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共的16大，人們議論最多的，就是江澤民與胡錦濤的權力交接問題。透過這些議論可以看出，面對中共這次可能的"代際交替"，人們的心理非常復雜，既有憂慮，也有期待，但是似乎誰也說不清楚，16大以後的中國在政治上究竟會走向哪裏。我想，這主要是因為，中國至今還不是壹個法治的、民主的國家。從歷史上看，在人治傳統特別厚重的中國，每當最高統治者進退存亡之際，往往也是整個國家陷入不確定狀態的時刻，"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案例數不勝數，這樣的循環壹直延續到毛澤東統治時期。

不過，這裏我想提請大家註意：鄧小平去世後，中國並沒有發生毛澤東死後那種戲劇性的變化。這表現在：從正面看，他生前推行的改革開放不僅沒有停頓下來，而且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從反面看，他在世時已經形成的政治改革嚴重滯後的局面，也基本是壹仍其舊。

江澤民與鄧小平這種代際之間的連續性的形成，原因無疑是多方面的。我認為，主要的原因有兩個：第壹，鄧所倡導和推動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第二，文革後，黨外黨內的政治生態都發生了不小的變化，形勢使然，鄧小平已經不可能象毛澤東那樣乾坤獨斷。因此，在有關戰略性決策的爭論中，他不得不更多地訴諸黨內外、尤其是黨內最高層的共識。在中國當時那種環境中，正是以上兩個方面，為鄧小平路線的延續提供了某種"合法性"的依據和組織上的保證。

基於同樣的理由，當人們現在展望16大的有關前景時，我想大概不會有人懷疑："鄧小平理論"在中共黨章裏的法定地位，必將再壹次獲得確認，甚至進壹步拔高。可是，這意味著什麼呢？照我看，這就是再壹次以全黨共識的方式，為中國的改革劃定壹個界限。因此，短期而言，即便胡錦濤能夠在16大順利地接班，他也不得不戴著鄧小平理論的"鐐銬""跳舞"！

這當然不是說，16大連壹點新"戲"也沒有。只不過，在許多人的心目中，可能是"新戲"不"新"！因為從目前的情況看，如果16大有什麼"新戲"的話，那就只能是大家早已耳熟能詳的"三個代表"。

平心而論，"三個代表"並非江澤民壹時心血來潮的產物，而是以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的兩種變化為依據的。這兩種變化，第壹是經濟精英的崛起，第二是知識界的分化，即在六四後西化熱退潮和西化派瓦解的大背景下，不僅反對派知識分子日趨孤立，自由派知識分子也越來越被邊緣化了；與此同時，知識界的主流雖然未必都徹底放棄了自由民主的追求，但事實上已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鄧小平的現代化模式，也就是在以鐵腕維持社會穩定的前提下，逐步地推行市場化改革。這樣，在90年代中國社會的精英層面上，便形成了壹種與80年代迥然不同的畫面：如果說，在80年代，知識精英大多是中共的批判者或反抗者，經濟精英也往往是批判的知識精英的同路人，那麼，到90年代，在知識精英、經濟精英與政治精英三者之間，則達成了某種合作的默契，甚至結成了某種"統壹戰線"。

所謂三個代表，實際就是要因勢利導，即以中共綱領的形式，將上述這種非正式的"統壹戰線"，轉變、聚合為壹個統治集團，壹方面借助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的力量，從金錢和知識、智慧兩方面來強化國家的功能，另壹方面，則阻隔、甚至切斷知識精英與草民百姓的聯系，以更有效地防止有組織、有戰略、有策略的大規模社會動亂的發生。因此，借用毛澤東的術語，我們盡可以把"三個代表"的主張，稱作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的"聯合專政"。

顯而易見，"三個代表"在治國理念上延續了鄧小平的基本思路，但兩者也不盡相同。因為鄧小平雖然有勇氣走資本主義道路，但他卻始終不敢在黨性認同上把資產階級視為"自己人"。"三個代表"把這個界限突破了！就此而言，"三個代表"已經不屬於馬列主義政治思想的範疇，而是屬於廣義的精英主義。

在人類政治思想和政治實踐領域裏，精英主義或精英治國壹類的學說或主張，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古人有，外國也有。"三個代表"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把中共的壹黨專政、黨的建設和統壹戰線這三者結合了起來，說得文氣壹點，就是融"黨建"、"專政"、"統戰"於壹爐，從而為中共鍛造出壹種用以"正式"開啟精英治國道路的新"武器"。

其實，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共已經在政策層面上開始摸索"精英治國"的道路。如果16大把"三個代表"正式寫入中共的黨章，那就標誌著，"走精英治國之路"將成為16大以後中國的基本政治走向。當然，即便如此，那也只是中共、特別是中共高層作出的政治選擇。可以預料的是，這種選擇恐怕很難獲得工農群眾的支持。此外，它也必將遭遇來自中共內部的原教旨主義和來自知識界的自由主義以及民粹主義等三種力量和思潮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