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在中國有著極為深遠的歷史淵源，可以說是百代千年，綿延不絕！那種奉現代西方以“壹族壹國”為其基本信條的政治民族主義為圭臬，並因此而否認中國古代歷史上有其獨特的民族主義形式存在的觀點，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因為它不僅連帶抹殺了現代西方民族主義的多樣性（如經濟的和文化的民族主義等等），而且根本有昧於華夏民族在政治、文化和與之密切相關的民族意識的形成和發展上早熟的事實。

為了說明中國民族主義之不同於西方民族主義的特點，□清當前中國大陸興起的民族主義思潮的歷史脈絡，簡略地回顧壹下中國民族主義的源流（對此，筆者已經著文有比較詳細的論述，感興趣的讀者可參閱拙作《試說中國民族主義的源流》，載論文集《民族主義與中國前途》，臺北時英出版社1997年出版），可能是有益的。

（壹）中國民族主義的起源及其在近、現代的流變

從其起源上看，中國的民族主義乃是早熟的華夏民族之政治和文化上的“大壹統”（“大”在這裏是動詞，表“重視”和“尊崇”之意）與其特殊的地緣政治條件相互作用的產物，即在政治和文化“大壹統”的現實和觀念的背景上，壹方面主要針對北方遊牧民族的襲擾，形成了“尊王攘夷”的政治民族主義；另壹方面，基於對周邊各族群之居高臨下的無比的文化優越感和無比的自信心，同時又形成了“平天下”的文化民族主義－－所謂亡國與亡天下之辨，就建立在這種帶有濃烈世界主義色彩的文化民族主義的基礎上。按照這種“泛中華”的文化民族主義，“亡國”固然可悲，但“亡天下”之悲尤甚於“亡國”。因為即使國家亡了，中國固有的文物制度和倫理道德猶可倡明於天下，這才是古代以“平天下”為職誌的士大夫們的真正“本份”和最高理想！

如果說，“尊王攘夷”是前現代、即君主時代東西方民族主義所共有的壹種異化了的表現形式（“尊王”成為民族統壹的象征），那麼，“平天下”的文化民族主義則是古代中國所獨有的。孔子所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便壹語道盡了這種文化民族主義所獨具的和平主義性格及其所富含的寬容和建設精神。它以弱水般的“陰柔”補充了體現於“攘夷”的“陽剛”，賦予華夏民族的民族生命以特別的堅韌性，使之即便在身處逆境甚至亡國的環境下，猶能在“平天下”的神聖使命和堅定信念的支持下，忍辱負重，在與其它民族的共處和交往中，通過對本民族文化始終不渝地執著、傳布和發揚光大來保存自己，發展自己，終於在上下幾千年的艱苦歷程中，成長為世界上最大的壹個民族，即以華夏族群為主體凝聚而成的漢族；華夏文明因而也才能夠成為迄今整個古代世界碩果僅存的壹種文明！

中國古代的民族主義於近代的終結，直接地起因於西方列強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沖擊。洪秀全以“拜上帝”取代了“尊王”，從而使他那種徹底反傳統和民族復仇的革命民族主義披上了“西化”的外衣；而曾國藩之衛道的文化民族主義，壹方面是對洪秀全這種粗糙不堪的“西化”的壹種本能的瘋狂反動，同時也是為他自己在當時已極不得人心的“尊王”而扯起的壹塊遮羞布。只有當孫中山先生以“民權”和“民族平等”改造了古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即以“建立共和”代替了“尊王”，進而從政治和文化兩方面為古代的民族主義註入“民族平等”的觀念，並將後者推廣於國際間的民族關系時，中國的民族主義才真正獲得了與現代文明相壹致的嶄新面貌！

