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邦聯”不是國家，而只是壹種國際組織。因此，“邦聯論”與“兩國論”無異，實質上也是壹種“獨臺”的主張。在來源上，“邦聯論”則是臺灣朝野試圖把“國統綱領”關於兩岸關系的定位，即“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的概念推向國際領域，亦即使之國際化的產物。

日前，陳水扁在探望國民黨元老孫運璇先生時，對孫所提議的“邦聯制”表現出某種興趣，聲言這是化解臺海兩岸僵局的壹種“新的思維和突破”，可不可行有待朝野形成共識，但是絕對有“很大的討論空間”。由於民進黨過去壹直對“邦聯制”持拒斥的態度，加之陳本人即將在臺灣正式主政，所以陳水扁此言壹出，立即引起臺灣各界人士的回應或議論，以致有人竟然在互聯網上高興地驚呼，臺灣島內圍繞兩岸關系問題的“政治氣氛正在朝‘邦聯制’移動”，似乎陳和他所代表的臺獨勢力，已然朝兩岸統壹的方向邁出了壹大步！然而出乎某些人的預料，刻在臺灣進行訪問的中國社科院臺研所副所長余克禮先生斷然表示：無論是“邦聯制”或“聯邦制”，大陸都不可能接受。──這壹來，因陳水扁關於“邦聯制”的壹番議論而隱約出現於兩岸之間的那壹道彩虹，似乎又立刻在人們眼前消逝了！

其實孫所謂邦聯制，無論對臺灣或北京當局來說，都不是什麼新鮮事。因為早在九十年代前半期，作為臺灣政治元老和統派代表人物之壹的陶百川老先生，已經提出了“中華國協”的設想；1995年，新黨周陽山先生則更進壹步，著文將這壹設想予以系統化和理論化(見美國《當代中國研究》1995年6月號所載《中華國協的新構想》)。按照陶老和周陽山先生的界定，所謂中華國協,在體制上就是壹種不同於聯邦制的邦聯制；而他們之所以在命名上用“中華國協”來取代“中華邦聯”，只是“為了避免‘聯邦’與‘邦聯’此二相似的名詞的混淆”。可見，今日孫所提議的邦聯制，即使在臺灣本土，也是其來有自；陳水扁故作驚人之語，他所謂新思維和新突破雲雲，不過是壹種討好拉攏“宿敵”和借以獲得新聞效應的阿諛之辭罷了！　　既然“邦聯論”是早在五年多以前,由臺灣政學兩界的壹些統派代表人物(不止陶、周兩位！)提出的，其間並沒有得到北京當局任何正面的回應；按理說,今天人們也就不應該對這種了無新意的設想寄托任何希望了。但當陳水扁剛剛對邦聯表現出某種興趣的時候，為什麼有不少人竟然會因此而對當前的兩岸局勢產生某種樂觀的錯覺，甚至認為“邦聯論”有可能提供了壹種為兩岸均可接受的、最終將使兩岸走向統壹的模式呢？

很明顯，導致上述現象的原因可能多種多樣。不過我以為，其中最基本的原因，是許多人對於“邦聯制”還不夠了解，因而看不到“邦聯論”與“兩國論”本質上的壹致，以及與北京當局所壹貫堅持的“壹個中國”原則的根本對立！

其實我們只消指出壹點，“邦聯論”的要害立刻便會十分清楚地顯露出來：正如周陽山先生指出的，邦聯不是壹個國家，它只是壹種國際組織，“邦聯”與“聯邦”的根本不同就在這裏。因此在他看來，遵照“邦聯制”的原則，“中華國協”也不能不像目前世界上僅存的兩個邦聯──大英邦聯(通常譯作英聯邦)和獨聯體那樣，其“各成員國之間應系國際關系，各國均擁有完全之主權，並得自由加入或退出國協”。

不錯，加入邦聯的各成員國之間，必定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互結盟的關系。然而無可否認的是，這類關系即使再緊密，也超不出李登輝所謂“特殊的國與國關系”的範疇！由此我們似可得出以下幾點結論：第壹，中華邦聯或“中華國協”的方案，不過是李登輝“兩國論”的變種，兩者之間並不存在任何實質的區別；第二，由於邦聯不是、也不可能是壹個國家，因此，任何有關邦聯制的設想或方案，都是與“壹個中國”的原則相違背，因而也是不可能為中國大陸所接受的；第三，“兩國論”的“知識產權”並非只屬於李登輝壹個人，包括新黨在內的臺灣許多統派人物，也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參與了“兩國論”的炮制過程，其中的某些人甚至比李登輝更早、更系統地拋出了“兩國論”的設想或方案！──這壹點說起來不無諷刺，實際上卻是事出有因，即根源於統派人士對於兩岸之間不切實際的定位。

