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輪功”事件雖然在五四前夕引起了壹番震動，但其余威畢竟有限，並沒有象某些人所擔心或所企盼的那樣，攪了五四八十周年的大局。今年北京為紀念五四，不僅照例鋪排了各種盛大的場面，而且還刻意標定了壹個與馬列意識形態不甚相幹的主題——“愛國主義”！因為按照胡錦濤在其五四講話中的說法，五四精神的“核心”，正是“偉大的愛國主義”。

五四的“愛國主義”，簡單地說，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就是“外爭國權，內懲國賊”。這顯然是壹種充滿對抗性、即對外對內均以對抗方式表現出來的“愛國主義”。多年來，在中國知識界流行著壹種觀點，即認為伴隨冷戰的結束，整個世界已經進入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裏，作為核大國之壹的中國，已經從鴉片戰爭以來曾長期籠罩著中國的外患陰影中徹底擺脫出來。與此相應，中國人原先那種五四式的對抗性愛國激情正在壹天天消退，日漸沈澱為壹種遙遠的歷史性記憶，因而類似的愛國風潮也不可能在中國再度發生了。

或許正是基於對中國內外形勢和民心民情的這麼壹種過分樂觀的估計，當五月八日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北約的飛彈擊中，大批中國青年學生迅即湧向街頭，掀起鋪天蓋地的反美浪潮時，許多人都驚詫不已！作家鄭義甚至驚呼，北約的這顆“時光炸彈”，壹下子就把中國“炸回到幾十年前反帝反美的時代”！這話顯然未免失之誇張，不過也無須否認，這壹波風潮雖然既沒有明確地提出“內懲國賊”之類的口號，更沒有放壹把火燒了當代的“趙家樓”，但從其矛頭所向和聲勢氣焰來看，卻也仿佛是八十年前那場反帝愛國運動穿透了歷史的時空，重新在今天中國的大地上激起了壹次強有力的回聲！也因之，它不僅震動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而且對中國政治舞臺上那些壹向受西方支持、因而不免有“國賊”嫌疑的派別和個人，也發出了嚴厲的警告！據說，連朱熔基亦因在不久前曾經給美國人“消氣”和“送大禮”，即在世貿談判中對美承諾作重大讓步而備受指責，日子很不好過。海外壹些比較敏感的民運人士，似乎已由此覺察出民心向背之間所發生的若幹深刻變化，他們當中的某些人在沮喪和氣憤之余，竟然不惜壹改以往壹貫以人民代言人自居的姿態，公開地嘲笑、謾罵、甚至詛咒起“人民”和國內的多數知識分子來了。而國內和海外的壹些自由派知識分子，也難免感到有點困惑和尷尬。他們發現，原來自己苦心孤詣倡導多年的那些來自西方的價值和觀念，在洶湧的愛國主義浪潮面前，竟然顯得是那麼蒼白無力，連他們自己也面臨著陷於孤立的危險！上海自由派學者許紀霖最近便曾發出這樣的感嘆：“六四以後，有個朋友當時氣憤地說，假如八國聯軍再來，我就為他們帶路！如今假如還有人這樣說，大概要被人打死。”然而，最感失望的大概還是美國人，因為最近二十年來，他們壹直扮演著中國民主派人士和自由派知識分子之最真誠的朋友和最有力的支持者的角色，他們借此在中國知識界精心地培育了壹種相當廣泛和相當濃厚的親美風氣；而現在，這壹切似乎已毀於壹旦（彈）！正如前美國駐尼伯爾大使、現任北京大學客座教授、每天都和中國學生在壹起的張之香女士最近以其切身經歷令人信服地指出的：“中國的年輕人對美國已經失去信心，現在的美國可以是老師，也是敵人，但絕對不是他們的朋友”！——這對於過分自信的美國人來說，是多麼令人難以置信、多麼不可思議呀？！因此，盡管有何漢禮這樣知名的美國漢學家壹再提醒，應當從此事件吸取教訓，更好更深入地了解中國的歷史；但是，從美國的官方發言人到西方的主流媒體，還是竭力把這場反美、反北約的抗議浪潮歸咎於中國政府的煽動和導演，似乎中國那麼多青年學子自己根本就不會發怒，更不可能對美國人發怒！

