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趙紫陽與葉利欽的不同命運

 

這些年來，每當念及趙紫陽先生六四後的處境和命運，我便常常會情不自禁地想起《葉利欽自傳》中這樣壹段話：“在斯大林時代，過時的幹部都得槍斃；而赫魯曉夫把他們送去養老；在勃列日涅夫蕭條時代，這些人則被發配到小國去當大使。現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時代又創新例，跌了壹跤的人還可以嘗試著重新回到政治生活中來。”

葉利欽“跌跤”是在1987年。那壹年，在蘇聯政治舞臺和西方媒體中風頭正健的葉利欽，突然因為與戈爾巴喬夫政見不合而被撤職，政治上似乎被“冷藏”起來。可是，僅僅兩年多以後，他又神奇般地“光榮復辟”，通過蘇聯歷史上第壹次（1990）自由選舉，順利地重新登上了政治舞臺！－－葉利欽無疑是幸運的。他的幸運，在於他政治生涯中的這次嚴重挫折，恰好發生在蘇共的政治迫害業已終止、而蘇聯的民主化進程正起步如飛之際。

趙紫陽在1989年也“跌了壹跤”。他倒是沒有象彭德懷、劉少奇那樣被活活整死，也沒有象陸定壹等人那樣被打入秦城監獄。可是，中共當局卻把他的家變成了壹座監獄！早在六四前夕，他已經處於被“審查”狀態，失去了自由。從那時起到現在，這位年屆耄耋、歷盡滄桑的老人，已經在軟禁中度過了十五個寒暑。據鮑彤先生介紹，在當局日夜嚴密的監控下，趙紫陽幾乎已被剝奪了為正常生活所必須的起碼的自由。甚至在晚上，趙家的前大門還要“被人用自行車鎖從外面鎖上，以此來限制他和他的家人呆在家裏”。

是的，較諸彭德懷和劉少奇，趙紫陽已算是不幸中之大幸者。可是橫向比壹比，趙、葉命運之間的落差，該如何計算呢？這種反差向世人折射出壹種無情而嚴峻的現實，就是直到1989年，中共政治文明化的程度，大體還處於斯大林與赫魯曉夫之間！－－這麼壹點點“進步”，是不是太可憐了點呢？因為按照中國官方的說法，那時文革結束已13年，改革開放也已經10多年了啊！

明於此，當不難體察紫陽先生在領導中國改革的那些年月裏，其處境之艱難和政治風險之高，恐怕是超過壹般人想象的。我以為，要客觀公正地評價趙紫陽對中國改革的貢獻和他在八九年那場危機中的作為，首先須將當年的人和事，提到上述嚴酷的現實政治背景中來進行觀察。否則，哪裏還談得到“理解的同情”呢？

 

二、趙紫陽為什麼與鄧小平決裂？

 

不過，事情還有另壹個方面。記得鄧小平逝世後，江澤民曾發表“五二九”講話，重提並強調了趙紫陽當年所闡明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於是，海外不少論者即認為，江澤民已擺脫了元老派的操縱和控制，推行了壹條“沒有趙紫陽的趙紫陽路線”。不消說，這種觀點只看到了江、趙之間某些相同或相似之處，帶有明顯的片面性。但是，我們顯然也不能否認，“趙規江隨”的現象的確是存在的。也就是說，在有關經濟改革的某些主張上，不僅鄧與趙、而且江與趙之間也有交集。但這“交集”卻絲毫掩蓋或遮蔽不了鄧趙之間存在的實質性分歧。

假如說，這種分歧早在1987年胡耀邦被罷黜時已有所暴露，但還遠不夠充分，那麼，在八九年的政治和社會危機中，分歧則不僅公開化，而且演變成尖銳對立和激烈沖突了。與此相關，鄧小平1989年6月9日在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說過的壹句話，是頗堪玩味的。他說，這場風波“遲早要來”，“是壹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試問：這是為什麼呢？或者就鄧趙關系而言，他們之間到底存在著何種難以調和的分歧，以至或早或晚，必定導致趙與鄧“分道揚鑣”？