孫先生的這壹貢獻，集中地體現於他在從民國建立到本世紀二十年代初這壹期間逐步形成的關於以民主共和國的形式締造或建設統壹的中華民族的理想中。然而由於外患深重，內亂不已，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實際不得不主要集中於革命（指暴力革命，下同）的或破壞的壹面，即以對外反帝、對內反分裂和反割據為其主題。在此後長約半個世紀的冷戰時期，民族主義雖然被東西方之間激烈的意識形態之爭所掩蓋和沖淡，但是經由臺灣的反蘇反共和“反攻大陸”，以及中國大陸的反帝反霸和“壹定要解放臺灣”所透露出來的民族主義的意向和情緒，無論是對外或是對內，依然是對抗性、破壞性的。

（二）新霸權主義：中國大陸民族主義思潮的國際背景

隨著冷戰的結束，民族主義思潮在世界各地、其中也包括在中國大陸的興起，已經成為壹個令全球矚目的熱點問題。由於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關涉到兩大強國－－中、美之間的關系及其未來走向，關系到正在崛起的中國在未來的國際社會可能扮演的角色，加之臺海危機在全球所引起的強烈震動和西藏問題在國際間擁有很高的“知名度”，所以，它引致人們特別的關切，也是非常自然的。

近幾年民族主義思潮在中國大陸的興起，顯然首先是壹種與官方意識形態的進壹步衰落相伴隨的現象。在這種意義上，它對官方的意識形態無疑具有某種代償功能的作用。這壹點顯而易見，無需贅言。那麼，其國際背景如何？它是否可看作壹種短暫的“泡沫”現象？其性質和趨向怎樣？我們又應當采取甚麼樣的對策呢？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讓我們先來分析壹下，與以前諸時代相比，國際政治的軸心問題在後冷戰時代發生了甚麼樣的變化。

所謂冷戰時代，其實就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稱霸世界，分割世界，相互爭奪勢力範圍的霸權主義時代。與之相比，後冷戰時代似可稱作新霸權主義時代。在這個時代，國際政治的主體呈現出多極化的趨勢，原來的美蘇兩極霸權正在被以美國為龍頭的發達國家之“共和霸權結構”所代替；核武器雖然仍具有相當大的威攝力量，但其研制、生產、使用和輸出（擴散）等等，已在保證西方國家享有絕對優勢的前提下受到越來越嚴格的限制，高尖技術的常規武器日益上升為構成發達國家之軍事優勢的最重要的因素；與此同時，由於蘇聯的解體，俄國的自顧不暇和中國大陸的孤掌難鳴，使得發達國家可以更加得心應手地利用美英法在國際關系領域的政治優勢，通過對國際組織的操縱，以合法的形式更加自如地運用和發揮其所擁有的軍事和經濟優勢，來擴大自身的利益，直至把它們自認為合適的安全政策和經濟政策強加給別國，達到操縱甚至包辦國際安全事務和經濟事務的目的。正如亨廷頓所說：“全球政治和安全事務實際上由美、英、法壹手操縱，世界經濟事務則是美、德、日說了算。這些國家相互間保持密切接觸，排斥較弱小和大多數非西方國家。聯合國安理會或國際貨幣基金會所做反映西方利益的決定,都披上反映世界社團利益決定的外衣。”（1）局部戰爭當然還是解決國際沖突的重要方式，但政治遊戲或政治交易及自由貿易，已越來越成為世界各國賴以謀取自身利益的最為重要的國際角逐方式。與上述種種變化相對應，各種國際組織和自然資源也越益成為國際爭奪的“搶手貨”。君不見，不僅日本和德國，甚至連南非都躍躍欲試，想要擠進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行列嗎？這種現象之所以發生，是因為現在幾乎已無人不曉，“‘世界社團’這個詞組已代替‘自由世界’，成為使反映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利益的行動獲得合法性的冠冕堂皇的詞藻”（2）。至於由近幾年各國之間，如日本與韓國，西臘與土耳其,南海周邊諸國以及中日之間圍繞領土和海洋經濟專屬區等等而發生的頻繁爭執所顯示出來的資源爭奪在後冷戰時期的特殊重要意義，更是眾所周知的不爭的事實。讀者從各時代的下列對比中不難清楚地看出這些深刻的變化：時代國際政治主體  基本角逐手段 基本角逐方式 爭奪對象殖民主義  西歐民族國家  軍事  戰爭 殖民地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列強  軍事戰爭 資本輸出市場霸權主義 美、蘇核武與意識形態  核競賽和冷戰 意識形態市場新霸權主義美、日、西歐  政經軍優勢  政治和自由貿易  國際組織和資源