如所周知，愛國主義根本不同於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它不是憑借國家權力的強制營造，而是基於人們對自己祖國的壹種天然的愛戀之情。誠然，這種樸素的愛國感情，通常只是以離散的狀態存在於同壹個國家的人民之中，那當然還不成其為“主義”。從歷史上看，“愛國主義”作為壹種社會運動或社會風潮，往往都是當壹個國家面臨生死存亡或盛衰榮辱的轉折關頭，由於人們對國家利益及其價值的優先地位達成了廣泛的共識，因而才從千萬民眾愛國熱情的激蕩和聚合中迸發出來。如果沒有對於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廣泛而深刻的憂患意識，作為壹種社會運動或社會風潮的愛國主義，是很難想象的。事實上，如果回顧壹下九十年代以來中美之間的風風雨雨，當不難發現，此次反美浪潮的爆發，其實也是“冰凍三尺，非壹日之寒”！簡而言之，從銀河號事件開始，中經臺海危機，直到今年五月中國駐南使館被炸，恰好對應著中國知識界以至普通民眾中的反美情緒不斷增長、逐步激化的三個階段。耐人尋味的是，這近十年來，恰好也是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綜合國力迅速提升和世界各大國紛紛進行戰略調整，以為本國下壹個世紀的發展做準備的時期。在此壹時期，盡管中國大陸對外奉行鄧小平所謂韜光養誨、不出頭和不搞對抗的方針，但是鑒於自身人均占有資源的極端貧乏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它在發展戰略上也不得不從原先的面向內陸，逐步走上“挺進海洋、走向世界”的道路。為此，盡快實現臺海兩岸的和平統壹，促進多極化國際格局的形成，以便使中國在國際舞�楹褪澜缡袌錾夏軌虬缪菖c自己的幅員、人口、歷史和不斷增長的國力相稱的角色，也就成為中國走向下壹個世紀之發展戰略的題中應有之義。然而，這時中國所面對的國際格局又是什麼樣的呢？亨廷頓在其《文明的沖突》中曾這樣寫道：“全球政治和安全事務實際上由美、英、法壹手操縱，世界經濟事務則是美、德、日說了算。這些國家相互間保持密切接觸，排斥較弱小和大多數非西方國家。”可見，來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控制和排斥，已經對中國的發展構成現實的阻力或障礙。然而，這還是幾年前的情況！經過最近幾年的試驗和調整，美國的新世紀全球戰略的輪廓，經科索沃壹戰已相當清晰地顯露出來，其要點包括：立足於北約和美日兩大軍事集團，通過對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控制，以確保美國對整個世界的主宰地位。很明顯，在美國的這壹戰略藍圖中，中國大陸處於被排斥、被遏制的地位。這壹點，我們可以從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布局看得更為清楚，因為通過強化美日安保條約和與澳大利亞簽訂國防合作協定，以及維持與臺灣的準軍事同盟關系，美國實際上已經對中國大陸擺出了壹種軍事圍堵的態勢！應當指出的是，對於中美之間這種潛在的戰略對峙和中國自身的相對劣勢地位，大約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大陸軍、政、學各界精英和海外中國學者中的部分有識之士，便已逐步形成了十分清醒的共識。暢銷書《中國可以說‘不’》的出版和炒作，不過是這種共識和與之相應的憂患意識的市場化、泛化和痞子化而已！

因此，在分析中國大陸最近這場反美浪潮爆發的起因時，盡管我們不必排除中國官方在其間的因勢利導和推波助瀾，但我們卻不能因此而就否認，這場群眾性的大規模反美、反北約的浪潮，實質上是大陸社會、特別是其精英階層在九十年代圍繞中美關系而積郁起來的憂患意識的壹次總爆發！在這種意義上，這波風潮確實繼承了五四的愛國主義傳統。然而不幸的是，如上所說，大陸精英階層對祖國未來發展的國際環境的憂患意識，在當局鼓勵和商業大潮的刺激下，已被過分放大，甚至被庸俗化、痞子化了。其結果是，壹方面使這種憂患意識得以向大眾層面滲透和擴展，但另壹方面，也為後來這場反美風潮中的各種過激行為和非理性的火爆場面，鋪墊了廣泛的社會心理基礎。