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談到這個問題時說，“兩個人（案指胡耀邦和趙紫陽）都失敗了，而且不是在經濟上出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頭。這就不能讓了”。可見在老鄧看來，“反自由化”茲事體大，來不得丁點含糊。象胡耀邦那樣反自由化“不力”，要罷官；如趙紫陽這般支持自由化，更要罪加壹等。換言之，鄧堅持“兩個基本點”，主張“兩手都要硬”；而胡是“壹手硬，壹手軟”；趙紫陽呢，經濟改革這壹手很硬，沒得說，但是他的“另壹手”，卻把 “反自由化”這把“刀子”給丟掉了。由此看來，1989年鄧趙之間的那場沖突，直接的起因是雙方對“反自由化”這把“刀子”的態度截然相反。

 

三、鄧小平的“基本路線”和改革戰略

 

所謂基本路線，簡單地說，就是“壹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其中“壹個中心”系指“經濟建設”，“兩個基本點”分別指“四項原則”和“改革開放”。如果再仔細點說，“四項原則”又可分為兩個方面，即肯定的方面是“四個堅持”，否定的方面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而“改革”則通常是指“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其實不止於此，下詳）。

有論者認為，“兩個基本點”之間的矛盾，是這條路線的內在矛盾；八九年那場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危機，就是這壹矛盾激化的產物。這是壹種很流行的觀點。不過在我看來，真正的矛盾還是來自於“人”，來自於人們不同的立場和選擇。這主要表現在下列三個方面：其壹，人們對改革開放所懷抱的預期目標不同；其二，人們為自己的預期目標所選擇或建構的辯護系統不同；其三，在如何處理由上述兩類差異所引發的矛盾、沖突的問題上，人們所主張或所采取的方式不同。假如我們能夠從這三個方面來看問題，那麼顯而易見，“兩個基本點”究竟矛盾不矛盾，取決於將它們置於何種辯護系統。譬如說，如果把市場化改革放在傳統馬列斯毛的理論框架中來觀察，那它肯定是與“四項原則”尖銳對立的。但是，若換壹種參照，比如將之置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之中，則二者間的“矛盾”就未必存在，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了。再比如說，壹個持自由主義立場的人必定認為，“專政”與他心目中的“改革開放”絕對難以調和；但對於壹個威權主義者來說，“專政”不但與改革開放不矛盾，而且是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所必須的。如此等等。鄧小平曾斬釘截鐵地說：“基本路線要管壹百年，動搖不得”。其著眼點正在於基本路線與其改革戰略之間的密切聯系。而他之所以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無比敵視，誓言要壹反到底，幾十年不放松，也是因為在他看來，“自由化”有害於他為中國改革擬就的“百年大計”。所以我認為，只有從改革戰略這種視角來進行觀察，鄧與胡、尤其是鄧與趙之間的根本分歧，才可能看得分明。

那麼，鄧小平為中國改革擬定的戰略目標和戰略藍圖，又是怎樣的呢？

概而言之，鄧小平的戰略目標只有四個字，就是“強國富民”。與此相應，他雖然並不壹概反對政治改革，但他的“政治改革”主要是為經濟改革服務的。從原則上說，鄧小平既沒有政治改革戰略，也沒有社會改革戰略；而只有“發展戰略”。他的發展戰略可分為以下兩個密切相關的方面：

第壹，是“強國戰略”，具體地說，就是從1980年開始，分三步走，順次跨越主要以國民經濟總產值（GDP）和人均收入為指標的“三個臺階”，最後的目標鎖定在21世紀中葉趕上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這也就是他所理解的“現代化”，初看起來，似乎與周恩來、華國鋒當年所謂四個現代化沒什麼區別，其實不然。因為“四個現代化”明顯帶有計劃經濟、產品經濟的特征；而鄧的“現代化”則著眼於包括國民經濟總產值和人均收入在內的經濟效益，已經褪去了計劃經濟、產品經濟的色彩，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

第二，是“富民戰略”。這也是壹個“三段式”，即“溫飽－小康－共同富裕”。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讓壹部分地區、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由“溫飽”而“小康”，繼而通過各種方式來縮小地區之間和貧富之間的差距，以實現“共同富裕”。

