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與農業社會相伴生的種種反智主義的愚昧觀念、以血緣紐帶和人治為基本特征的組織結構和民粹主義的社會行為方式，至今仍然是人們借以重建民間社會的最重要的資源，而科學及其所特有的理性精神，則還遠沒有在中國社會的廣闊土壤中紮根。“法輪功”信眾團夥之所以能夠奇跡般迅速地在中國大陸膨脹起來，其重要的社會學根源正在這裏

在海外，雖然不少人還記得“五四”，但每年五四都既無儀式，也很少聽說有什麼象樣的活動，其實已無所謂紀念了。

記得過去在北京時，“五四”那可是年年都要紀念的。而且不由分說，總是“小年”小紀念，“大年”大紀念，每到“逢十”的五四周年，紀念便格外得隆重，似乎中國的政治和人文氣象也存在著某種神秘的天然周期：正如自然界預兆著瓜果豐收的“大年”壹樣，五四的這些年份，似乎也能給國家和民族、特別是給知識分子們帶來壹些異乎尋常的收獲！因此，在我的印象中，過去每逢這樣的大年頭，官方的各種紀念活動必定行禮如儀自不待說；就是連自身處境��不怎麼如意的知識分子，也都難免有壹點莫名的興奮。若剛好碰上政治環境比較寬松，例如像五四七十周年前後那樣，知識分子甚至會整體地處於壹種異常亢奮的狀態。或曰：“天不負我輩，我輩安負天！”——知識界從老到少，幾乎個個都是豪情滿懷，流露出壹種“舍我其誰”的氣概，仿佛五四先賢夢寐以求的那些理想，如自由、民主和科學等等，到了如今這幾代五四傳人的手裏，只消再發出壹陣吶喊，進行壹次“最後的抗爭”，就將壹舉得以實現。這些當然已經是舊話。

今年是五四八十周年，又是“六四”十周年，不管怎麼說，總稱得上是壹個“大年”中的“大年”吧。可是，自打進入壹九九九年以來，關於中國的前途和命運，我們不但聽不到多少令人鼓舞的消息和偉大的期許，相反，倒是“逢九必亂”的傳言，從坊間到海外中文媒體漫天價飛！　　那末，國內的情況又如何呢？

今年是“大年”中的“大年”，對於國內來說，自然又是壹個特別敏感的年份。好在國內知識界“自胡馬窺江過後，尤厭言兵”，決計再不搞什麼具有轟動效應的大動作了。這和十年前的光景相比，已是恍同隔世。只不過，當局還未必對他們完全放心呢！

豈料世事無常，正所謂風水輪流轉。誰能想到，今年的“黑馬”——“法輪功”取代了以往知識分子在這種年份獨領風騷的地位！就在五四八十周年前夕，上萬名“法輪功”的信徒突然聚集在中南海的大門口、紅墻外靜坐請願。這壹來，朝野上下、海內海外無不為之震動，可謂石破天驚！我敢說，法輪功這壹炮的轟動效應，絕對超過了五四八十周年在人們心頭所引起的振奮！

不過話說回來，法輪功這等壯舉不僅並非知識界所為，而且據說其矛頭所向，就直接針對著知識界壹位左派名人，即圈子內眾所周知的“科學家面前的哲學家和哲學家面前的科學家”何祚庥先生壹篇批判“神功異能”的文章。有趣的是，從“神功異能”而終於釀成壹場規模浩大的“運動”，這在中國近代史上最知名的，莫過於清末的義和團；而何祚庥先生則不僅是中國科學院的院士，而且據我所知，其人歷來也是以繼承和發揚五四光榮傳統、特別是其科學傳統自我標榜的。因此，至少在何祚庥本人所使用的那種話語的範圍內，這場沖突的文化意涵與八十年前壹樣，仍然是“科學與迷信”的對立！

我們且不說，這場沖突所暴露的與公民權利有關的諸多問題，也不說“法輪功”究竟是不是壹種“邪教”和何先生對法輪功的批判是否有理，單從法輪功創始人李洪誌竟然自比耶穌佛陀、甚至自稱勝過耶穌佛陀這壹點來看，這場沖突也極富象征意義。五四迄今已整整八十年了，但是中國社會的理性化（脫魅）程度似乎還在原地踏步，以至壹位科學家只是依據自己周圍發生的若幹實例，對包括法輪功在內的各種“神功異能”和“亂力怪神”清談式地批評了那麼幾句，成千上萬的法輪功信眾居然就不依不饒，先後在津京兩地接連掀起軒然大波！幸虧何公祚庥還不失為壹個“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布爾什維克，壹個“無所畏懼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因而不僅沒有被聚眾示威、號稱有七千萬乃至上億成員的法輪公信眾嚇倒，而且知難而上，“雖千萬人吾往矣！”，表示隨時願意和法輪功信從者公開辯論。公開辯論當然是好事、文明的事，因為即使何先生在公開辯論中，用他那壹套唯物辯證法的觀念和實證科學的方法說服不了法輪功的信眾，但雙方畢竟是動口不動手，到底不失君子風度。可惜法輪功信眾“忍”功不足，“來者不善”：面對外界的這麼壹點非議，他們已不能安之若素，又不肯訴諸法律，而是執意於街頭聚眾造勢以討還“公道”。假使何先生單刀赴會，與成千上萬追隨李洪誌的神兵天將們公開辯論，那結果又會怎樣呢？