可以預料，中美之間的各種摩擦和糾紛，今後不但仍將繼續下去；而且將因中國使館被炸和反美浪潮的發生而更趨頻繁和激烈。由於兩國間的利益之爭常常與以人權為核心內容的道義之爭交織在壹起，未來中美之間將不斷發生的摩擦或糾紛，看來也很可能象九十年代已有的經驗所顯示的那樣，進壹步擴大和加深中國知識界內部的裂痕，以至最終在中國知識界造成壹次新的分化！

事實上，自從六四悲劇發生、中美關系從八十年代的“密月期”逐漸轉入戰略摩擦階段以後，中國知識界已經圍繞中美關系問題而發生了不小的分歧。只不過，最初的反美派人士，在意識形態上超不出“老左派”的範疇，他們“反美”反的是“和平演變”；他們熱衷提倡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也主要是基於主政者集團的利益。因此，他們所謂的愛國和反美，在整個“後六四時期”，都是與仍然沈浸在六四悲情中的多數知識分子格格不入的。但是，九二年以後的情況顯然與此不同了。第壹，由於東歐巨變和前蘇聯解體，這時中國已經從美國原先的反蘇戰略夥伴，變成了美國的主要對手、甚至潛在的頭號敵人。九十年代中期所謂中國威脅論和圍堵中國的呼喊在西方世界雀聲四起，正反映了中美之間戰略關系的這種根本性變化。第二，面對中國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和經濟的飛速成長，國內多數知識分子通過對八九民運的反思，並參諸東歐和俄國變革的經驗教訓，揚棄了八十年代在知識界占主流地位的激進主義改革觀。站在新保守主義的立場上，基於對國內現實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進程的認同或基本認同，他們開始從原先專註於以人權、自由和民主等為訴求的急速政治變革，壹變而為更多地著眼於漸進積累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進步，轉型過程中盡可能小的代價和風險，以及與中國的持續發展相適應的國際環境。這兩個方面，都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他們觀察、感受和評價中美關系和美國對華政策的視角。於是，旨在維護本國正當權益和持續發展的愛國主義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及其客觀依據，似乎也壹下子暴露在他們面前！國內多數知識分子從此不僅在政治上與反對派人士（即所謂民運人士）及知識界的持不同政見者漸行漸遠，而且越來越失卻了原先對後者的同情和道義支持。這當然不只是因為政治高壓的存在，更不是因為後者對人權、自由和民主的堅持，而是因為除了彼此有漸進與激進的分歧而外，中國的政治反對派人士和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們，往往還以人權、自由和民主這些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或經驗淡化、甚至排斥國際關系中更為基本的因素——超黨派、超階級、甚至超族群的國家利益，並把前者與美國的對華政策過分密切地聯系了起來。在他們眼裏，似乎中美之間的壹切摩擦、糾紛和沖突都可以歸結為以人權為核心的道義之爭，而美國則不僅是人權、自由和民主的典範，而且簡直就是人權、自由和民主的化身。因此，不論中美之間發生了什麼樣的沖突，他們總是“以不變應萬變”，即以人權、自由或民主的名義為美國作辯護。他們當中的某些代表性人物，不唯對在國際關系領域維護中國的正當權益不感興趣，甚至不惜追隨英美右派，公然呼籲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更嚴厲的經濟制裁和軍事圍堵。無論如何，這都難免給人以“親美”的印象，且在實際上已把自己置於愛國主義的對立面了！的確，在九十年代，“愛國主義”已經成為中國多數知識分子與激進民主派之間的壹道分水嶺。然而，由於後者畢竟數量微小，這還不足以造成知識界大規模的分化。問題是，包括西化派在內，絕大多數自由派知識分子本來��不壹定是偏袒美國的親美派，然而每當中美關系出現緊張，他們往往也會受到來自愛國主義的沖擊。就以眼前的事實為例。九八年，自由主義好不容易在大陸思想界剛剛浮出了水面，但是好景不常，今年五月的反美聲浪壹起，他們立刻陷入了愛國者們的重重包圍之中。有人說，他們栽就栽在“天有不測風雲”：北約不早不晚，偏偏在五月八日、也就是正當五四的“愛國主義”在知識分子們的心頭被“重溫”得差不多最熱的時候，轟炸了中國的大使館！於是“恨屋及烏”，許多中國人由於憤恨美國和北約，索性連帶著對那幫據說跟美國人“穿壹條褲子”、甚至有“賣國”嫌疑的“反對派”，以及可能也同樣具有親美、親西方色彩的自由派人士，也越發不待見了。