以上的分析和對比表明，與冷戰時代相比，後冷戰（後霸權主義）時代的國際關系雖然發生了壹系列深刻的變化，但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霸權仍然存在。這種霸權的特點是：“西方其實是利用國際組織、軍事力量和經濟資源掌握世界，借此保持西方優勢，保護西方利益，並促進西方政治和經濟價值。”（3）中國、特別是中國大陸，作為壹個正在崛起而嶄時又處於發展中的經濟大國和軍事大國，即便撇開它在意識形態領域與西方國家的尖銳對立不計，它也不可能不首當其沖地成為西方霸權擠壓和排斥的對象！這在美國斷然拒絕全面銷毀核武器，同時又軟硬兼施，千方百計地誘迫中國政府簽署足以保證美國維持其絕對核武優勢的全面核禁試條約，以及在中國大陸究竟是以發達國家、還是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參加世貿組織的問題上，已經暴露得清楚無遺。而且，美國目前的對華政策，固然對臺灣的防務暫時有好處；然而美國的對臺戰略原則，卻明顯是基於對中國這壹潛在勁敵的遏制。特別應當註意的是，美國通過延續《日美安保條約》，擴大日美安全體系的防禦範圍和在壹九九六年初與澳大利亞簽署《國防合作條約》，已經大體完成了旨在對中國大陸實行遏制的戰略部署。聯想到“圍堵中國”的呼聲，突然在英美雀聲四起，那既不是在壹九八九年的“六四”後，也不是在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處於停滯狀態和國民經濟發生嚴重滑坡現象的壹九九零和壹九九壹年，而不遲不早，恰好是在中國大陸因展開新壹輪經濟改革而使國民經濟突飛猛進，獲得了令世界震驚的巨大成就，從而顯示出其綜合國力正在急速攀升，且具有巨大發展潛力的壹九九三年－－兩相對照，實在也迫使人們不得不深長思之！諸如此類的現象，使許多中國人在關註乃至支持西方國家就人權問題而與大陸當局持續進行激烈爭執的同時，也註意到前者與中國大陸之間實際存在、且更為深刻的多方面的利益沖突。這便提示他們，對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和日本的新霸權主義，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惕！近幾年中國大陸民族主義思潮的勃興，就其國際背景來說，正可以看成是對這種新霸權主義的壹種情緒化的反應。

另壹方面，冷戰雖已結束，但世界歷史卻並沒有像福山所預言的那樣走向終結，因為今日的世界究竟還不是、也不可能是西方文化和西方價值的壹統天下！不管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是否能夠完全正確地解釋後冷戰時期國際政治關系的實質，但是，只要留心壹下俄國出現的泛斯拉夫主義思潮，中亞、中東猖狂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所謂亞洲價值論等等，相信任何人都無法否認，冷戰結束以後，各種文明之間的沖突不僅存在，而且在國際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確有上升的趨勢。在這種意義上，也可以說，近年來在大陸本土騰然而起的文化民族主義，乃是壹部分中國知識份子對於由冷戰的結局所引致、且幾乎遍及全球的那股特別強勁的西化浪潮的壹種回應。

（三）從革命的民族主義轉向建設的民族主義

以上所述表明，中國大陸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絕不是毫無來由、毫無根據，而僅憑當局的“呼風喚雨”就可召之即來的！否則，人們討論和研究這種現象，或批或褒，豈不都是在庸人自擾？別忘了，那些對目前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持徹底批判態度的人不是都在說，北京當局早已失盡了民心，喪失了對民眾的號召力嗎？怎麼突然壹下子，它居然有如此這般的法術，竟能無風起浪，掀起這麼大壹股思潮呢？這豈不是自相矛盾？！足見，把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僅僅歸諸北京當局的煽動，實在只是壹種太過簡單化的作法。而且，我們對這股思潮，也不應采取“鬥爭哲學”的立場，即認為既然北京當局支持之鼓勵之，我們就理所當然地必須堅決反對！

