文革路線”之自覺或不自覺的抵觸、抵制，也呈現出或消極(如前期對“劉少奇專案組”的態度，《晚年》第246頁)、或積極、直至“唱反調”(參見《晚年》第七章)等不同的態勢。面對這幅圖景，怎樣為周進行角色定位才算是“客觀的”、“公正的”呢？妳可以說，他在文革中是壹個“助紂為虐的幫兇”，但如果妳說，他雖然說了壹些錯話，做了壹些錯事，但他畢竟是壹個對毛和毛發動的文革有所抵制，因而減少了文革的損失的人，那也未必就全然喪失了“客觀性”和“公正性”。不過，假如妳要我用最簡潔的方式來表明自己讀過這本書以後對周的總體印象，那我寧可說，《晚年》中的周恩來“壹言難盡”。

“壹言難盡”誠然並沒有具體地回答“周恩來何許人？”的問題，但這四個字用於此處，其意味也是很清楚的，無非言其角色多重，人格復雜，色彩斑駁，難得“壹言以蔽之”而已。對於周這種“壹言難盡”的復雜性，大凡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或多或少都可能會有些印象，因為正如《晚年》的許多記錄和陳述所表明的，周的“復雜”不僅直接表現在他的許多公開言行中，而且也會通過當時輿論宣傳的某些微妙變化而曲折地反映出來。因此，盡管壹般說來，這種印象是模糊的、膚淺的、淩亂的，但這種直觀印象在經歷過文革的那幾代中國人當中，卻絕不會是極個別的現像。這壹點，我們可以從有關文革的許多回憶錄和理論探討文章中不難得到驗證。李慎之先生生前也曾說過，“共產黨中真正復雜的人物不是毛澤東，而是周恩來”。鑒於李先生的工作經歷，和他在知人論事、臧否人物上的眼光和胸懷，我相信，他這樣說必定有他的“充足理由”或根據。而他也確實曾不止壹次地表示過，要寫壹篇“全面分析周恩來的文章”。他所謂全面分析，我理解，主要針對的是在有關周的研究和評價中廣泛存在的片面性和武斷性的弊病。其典型的表現是在評價歷史人物時，僅僅滿足於套用“真或假”、“善或惡”、“美或醜”等“非此即彼”的二元模式，以這種模式來限制觀察的視角和思考的範圍，進而武斷地把歷史人物“塞”入此壹範疇或與之對立的另壹範疇。這是壹種極其庸俗的辯證法。如果說，這種庸俗辯證法在資訊時代對於政治宣傳的效用已經相當有限，而它從來就不適用於對歷史人物的學術研究的話，那麼，在評價周恩來這樣壹位特別復雜的政治家時，就尤其應當避免這種簡單、片面和武斷的傾向。令人遺憾的是，李慎之先生還沒有來得及寫出這篇文章，把他的“理由或根據”公之於世，他就盍然長逝了。

現在看來，高文謙先生這部力作的出版，客觀上是接續了慎之先生留下的話題。這種看似偶然的聯系，卻顯示出中國好幾代知識人之間在思想和旨趣淵源上的壹種共同背景，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如上所說，在有關周恩來的認識和評價問題上，高先生對於那些在兩極之間各執壹端的種種說法不滿意，不認同，並試圖揚棄之，進而代之以對周氏盡可能“全面”的陳述和評價。足見慎之先生當初之所想，也是高先生寫作本書之初之所想。不同的是他們各自的“命運”！對慎之先生來說，盡管他直到暮年仍然壯心不已，有意撰寫“全面分析周恩來的文章”，但天喪斯文，如之奈何？因此，他只是提出了“全面分析周恩來”的話題，但是他最終也未能把這壹長期醞釀於自己心間的話題生發開來。而高先生則不但有條件、也有能力把這個話題予以相當充分的展開。

這表現在：就這個話題而言，《晚年周恩來》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那種無論在中國大陸或海外都非常流行的二元對立的認識和評價模式；與此同時，《晚年》還依據大量可靠的和比較可靠的資料，從文革當時的現實和以往的歷史兩個維度，對周恩來進行了多方面、多角度、多層次的考察和揭示，從而描繪出壹個比較真實而完整的周恩來形象。我認為，這既是《晚年》的不同流俗之處，也是《晚年周恩來》的壹個顯著的總體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