鄧在九十年代反復強調“發展是硬道理”，正是基於“強國”和“富民”這兩個戰略目標；而“發展”的“關鍵是經濟發展”。所以，他念茲在茲的也總是“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富裕”，離不開“強國”和“富民”這兩個主題。只是“強國”與“富民”，看來並不是他的習慣用語。這兩個標誌著中共改革戰略重心的關鍵詞，是由江澤民在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閉幕式上的講話中，明確而鄭重地提出來的。

回頭再看鄧小平為中共制定的基本路線，其宗旨和意義就更加清楚了：鄧提出這條基本路線，主要不是基於某種意識形態的原則或理想，而是直接為他的上述戰略目標和戰略藍圖服務的。在這種意義上，這條基本路線既可以說是壹條“強國富民”的路線，也可以說是壹條維持和鞏固中共統治的路線。因為鄧小平始終堅信：只要國強了，民富了，共產黨的政權自然也就鞏固了。所以他說：“為什麼‘六四’以後我們的國家能夠很穩定？就是因為我們搞了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可見“強國富民”與鞏固政權，在鄧那裏原本是壹而二、二而壹的事情。所謂四項原則是“立國之本”，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說的也是這個意思。

四、趙紫陽對鄧小平改革戰略的修正和補充

 

中共的基本路線以“四項原則”和“反自由化”的名義，從兩個方面對政治改革構成了極為嚴厲的限制。第壹，“四項原則”好比“如來佛的手掌”，有了這個“法寶”，就是政治改革的喊聲如同山呼海嘯，業跳不出中共的“掌心”了。第二，“反自由化”是“壹把刀”，使政治改革幾乎無時不面臨被扼殺的威脅。因此，在 80年代的中國，政治改革通常只能利用反自由化的“間歇期”為自己“熱身”，做“準備活動”。六四後，連這樣的機會也幾乎完全喪失了。

回顧鄧小平時代中國改革的進程，可以發現：在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十來年間，這樣的間歇期屈指可數。1978年年底那次，政治改革基本是壹無所獲。 1980年8月鄧小平發表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由此在中國刮起了壹陣政治改革的“春風”，可惜延續的時間極短。由於波蘭發生了團結工會事件，國內也出現了財政困難，醞釀中的政治改革很快就因陳雲等人的極力反對而被迫停止下來。事實上，那壹波被許多人極力稱頌過的“政治改革”，其結果主要是大體恢復了文革前所謂中央分“壹線、二線”的領導體制。若說有什麼“新”東西，就是給這種體制平添了不少“老人政治”的色彩。 此後鄧小平重提政治改革是在1986年，那主要是因為隨著城市經濟改革的開展，原有的政治體制從多方面牽制和阻礙著經濟改革；同時也是由於戈爾巴喬夫主導的前蘇聯的政治改革，在中國和國際上產生了廣泛反響，無形中對中國領導人構成了壹種強大壓力。正如鄧小平當時所說，“現在看，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適應形勢，改革應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而且�治体制改告kψ魑�改哥櫮一个标直M薄?BR> “政治改革”雖然是鄧小平提出來的，但他提出政治改革的目的，只是為了避免文化大革命那種全局性動亂的重演和適應經濟改革的要求而已。因此，他對政治改革提出的兩個基本口號，就是“秩序”和“效率”。所幸這壹次有關政治改革的研討、方案設計和政策制定，是在富有開拓精神和理智務實的趙紫陽的領導和鮑彤先生的組織下進行的，其對原有改革思路的開拓和戰略上的修正、補充，無論從內容或形式上看，都不僅前所未有，也是迄今在中共的官方文件中未曾見到的。

我認為，趙的主要貢獻是：他充份利用了相對有利的時機，從目標、模式和進程諸方面開拓改革的思路，修正和補充原有的改革戰略，為開啟全面改革的新局面做出了極為有益的嘗試，也達成了壹些直到現在仍然對中國改革可能具有某種啟發意義的成果。粗略地說，這些成果主要有以下三項：

第壹，提出了“政治體制現代化”的口號。他在1987年7月討論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時說，“官僚主義、封建主義兩個問題，決定了不能很快現代化，同時要解決。實際上政治體制有現代化問題。”這不僅使政治改革在目標選擇上突破了原有的狹隘界限，即為經濟改革服務和避免文革式動亂重演；而且明確指出：在中國改革的近期和長遠目標中，應當包括“政治體制現代化”。