不過應當明確，肯定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存在，並承認它具有某種合理性，這並不意味著主張對這股思潮持完全肯定和順應的態度。因為觀察近幾年在中國大陸興起的民族主義思潮可知，除其中的國學熱而外，其余種種差不多均帶有相當強烈的對抗性和破壞性，或者說，仍然都停滯或局限於“革命民族主義”的範疇！那種“工具性民族主義”（即以民族主義作為“反和平演變”的手段）和在民間日益高漲的“反美”情緒，自不待說；就是壹時尚未形成氣候和帶有“西化的反西方主義”色彩的“後學熱”，也不例外。然而事實是，至少在目前和今後相當長壹段時期內，對於擁有核武的中國來說，外患的威脅並不存在；而且，包括臺獨和藏獨勢力在內，不僅沒有任何壹種分離勢力能夠發動大規模的內戰，就是臺獨勢力有壹天□幸在臺灣得手，它也未必敢於貿然宣布獨立。因此，這種對抗性、破壞性的革命民族主義對外顯然沒有必要；即使用來對付國內以藏獨為代表的“族國主義”和以臺獨為代表的“部落主義”，至少在目前也不是最好的選擇！如果說，鑒於國際上新霸權主義的興起和各種文明之間沖突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國內分離勢力的擡頭，以民族主義作為壹種應對，這確有其某種必要性和合理性的話，那麼，我們亦應當揚棄這種對抗性和破壞性的革命民族主義，而選擇建設的民族主義！

所謂建設的民族主義，可分為內、外兩個方面，其內涵涉及政治、經濟和文化等三個領域。

就“對內”來說，建設的民族主義可集中為壹點，就是主張以憲政民主國家的形式，把目前分裂分治的臺海兩岸（因香港已回歸中國，澳門的回歸也指日可待，本文不就統壹問題對港澳進行討論）統壹起來，並在政治統壹、經濟整合與國內各民族、各族群的文化平等存在、自由交流以至相互融合的基礎上，逐步締造統壹的中華民族（或中國民族）。

應當指出的是，這裏，我們首先以憲政民主排除了任何壹種專制制度。從原則上說，這同時也排除了“大壹統”政治文化傳統中所內含的與中央集權、乃至極權統治密切相聯的那壹方面。不言而喻，原西藏那種政教合壹和領主統治的制度亦被排除了出去。我們同時也排除了以藏獨為代表的族國主義和以臺獨為代表的地方分離主義。作出上述種種“排除”，目的只有壹個，就是從根本上消除那些導致對抗性、破壞性民族主義情緒的政治分歧，從而為從制度設計或制度安排上解決兩岸的對峙、大陸內部的民族糾紛及建設中華民族，留下必要的妥協空間或回旋余地。很明顯，如果有關各方象現在這樣在統獨問題上壹味固執己見，甚至變本加利，那麼，依筆者之見，“和平統壹”就必將是壹種無法實現的美妙幻想，即使大陸將來有壹天實現了符合西方標準的政治民主化，兩岸和漢藏關系的走向也未必樂觀，其間的對峙或沖突更未必能迎刃而解！須知，民主不是萬能的；與民族獨立密切相連的所謂外部自決，也絕不是多民族的民主國家用以解決民族關系問題的唯壹原則和方式。