看來，使館被炸事件有如壹副催化劑，已然在這個世紀末加速蔚成了中國知識界的愛國主義的風氣。風氣者，如梁啟超所說，“壹時的信仰也。人鮮敢嬰之，亦不樂嬰之，其性質幾比宗教矣”！本來，愛國不壹定非要反美，而且就是“反美”，也還有反什麼、怎麼反的區別，但是這種“幾比宗教”的風氣壹旦形成並彌漫開來，這些必要的界限是很容易被混淆起來的。這就不免教人有點擔心，因為既然我們可以肯定，中美之間的摩擦和糾紛今後仍將不斷地發生，那末，愛國主義的風氣是否也將隨之而愈演愈烈，以至最終偏滑到邪路上去呢？就是說，濃烈的愛國主義風氣會不會把人們的愛國感情對外引向盲目的對抗，使之演變為仇外、排外、以至拒絕壹切外來經驗和價值的民族主義情緒？這種風氣又會不會流為狹隘的、愚忠式的愛國主義，使之淪為主政者借以在人權問題上為自己護短遮羞和對自由民主的呼聲實行“群眾專政”式壓制的工具？

觀諸此次反美浪潮中壹些過激的場景和知識界壹些具有代表性的言論，以及最近知識內部關系的壹些微妙變化（據說，北京知識界已經出現以“是否反美”相互劃界的苗頭！），應該說，這種擔心不是杞人憂天。誠然，直到目前為止，國家利益仍然是各國政府由以制定其國際戰略和外交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因此，主張對外維護本國正當權益的愛國主義，在今天也仍然有其充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對於中國這樣壹個正在崛起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尤其是如此。但是，如果愛國的風氣終於釀成了盲目排外的民族主義情緒，或者流為狹隘、愚忠式的愛國主義，那也是極為可悲和可怕的！

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提示我們，為了避免以上兩種偏向，在認知上有必要把西方國家的外交與內政，即將其推行的國際戰略和外交政策與其制度、體制和文化中所蘊涵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和經驗區分開。在第壹個領域，對中美之間潛在的戰略對峙和可能發生的對抗保持清醒的頭腦和充分的憂患意識，是必要的、可貴的。然而也不可忘記，真正能夠在國際爭端中維護本國正當權益的，既不是國人壹時的義憤和感情的喧泄——盡管這難以完全避免——，也不是冒險盲動和蠻幹，而是本國的實力和本國在國際社會所贏得的信賴和支持。這就不能不涉及第二個領域。須知，五四所揭櫫的啟蒙主題——“民主”和“科學”，本該是中國人在整個現代化進程中不懈追求的目標，絕不應以中美之間或中國與任何其他國家之間的關系如何而改變。如果說，當初因為有列強欺淩，日寇侵華，在整個民族都不得不結成“血肉長城”以抵禦外侮的情勢下，所謂啟蒙讓位於救亡或“救亡壓倒啟蒙”是出於不得已，那末對內而言，今天若要繼承和發揚五四的愛國主義傳統，就須把愛國主義引向對五四啟蒙主題的開掘和落實，其中當然應該包括以科學精神使中國社會“脫魅”即理性化。只有這樣，才能夠使中國在走向繁榮和富強的同時，在人權、自由、民主和科學諸方面亦逐步躋身於現代文明國家之林。我想，這也正是今年五四前後發生的法輪功事件和反美浪潮所給予我們的重要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