第二，確立了政治改革的主題是“從革命體制向建設體制轉變”。這實際上是要從根本上改變原先那種帶有濃重軍事共產主義色彩的政治體制，使中國的政治運作逐步走上“程序化”、“規範化”和“制度化”的軌道。正如鮑彤所說，“革命體制最明顯的特點是群眾運動、武裝鬥爭。這是革命的兩大法寶，現行體制仍然是這個色彩，沒有大的改變。從革命年代，經過建國後壹個壹個的政治運動，推到了極端，都是用群眾運動的辦法和武裝鬥爭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他認為，“這種全能的無所不包的體制應該改變了，要轉變到正常的工作秩序、生產秩序、社會秩序，使社會的每個細胞都發揮它的功能，而不能光使中樞發揮作用”，這也就是要轉變到 “建設體制”，即“各種社會細胞按照其本來性質在壹定規範上運行”的體制。 第三，設計了壹個觸及舊體制根本弊病、且比較可行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舊的政治體制至少有三大弊病：其壹是權力過份集中，即在黨政之間權力過份集中於黨，在中央地方之間權力過份集中於中央，在政府和企業之間權力過份集中於政府。其二是人治色彩相當嚴重，集中地表現在家長制、私人依附和政治運作上的非程序、非規範、非制度化等方面。其三是政治運作和政治信息的封閉性。針對舊體制的這些弊病，當年趙紫陽主持制定的“政治改革總體設想”和他在“十三大”所作的 “政治報告”，確定了政治改革的下述原則和與之相應的壹套政策和措施：

首先，實行黨政分開，對過份集中於黨的權力進行相對分割，並使黨、政之間的職能相對分化。主要具體措施是撤銷國家機關的黨組，取消各省市黨委中與同級政府中對應平行的部門，取消地方黨委中不擔負政府工作、卻分管政府工作的副書記和常委職務、在企業中推行經理廠長負責制。其次，進壹步下放權力，凡適於地方辦的事情，都應由下面決定和執行。再次，改革幹部人事制度，重點是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以便在幹部任用上克服人治、反對腐敗，為建設穩定高效的國家工作人員隊伍提供制度上的保證。更重要的，是要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經人民討論，以逐步實現趙紫陽所倡導的 “政治開放”。 政治改革的這壹研討和方案設計，在當時必然受到多重的限制和阻撓。在不允許懷疑、改變基本政治制度(如黨的領導、人民民主專政、人民代表大會制等)的前提下，包括趙紫陽在內，所有參與改革研討和策劃的人，都只能以“改善”和“加強”既有基本制度的名義，來曲折地提出政治改革設想。同時，鄧當時還對趙紫陽下達過兩條明確的禁令：壹是“不能搞三權鼎立”；二是“不能放棄專政，不能遷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緒”。可想而知，趙在政治改革領域內的活動空間，實在是極為有限的。 趙紫陽主持制定的這些政治改革的設想、原則和措施，雖然還並不直接屬於民主化改革的範疇，但顯然直接觸及了舊體制的根本弊病，有利於原體制逐步向規範分權和政治運作程序化、規範化、制度化的方向轉移。而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則有助於建立穩定而有效的行政體系，對於實現平穩的民主轉型也是有益的。而且，盡管 “三權鼎立”歷來是中國大陸眾人皆知的政治禁區，但奈何趙紫陽可以借鄧小平提出的“黨政分開”作文章？他鼎力支持鄧小平提出的“黨政分開”，更認同和傾向於“黨政分權”。因此，在他的認可下，最初擬定的政治改革方案仍然為突破這壹禁區做過大膽嘗試，以至受到了鄧小平的批評和警告。須知，這壹切都是發生在胡耀邦被迫下野和“反自由化”運動之後，假如沒有超常的政治氣魄，顯然是難以想象的。不僅如此，趙紫陽甚至還提出了“政治開放”的口號，認為“民主問題不能回避”，而擴大人民的知情權，通過政府與人民之間制度化的協商對話，正是在政府與人民之間良性互動的過程中實現政治開放，使中國逐步走上現代民主軌道的重要途徑。為此，他還著重提出了包括工會改革在內的各類人民團體的改革問題，認為由“黨包辦、

