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八九年那場政治風潮，是知識分子與中共爭奪改革的主導權，即自發地要求參與改革的決策，並試圖按照自己所構想的改革模式來推進中國政治改革的民主運動。然而，正如革命常常會吞噬它自己的兒女壹樣，“六四”慘案也仿佛是為“中國模式”所舉行的壹次祭旗禮；而被擺放在那個祭臺上的犧牲，則不只有數百無辜者的鮮血和頭顱，也不限於以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開明改革派的政治生命，在更為廣泛的意義上，還包括80年代中期以後在中國知識界狂飈突起的、以方勵之先生為代表和以《河殤》為象征的西化思潮及其政治夢想。

今天來加這個紀念會的人，彼此可能並不相識。但與往年壹樣，咱們心裏有壹種默契，就是表達我們對六四死難者的哀悼，對其親屬的同情，和對六四鎮壓的譴責和抗議；而根本的目的，則是為了避免這類悲劇在中國再度發生。我相信，這樣的紀念活動，至少在海外，今後還會持續進行下去。因為這是壹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事情。

至於說到對八九民運的反思和評價，大家的看法可能就不盡壹致，甚至人言言殊了。下面，請允許我從四個方面就此談些自己的看法，壹來供大家參考，二來也請大家批評指教。

壹、“反思”的兩種偏向

諸位或許已經註意到，這些年來，人們對八九民運的評價，分歧很多很大。但不少參加討論的人，還是逐漸達成了壹種共識，那就是，在我們反思和評價八九民運時，不能不首先著眼於它的後果。這麼作比較務實，應該說，是政治思想上的壹個進步。事實上，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許多學者和民運人士，如胡平、陳壹諮、郭羅基、陳小雅和周舵，以及當年的學生領袖王丹等等，也都曾經從這樣的角度對八九民運進行過反思。我認為，這樣的反思不僅有其學術的意義，而且從其政治思想影響來看，也是頗有成效的。

不過由此也產生了壹種偏差，就是以“成者王侯敗者賊”的眼光來看“八九”。結果呢，當年學運中領頭的幾個人，似乎被當成了僅次於六四鎮壓決策者的“二等罪人”。我認為，這是對“責任倫理”的壹種誤解。戴晴女士最近就八九民運發表的壹些看法，我看就有點這種傾向。她斷言，“六四悲劇破壞了中國社會的轉型，改變了中國的發展軌道”。因此她認為，“15年前的天安門事件”，“不是遭到鎮壓的偉大的民主運動”。其實“天安門事件”是否“偉大”，六四悲劇是否“改變了中國的發展軌道”，這些或許都有商榷的余地和必要。但假如因為發生了六四悲劇，就斷言那場運動“不是民主運動”，這在邏輯上就說不通了。道理很簡單：與所有政治運動壹樣，八九民運的結局，也是由彼此對立的力量相互“博弈”或較量的結果，它不是、也不可能是由民間壹方的性質決定的。何況如所周知，政治改革擱淺和經濟改革遭遇挫折，恰好構成了八九民運爆發的政治經濟背景。這壹無可否認的客觀歷史事實，使得有關當時中國可能走向平穩轉型道路的任何“馬後炮”式的歷史假設，包括戴晴女士就此傳布的那些聽起來十分迷人的“宮廷秘辛”，都顯得極其蒼白無力！

不過平心而論，戴晴似乎並沒有從整體上否定八九民運。她所否定的是“學運”，而且看來主要還是5月13日部分學生“絕食”以後、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的學運。

反思中出現的另壹種偏向，剛好與戴晴相反。假如說，戴晴灑向天安門廣場的都是“怨”；那麼另外壹些人，如劉曉波等，則簡直恨不能把所有知識分子，統統“趕到天安門廣場”上去。這些人指責知識精英當年的道義勇氣不足，未能更早、更多、更勇敢地投入學運洪流，站到街頭政治運動的前頭。顯然，作為反思者和批判者，他們在政治上比戴晴激進，因此他們更註重、更推崇“公民抗命”，即壹種“正當而不合法”的街頭運動；而對知識界的合法運動，則程度不同地有所輕視，甚至有所不屑。他們的價值參照，也明顯偏向於訴諸絕對道義原則的“情誌倫理”或“意圖倫理”。照我看，這不僅是許多民運人士的共同特點，而且在國內和海外所謂自由派知識分子中也並不是罕見的現象。

二、反思的範式(paradigm)問題

初看起來，以上兩方面的觀點可謂“天南地北”，相距十萬八千裏！其實他們反思的視野，都走不出“天安門廣場”。對他們來說，似乎是“成也廣場，敗也廣場”，即至少就民間這壹方面來看，好象八九民運的最後結局，就取決於廣場上學生的“策略運用”，或知識界投身於廣場的規模和程度。其實，即使我們僅僅從民間這個角度來進行反思，以上二者顯然也都不是導致六四悲劇的主要原因。那麼試問，他們在反思八九民運時，為什麼始終走不出“天安門廣場”呢？