令人欣慰的是，北京當局壹再宣示，堅持以和平統壹為其對臺政策的基本原則，這實際也是大陸多數民眾的願望；臺灣正在逐步全面落實民主制，臺北當局亦反復聲明，從來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放棄國家統壹的目標；達賴喇嘛最近則多次公開表示，他並不主張西藏獨立，並且願意在西藏實行高度自治的原則基礎上，與北京當局進行對話和談判。可見，無論是出於對民心向背、國際道義形象的顧計，或是出於對彼此之間力量對比這壹嚴酷現實的考量，相關各方的“代表”，沒有那壹個敢於公開否棄和平統壹的道路！因此，照理說，只要相關各方能夠秉持相互諒解和妥協的精神，通過談判協商，折沖調和，即以和平漸進的方式實現中國的政治統壹，並不是不可能的。現在的問題是：第壹，臺海兩岸在意識形態和與之相應的立國精神，以及基本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上存在著實質性的差異；而在中國大陸政治改革長期嚴重滯後的條件下，這些差異還呈現出某種日益拉大的趨勢。這在客觀上不可能不被臺獨和藏獨勢力利用來影響臺灣人、藏人以及其他少數民族對國家的認同。第二，臺北當局現行的大陸政策、特別是它所推行的“務實外”，交也常常難與臺獨勢力劃清界限。這幾乎是所有大陸民眾和海外大陸知識者對其公開聲明的統獨立場始終不夠信任的根本原因。第三，北京和臺北，均未能充分客觀地認知、務實地評估和全面地利用當前兩岸之間“分裂分治而不對等”的基本格局，這不僅使兩岸當局之間的互動難以擺脫冷戰對峙的僵局，同時也拖住了兩岸民間和準官方層面上相互交流發展的步伐，使之遲遲未能走上良性互動的軌道。以上諸項,筆者在拙作《兩岸關系與世紀之爭》（4）中業已述及，這裏不再詳述。第四，臺獨和藏獨勢力根本無視於國際政治的現實和十二億大陸人民生存和發展的戰略利益，而只是依據他們自己對“民族自決”（或“人民自決”）的片面理解（僅僅抓住了所謂外部自決），試圖仰賴外國勢力來肢解和分裂中國。極個別附和“藏獨”的漢族人士 (如曹長青、茉莉和魏京生者流等等)，亦往往擺出壹副深得“民族自決”真傳的教師爺架式,似乎只憑他們對漢藏關系和民族自決的概念、法理及其實施過程的困難和效果的那點連壹知半解都不到的知識，就足以為中國大陸的十幾億蕓蕓眾生指點迷津，動員這十幾億人跟著他們壹起去徹底地革“大壹統”的命（天曉得，他們是從哪裏獲得了此種可立馬兒掃除萬裏塵埃，澄清玉宇的法術？！）。殊不知，他們這種對民族傳統徹底革命的精神和氣魄，若與當年為了削弱西方列強而力倡“民族自決”的列寧和斯大林相比，連“小巫見大巫”的水準都不到。必須指出的是，這種只顧標榜道義，而試圖避開各民族之間實際利益的協調來解決民族沖突的主張，只不過是壹種完全不切實際的空洞口號而已。它或許可以在海外嘩眾取寵於壹時，但對解決兩岸之間和漢藏之間的矛盾，不僅不會有任何益處，反而只能“火上加油”，進壹步激化其間的矛盾！

“經濟整合”主要是指應當逐步建立包括大陸、臺灣和港澳在內的國內統壹市場。我們提出這壹主張，首先是鑒於西方國家現代化過程的歷史經驗，即所有西歐諸民族國家的現代化，當初都是從國家的政治統壹和國內統壹市場的形成為起點的。第二，西歐共同體的經驗和當前區域性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也提示我們：當代全球的經濟雖然已經顯露出某種壹體化的趨勢，但是，這種趨勢並沒有減緩作為經濟實體的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壹般而言，規模較大的經濟實體，其應變和競爭的能力也比較強；若其規模太小，則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其生存和發展都將遭遇更大的困難。這也是西歐共同體和北美自由貿易區得以建立的基本原因。考慮到臺灣、港澳和大陸經濟的高度互補性及其政治統壹的必然趨勢，參照西歐和北美的經驗以及上述幾方面近十多年來經貿往來日益熱絡的事實和未來走向，可以說，逐步推動大陸和臺、港、澳之間的經濟整合，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海外許多有識之士關於“中華經濟圈”的構想，其實正與此不謀而合。