代替”工會的那壹套傳統作法應當改變。這其實正可看成是與“社會協商對話制度”相配套的壹種社會改革。所有這些，都在壹定程度上從目標、模式到實際進程諸方面，對中國原有的改革戰略作出了“修正”。

遺憾的是，“修正”的實施過程極不順利。到1988年中，趙紫陽主持的政治改革實際已被迫陷於停頓狀態。那時，恐怕連他自己都沒有想到，半年多之後，在北京爆發的大規模群眾抗議運動，成為檢驗包括他本人在內的執政黨及其政府在政治改革上是否具有誠意的試金石。面對當時那場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危機，趙紫陽試圖把解決危機與兌現“十三大”關於政治改革的承諾結合起來，堅持遵照“十三大”所確定的政治改革原則和政策，主張通過協商對話，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這實際上已經是把對鄧小平改革戰略的修正，從思想、言論和“書面條文”的層面，推進到了當時的政治實踐中。在這種意義上，趙與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領導集團之間的決裂，不止是思想觀念的，而尤其是實踐的！

然而，“六四”的槍聲卻無情地宣告了他這次政治改革嘗試的失敗。如果說，中國的改革派在1987年那次以胡耀邦被廢黜為標誌的失敗，不免有點“淒淒慘慘戚戚”的話，那麼，趙紫陽在“六四”前後於重大歷史關頭在基本政治原則問題上所表現的堅定、高貴和從容，卻為改革派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這次全局性失敗，平添了不少悲壯和光榮！

然而，自此以後，由趙紫陽主持制定、曾得到鄧小平認可、並經中共“十三大”批準通過的、以全面的漸進改革來實現中國現代化的改革戰略，已被束之高閣。

是的，無庸諱言，趙紫陽當年的政治改革實踐失敗了。然而，就政治改革的思路和方案設計而言，趙紫陽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貢獻卻無疑是多方面的。這些貢獻乃是業已退出中國政治舞臺的紫陽先生留給後來者的壹筆寶貴的思想和經驗財富！

從以上所述我們還可以看到：在改革戰略上，趙紫陽與鄧小平的根本區別在於：在鄧小平的改革戰略中，政治改革處於從屬、服務於經濟改革的地位。他實際上只有旨在“強國富民”的發展戰略。與鄧小平不同，趙紫陽把政治體制現代化列為中國改革的重要戰略目標之壹。正是基於這壹戰略目標，他試圖通過“黨政分權”，在理順黨與人大、黨與政府、人大與政府關系的名義下，在國家政治層面上進行權力的分割與制衡，從而為中國的政治體制註入“憲政共和”的因素。而且，他還主張進行包括工會和其他社會組織在內的社會改革，進而建立多層次、多種形式的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壹方面逐步擴大群眾的有序參與，為未來的民主化改革逐步奠定社會組織和社會文化的基礎；另壹方面，則通過調整國家與社會之間和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關系，以便使改革可以在相對公正的條件下向前推進，平穩地實現經濟和社會制度的轉型。這就把“社會改革”與“擴大參與”這壹對於“民主”具有重要意義的因素，納入了改革的戰略藍圖。這也是鄧小平的改革戰略中所沒有的。趙紫陽與鄧小平在改革戰略上的根本分歧，就表現在以上三個方面。

如上所述，鄧與趙之間的第壹種分歧，早在進行政改方案研討的過程中業已暴露出來。趙妥協了，於是分歧得以回避。然而，在八九年那場政治和社會危機中，鄧趙之間原來隱藏著的另外兩種戰略分歧便迅速明朗化：面對這場規模浩大的政治和社會危機，是本著社會改革和民主的原則，以協商對話的方式，在民主法制的軌道上來解決政府與社會之間的矛盾呢，還是動用專政手段，以武力鎮壓來平息“動亂”？雙方的答案及其後果，已是世人皆知的歷史，無需重復了。這裏要指出的是：鄧趙之間的後兩種分歧，其實也不是突然冒出來的。因為鄧小平早已有言在先：“不能放棄專政，不能遷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緒”！這意思就是說，民主不民主，我老鄧並不在乎，我要的是“效率和秩序”；“人民民主專政”不是“吃素”的，也不是“銀樣蠟槍頭”，槍桿子可以恢復秩序；而有秩序才可能有效率，有效率就可以 “強國富民”；共產黨的政權也就可以高枕無憂了。－－這就是鄧小平的政治邏輯。