早在1996年，筆者便曾著文指出，兩岸關系的基本格局，是分裂、分治而不對等(見《北京之春》壹九九六年十月號)。然而，包括統派在內的臺灣幾乎所有的政治勢力，卻不肯如實地承認這種“不對等”，並且通過制定“國統綱領”，把關於兩岸是“對等政治實體”這壹極不務實的定位予以確定化、綱領化了。

實事求是地說，“國統綱領”雖然是李登輝主持制定的，但大體看來，那時統派在國民黨內還占據某種優勢，李登輝的臺獨面目也還沒有充份地暴露，因此，所謂“國統”綱領基本還算是名副其實。不過今天看來，“國統綱領”將兩岸定位為“對等政治實體”，實際已經為日後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埋下了伏筆。這乃是它的壹個致命傷！因為事情很明顯：當“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壹旦超出了“國內關系”的範疇，而被推廣於國際社會的時候，那它不是“兩國論”、不是“獨臺”，又可能是什麼呢？要知道，李登輝在推行臺獨的手法上與民進黨的壹個顯著不同之處，恰恰就在於他並不直接地鼓吹臺獨，而是利用壹切可能利用的機會和手段，把“國統綱領”關於兩岸是“對等政治實體”的關系定位推廣到國際社會。在這種意義上，李登輝的“兩國論”和“邦聯論”壹樣，正是直接地來自“國統綱領”。

值得註意的是，在李登輝主政的十多年裏，他還以“民粹政治”的手法，竭力把在臺灣老百姓當中存在著的與“兩個對等政治實體”、因而也與“兩國論”密切相關的那種非理性的虛驕情緒，差不多煽動到了極點，以至迫使繼其後上臺的任何人，不論是陳、宋、連或者其他人，都不得不在這種不切實際、浮誇躁動的民情的牽制下，被套死在李登輝“獨臺”的戰車上。臺灣朝野，除了以李敖為代表的極少數清醒者而外，幾乎全體壹致地堅拒“壹國兩制”於千裏之外，即與李登輝苦心營造的這種民情有很大的關系。

如所周知，香港和澳門所實行的壹國兩制，至少在法律上使港、澳比壹般聯邦國家(如美、德)之各州(STATE)享有更多的權力和權利。 盡管目前我們還無法具體地確定“壹國兩制”的對臺模式，但是從北京當局業已做出的種種承諾來看，這種模式無疑將可使臺灣獲得接近於邦聯制下“成員邦”的地位。因此，連美國總統克林頓都承認，實在想不出比“壹國兩制”更好的和平統壹模式。問題是，“壹國兩制”可能給予臺灣的這種“準邦聯制”下的“邦國”地位，不僅根本滿足不了以李登輝為代表和以民進黨為基幹的臺獨勢力的胃口；同時也令以原國民黨的骨幹及其眷屬為核心而形成的統派外省族群，感到心不甘、情不願，因為他們在兩岸定位上的期望值，已經伴隨著臺灣各派精英對實際並不存在的“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的鼓噪而越來越膨脹起來！

那麼，海峽對岸的中國大陸，情況又是如何呢？

我想無論如何，中國大陸都絕對不可能放棄對臺灣的主權，它當然也不可能接受“邦聯制”。因為如上所述，它如果接受了“邦聯制”，不僅不可能使兩岸的統壹獲得任何可靠的保證，反而意味著自己對“兩國論”亦即對“獨臺”或“臺獨”的認可，從而必然使“獨臺”或“臺獨”從國內和國際兩方面均被確定下來；而這也就在相當大程度上等於是放棄了自己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未來發展前途。事實上，如今世界上所有的發達國家走向現代化的歷史過程，當初都是從實現本國的政治統壹開始的。中國又如何能夠例外？也因之，反對任何形式的臺獨，已經在中國大陸成為壹種全民性的共識；那種把反對臺獨僅僅歸諸中共煽動的說法，是極其荒唐可笑的！

對比壹下兩岸的情況可以看出，當前兩岸之間圍繞統獨問題而產生的尖銳矛盾，不僅存在於兩岸當局之間，而且已經擴展為兩岸民情的廣泛對立。因此，正如筆者在三月十九日接受多維新聞網記者電話采訪時所指出的，雖然我們都不願意見到兩岸中國人兵戎相見，但我們幾乎可以完全肯定的是：兩岸終有壹戰！這或許也是中國人在走向現代化的歷史過程中壹種無可逃避的宿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