當然，就其最終的目標來看，“經濟整合”並不限於“中華經濟圈”的水平，後者只是前者的“初級階段”而已！但是很明顯，任何水平上的經濟整合，都有助於兩岸的政治統壹和國內各民族以及各族群在文化上的相互認同乃至融合。

毫無疑問，在未來憲政民主的中國，國內各民族和各族群固有的文化，應當獲得壹律平等的地位。然而，歸根到底，所謂平等是指機會的平等。這在文化政策上，主要就表現為既不允許任何壹種文化享有獨尊的地位，也不允許強制剝奪任何壹種文化存在的權利。縱然如此，誰也無法保證各民族和各族群的文化都能夠在社會生活中實際地占有平等的勢位，並長久地存活下去。因為第壹，各民族的平等絕不可能抹殺掉漢族在人口和文化影響（尤其是它的同化能力）上的絕對優勢。第二，除非妳自外於現代化的過程，否則任何壹個民族的文化，都不得不接受現代化的挑戰，並通過應戰來驗證自己是否具有繼續存在的能力。而要想在當代中國自外於現代化的潮流，顯然幾乎是不可能的。若看壹看臺灣“九族”青年壹代之無可挽回的文化蛻化現象，再留心壹下近幾年國內遠在雪域高原的藏族青年為經商而學習漢語和英語的報道，對此將會有很深的印象！

誠然，各少數民族的文化理應受到必要的保護。但是，這類保護卻不應妨礙各族居民遷徙、通婚和信仰的自由，當然也不應對經濟自由設置障礙。因此，可以預見，在統壹的憲政民主的中國，由於民主化和市場化將急劇加速和加深各民族、各族群之間的交往，由此將會在中國歷史上第壹次形成真正全民性的共同的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加之有在人口、語言和文化上占絕對優勢的漢族自然而然地作為凝聚的中心，孫中山先生當年關於建設統壹的中華民族的理想，我想是完全有可能變為現實的！

就“對外”而言，建設的民族主義的思想基礎，當然不能脫離開由羅素和戈爾巴喬夫針對核時代所倡導的“新思維”（5）;但它同時也汲取了戈氏因片面強調“全人類利益高於民族利益”而助長了新霸權主義的興起，片面強調“人類未來前途”而難免陷於烏脫邦空想的嚴重歷史教訓。因此，建設的民族主義主張在首先立足於本民族的民主和富強的基礎上，兼顧全人類的利益；主張通過對話和談判，以便在相互妥協中通過促進周邊地區和世界的和平，來維護和保證本民族的安寧；主張兼顧本民族的現實利益和人類的未來前途，以便在保證各民族、首先是經濟和文化落後的民族實現自身綜合發展的基礎上，能夠協調壹致，有效地解決諸如生態、人口、糧食、能源和環境等關乎人類未來命運的壹系列全球性問題。要知道，若離開本民族的民主和富強，若離開本民族經濟、文化和社會的發展來侈談為世界的和平、安寧及人類的未來命運負責，即使無比動聽，充其量也不過是美妙的空話而已！

此外，也不必諱言，建設的民族主義將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和日本的新霸權主義，形成某種張力。然而，它的根本出發點，卻不在與霸權國家對抗，而在通過對新霸權主義的制衡以建構壹種嶄新的，即真正平等、更為公正和更為合理，因而也更符合本民族利益的國際政治、經濟和安全體系。為此，中國有必要在美國、西歐、日本與俄國之間，以及在美國、西歐、日本的多邊關系之間保持適度的平衡，同時廣泛聯合發展中國家，壹方面防止西方國家和日本假手國際組織（如聯合國）進壹步加強自己操控國際政治、經濟和安全事務的權勢，防止因北約東進和俄國民族沙文主義的勃興而導致冷戰的再起；另壹方面，則須力爭在亞太地區達成並維持對美日和美澳安保體系的均勢或平衡。