平心而論，鄧小平的發展戰略，無疑延續了近代以來壹代又壹代先進中國人追求“民富國強”的悲壯事業，而且在經濟領域確實獲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但因其改革戰略上的嚴重失衡而導致弊病叢生，隱患深重，這也是不爭的事實。趙紫陽在有關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上所有的建議、決策和實踐，如果說對老鄧有什麼“逆鱗之罪”的話，無非就是要補鄧小平改革戰略之偏、救鄧小平改革戰略之弊而已。也就是說，趙與鄧在八九年的分道揚鑣，雖然直接地表現為要不要丟掉“反自由化”這把刀子，但其根源還是在改革戰略上的分歧。

 

五、光榮的失敗

 

前已述及，趙紫陽在80年代中後期的政治改革實踐失敗了。這是壹次光榮的失敗！

然而這些年來，卻有人以“責任倫理”來責備趙紫陽，認為他當年固執己見，反對戒嚴，只顧個人“清譽”，而對行為的後果考慮不足，結果導致了民眾的犧牲和黨內開明改革派的幾乎全軍覆沒。照他們的說法，似乎只要趙肯於妥協，同意戒嚴，就至少可以減少些損失。而且，據說改革大業本來就應當從長計議，趙若能以妥協換得總書記職務的保持，安知後來不能在政治改革上有所作為？正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

我沒有興趣討論“假如趙當年不拒絕戒嚴，結果將如何如何”的問題。因為到目前為止，我還沒看到有誰就此作出過“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論證。因此，這種假設只不過是壹種毫無根據的猜想，是不必認真理會的。但反過來，如果因為趙紫陽當年做出他已經做出的選擇，便指責他不負責任，那麼在我看來，這是對責任倫理的壹種誤解，甚至庸俗化。須知，面對那場危機，趙紫陽主張通過對話協商，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他所堅持的是韋伯所說切“事” （Sachlichkeit，objectivity)的，即直接針對眼前事變和具有正當、且可行的根據的原則，與那些形形色色的烏托邦理想或抽象道德原則，性質完全不同。這裏最重要的壹點是：踐行這些業已經中共“十三大”批準的改革原則，本來就是他作為總書記的責任。應該說，這是壹種理性而負責的抉擇。按照韋伯的觀點，在這樣的時刻和這樣的情境下，責任倫理與心誌倫理相輔相成，合起來將使人成為“道地的人”。在我心目中，八九年的紫陽先生正是壹位“道地的人”，壹位光榮失敗了的偉大政治家和改革家！這裏，我願意以援引馬克斯?韋伯在其著名的講演《政治作為壹種誌業》中說過的壹段話來結束本文：

“真正能讓人無限感動的，是壹個成熟的人（無論年紀大小），真誠而全心地對後果感到責任，按照責任倫理行事，然後在某壹情況來臨時說：‘我再無旁顧；這就是我的立場’。這才是人性的極致表現，使人為之動容。只要我們的心尚未死，我們中間每壹個人，都會在某時某刻，處身在這種情況中。在這個意義上，心誌倫理和責任倫理不是互相對立，而是相反相成：這兩種倫理合起來，構成了道地的人、壹個能夠有‘從事政治之使命’的人。”

 

2004年12月26日於荷蘭萊頓

 

參考文獻：

[1] 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太平洋世紀研究所，香港，1997。 [2]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鄧小平南巡講話》，見陸鏗《鄧小平最後的機會》之附錄。

[3] 陳壹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聯經出版事業公司，臺北，1990。

[4] 王鵬令：《中國與蘇俄改革的比較研究》，見《北京之春》1995年第8－第11期。 [5] 韋伯：《學術與政治》，錢永祥編譯，遠流出版社，臺北，1991。

（此文摘要連載於《動向》雜誌2005年第壹、第二期，全文收入《明鏡》出版社出版的文集《趙紫陽與中國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