法輪功的確人多勢大，且因此頗有挾眾自重的心態、老虎屁股摸不得的脾氣和不憚於“犯禁”的膽量。這使得北京當局著實被嚇了壹跳，以至最後不得不下令取締之。——他們可能是由此想到了“劉項原來不讀書”吧！而我所想到的，卻是中國的“民情”問題。

記得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曾經談到，“自然環境”、“法制”和“民情”是有助於美國的民主的三個重要條件；而若就其對美國民主的貢獻而言，則“自然環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他所謂民情者，主要就體現於在美國新英格蘭地區所形成的“鄉鎮自治”的社會生活中。有人曾以中國傳統鄉土社會中存在的“自治”與此相類比，其實兩者即便不是完全不搭界，至少也是具有古今之別的兩回事。中國鄉土社會的“自治”，不論指家族的，或者指由鄉紳所主導的，無不立足於血緣紐帶或“士農工商”的等級秩序等前現代因素的基礎上。這種“自治社團”（society）賴以進行建構和運作的原則,乃是尚未經歷理性化過程洗禮的傳統和慣例，因而所謂自治，其實不過是盲目地信從和接受傳統和慣例的支配。但新英格蘭的“鄉鎮自治”則不同。在這些鄉鎮中，從歐洲到北美的新移民們，已經徹底拋棄了其故國傳統的等級制度，因而鄉鎮自治也是在普遍平等和共同參與的基礎上，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每壹個人的個人自由，而按照他們自己締結的社會契約、以直接民主的方式所進行的壹種自我管理。相互對照壹下不難看出，前者不僅沒有後者的自由和民主，而且也缺乏後者公共生活中由社會契約和“法治”所體現出來的那種理性精神。

很明顯，若沒有自由，社會就難有持久的活力；若沒有民主，社會則難以建立穩定、靈活、有效的協調、整合機制。但是，若沒有這種理性精神和與之相應的法治、自律、妥協和寬容，那所謂自由和所謂民主又會是怎樣的呢？難道文化大革命中由毛澤東導演的所謂大民主和十年前民間那場最終以悲劇收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後期的情況，還沒有為我們提供足夠的教訓嗎？而如今呢，就在“五四”八十周年和“六四”十周年之際，“法輪功”的創始人李洪誌又告訴我們，就憑他這樣壹個神吹鬼侃、自比耶穌佛陀，甚至不惜編造自己曾創造了我們只是在巫術和神話中才聽到過的“穿墻”、“入鏡”等奇跡，並以此賦予自己以超凡的神性的人，居然就能在中國引聚幾千萬信眾；而且，數目如此龐大的信眾居然又沒有任何正規的建制、明確的權責以及正式的組織和行動規則——其支配類型上諸如此類的壹系列特點，難道不是使這壹群看似松散的烏合之眾，儼然與先理性時代的“卡理斯瑪共同體”（參閱馬克斯·韋伯：《支配的類型》第三章）極為類似嗎？有人說，這種現象形同“白蓮教”，乃是王朝末期的壹種危象，似乎已經應驗了所謂逢九必亂的讖語。照我看，倒不如說它是對“科學”、也是對五四八十周年的壹種諷刺！

然而，這又該怨誰呢？久遠的過去暫且不去說它，就想想這最近五十年的情況吧。從官方到民間，“科學”雖然總是掛在咀邊，“科教興國”的口號也喊得很響亮，但所謂科學似乎就是指科學技術，教育也主要是指學校教育，無論從國家的投資比重還是從相關政策上看，中國什麼時候真正重視過科學和教育的普及？人們什麼時候有機會自己組織自己的社會生活？其間有多少人曾經認真致力於把科學的理性精神，貫註於民間社會的組織和運作中去？又有多少呼喚民主的人，不是把自己的眼睛僅僅盯在政治領域、特別是中央壹級的權力層面上，而是把培育民主的社會基礎擺在重要的地位上呢？——沒有耕耘，何來收獲！因此，即使在實行改革開放的二十年裏，民間社會雖然得到了某些復蘇的空間和機會，但真正走上正軌的卻很少很少。此無他，中國在很大程度上還處於農業社會的狀態，與此相伴隨的那些反智主義的愚昧觀念、以人治為基本特征的組織結構和民粹主義的行為方式等等，仍然是人們借以重建民間社會的最重要的資源，而科學及其所特有的理性精神，則還遠沒有在中國社會的廣闊土壤中紮根。我以為，“法輪功”信眾團夥之所以能夠以現在這種方式奇跡般迅速地在中國大陸膨脹起來，其重要的社會學根源正在這裏。有人呼籲，“自由結社請自法輪功始！”，似乎這將為中國的民主化奠定社會基礎。殊不知，這類團夥與中國傳統社會中的邪教和幫派會道門等等並沒有什麼區別，即便它們發展得再快再多，其實也是與中國的民主化毫不相幹的。

由此看來，直到今日，“理性化”仍然是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壹個重大而迫切的課題！倘若中國的民情如舊，社會未能脫魅，因而不能以理性自立，不能在社會日益分殊化的情況下以現代方式盡快建立起協調和整合的機制，則真正的“民主”是很難走出知識分子的書齋和沙龍的；而如果它偶然走了出去，在最好的情況下，恐怕也像是乞雨、趕廟會或者辦社火、鬧秧歌那樣，只能在田野裏或大街上喧鬧於壹時，而很難真正深入千千萬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以至熔鑄為他們的壹種社會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