在文化上，建設的民族主義既根本區別於數典忘祖的“全盤西化論”，也不同於尼古不化的“國粹主義”。因為前者斬斷了民族文化生命的血脈，實際使文化建設無以開始；而後者則固守於古董，其實已無所謂建設。要建設，自須從現有的文化基地上開始。但這現有的文化基地，早已不復純然是古代傳統文化的園地；在經歷了鄧小平時代的經濟改革之後，它現在也不復純然是毛時代那種階級鬥爭或革命文化的王國(6)。大體上說，從深層到表層,它依次包含中國傳統文化、共產革命文化和西方文化等三個層次；而其中的每壹個層面，均因有其它層面上的因素的混雜和影響而改變了其原始的性狀。然而為了便於分析，我們不妨將這三個層面上的文化因素都“純粹化”。這樣，它們便分別被還原為純粹的傳統文化、西方世紀末期以來的反主流文化和主流文化。所謂建設的民族主義，在文化上首先就是要在老老實實地承認和嚴肅面對這三種文化因素客觀存在的基礎上，主張以中國傳統文化特有的中庸精神，來調和乃至消解這些來自外域的文化因素之間的對立，以便在制度創新的實踐過程中逐步消化之、吸收之；並通過開掘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中適於對西方文化補偏救弊的成份（如推崇倫理親情，重視人際關系和諧，以及天人合壹的原則等等），就現代人所遭遇的生存困境提供我們中國人特有的應對方式。

這樣的文化民族主義，當然不會拒絕西方主流文化中所內涵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基本人權、自由、民主和科學。同時它也承認，馬克思對早期資本主義社會所作的批判，確也在相當程度上擊中了西方社會及其工業化過程中所出現的某些弊病，對後發展國家是絕對具有參考和警示的意義的。應當看到，馬克思主義與西方主流文化的分野，並不在於是否承認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價值，而在於對西方、特別是近代西方既有的自由、民主和平等如何評價，以及如何才能使自由、民主和平等從形式的層面進到實質的層面（如是否要消滅私有制？是否必須通過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才能使存在於各階級之間的種種不平等和不合理的現象趨於消失？等等）。因此，從理論上說，只要揚棄了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兩者之間並非絕對不可調和。事實上，戰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多方面趨同，特別是西歐和北歐的經驗都證明了這壹點。只是由於長期的激烈的東西方冷戰，意識形態之間的嚴重隔閡和偏見遮蔽了人們的眼界，使多數人看不清、甚至看不見這樣的事實罷了。更何況，在中國大陸，因所謂鬥爭哲學的猖獗，調和之論在當年足可構成殺頭之罪，又有誰敢對這類事實正視壹眼呢？然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中庸思想畢竟源遠流長，根深蒂固。只要壹有機會，它就會冒出來發生作用；而且，其作用的機制常常不是以理論的形式，而是通過人們的某種實踐頑強地表現出來－－所謂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可能就在這種看似尋常、實則富含創新精神的實踐過程中極為奇妙地實現！因為許許多多在觀念上看來水火不容、絕對無法調和的東西，卻可以通過無聲的實踐彼此結合在壹起：在中國大陸的農村改革中湧現出來的所謂蘇南模式，難道不就是在傳統的血緣親情和鄉土倫理的基礎上，將所謂社會主義的集體（社區）經濟與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很好地結合起來，從而才展示出壹條嶄新的不同於西方的農村工業化的道路嗎？在筆者看來，如果推開去想，中國大陸的政治民主化，很可能亦將在這類制度創新的摸索過程中實現。果真如此，那將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又壹偉大貢獻！所謂建設的民族主義，其真正的文化要旨，正聚集於中華民族對當代和未來世界文明的這種獨特貢獻上！

【註釋】（1）、（2）、（3）薩姆·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譯文可參見《中國之春1996年第4期。（4）拙作《兩岸關系與世紀之爭》，《北京之春》1996年第10期。（5）拙作《中國大陸與蘇俄改革的比較研究》，《北京之春》1995年第11期。（6）拙作《論當代中國的文化選擇》，《光明日報》1989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