我認為，就其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根源而言，這是因為他們之間有壹種基本的默契或壹致，即他們對自己當年所認同和所鼓吹的那種實際激勵和引領著八九年群眾運動的激進“改革觀”，至今都深信不疑，似乎那是天經地義、不言而喻的。與此相應，盡管他們批判的矛頭所向有所不同，但他們反思的思路，卻都是在毫無保留地肯定當時知識界主流改革觀的前提下，沿著“策略”和“道義”兩個維度展開的。很清楚，他們的反思以原有的改革觀為基礎；而反思的中心目的，正是要從“策略”和“道義”兩個方面來檢討，如何才能更好地堅持和維護這種改革觀。據我觀察，這種可稱作“壹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反思結構，在相當程度上，已然成為反思八九民運的壹種帶普遍性的“範式”。

三、八九民運與“中國模式”

在我看來，關於八九民運的反思之所以壹直不能有所突破，其要害就在這個範式，尤其在它的那個“中心”上！說來遺憾，這恰恰是許多反思者未曾意識到，或者雖然意識到了，卻不願意公開正視的壹個問題。然而，由於六四後15年來中國局勢的基本穩定和中國經濟奇跡般的持續高增長，所謂中國模式在國際社會已經和正在引起越來越多的關註、興趣和贊譽；有論者甚至把這種現象稱作“‘中國模式’概念的興起”。這就把上述問題鮮明而嚴肅地擺在了我們面前。面對這種形勢，我以為，假如我們不想選擇鴕鳥政策，即對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模式”及其所獲得的巨大成功采取視而不見的態度，那我們今天在反思八九民運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時，就不能不把八九民運與“中國模式”的形成過程聯系起來進行考察。 　　簡單地說，“中國模式”從70年代末開始醞釀，到中共十三大初具規模，但只是在經歷了六四以後，直到中共十四大才基本確立下來。其標誌，就是“威權政治”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改革的兩條基本原則，從此開始成為中共全黨穩定的共識；與此同時，也獲得了以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為主導的社會各界廣泛的認可或默許。回顧這壹過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八九民運絕不象《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所指控的那樣，是什麼試圖推翻共產黨領導的“陰謀”或“反革命暴亂”。它實際上是壹場知識分子與中共爭奪改革主導權的政治鬥爭，即知識分子要求參與改革的決策，並試圖按照自己所構想的改革模式來推進中國政治改革的民主運動。

其實自改革伊始，這種爭論和鬥爭就壹直存在。只不過，在六四以前，中共內部有“改革派”與“保守派”的分野；而知識分子呢，則幾乎是整體性地與保守派處於尖銳對立的狀態；相形之下，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則似乎處於“兩面受敵，又兩面皆友”的地位，往往輪番使用“拉壹派，打壹派”的政治手腕。中國80年代的改革，實際就是在“逢單反自由化，逢雙改革開放”的進退輪回中前進的。八九民運正是在經歷了若幹次這樣的輪回反復之後，在政治改革擱淺和經濟改革遭遇挫折的大背景下，上述鬥爭終於激化的產物。值得註意的是，在如此曲折反復的鬥爭中產生和形成的中國模式，不可能完全是由鄧小平壹個人設計或構造出來的，相反，如果我們把它看作主要是“形勢使然”，即上述三種政治勢力相互較量、持續鬥爭的結果，恐怕才更切近於實際。有鑒於此，我認為，看不到“中國模式”已經造成的許多災難性後果和它所潛藏的可怕的危機，那固然是非常有害的，危險的；但假如壹概無視或抹煞中國模式存在的合理性和生命力，那顯然也不是壹種客觀而明智的態度。事實上，觀諸最近15年來中國的歷史進程，給人們的壹種鮮明印象是：假如說，六四鎮壓並沒有、也不可能徹底結束有關中國改革模式的爭論和較量的話，那麼，它至少已經使自改革起、迄六四止的10多年間不斷出現的那種左、右“拉鋸戰”局面暫時告壹段落。這其實也恰好是為國際國內許多人士所認同、甚至所稱贊的“中國模式”的顯著穩定效應之壹。

今天回頭想來，正如同革命常常會吞噬它自己的兒女壹樣，“六四”慘案也仿佛是為“中國模式”所舉行的壹次祭旗禮。而被擺放在那個祭臺上的犧牲，則不只有數百無辜者的鮮血和頭顱，也不限於以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開明改革派的政治生命，在更為廣泛的意義上，還包括80年代中期以後在中國知識界狂飈突起的、以方勵之先生為代表和以《河殤》為象征的西化思潮及其政治夢想。我說它是“夢想”，但並不否認它所內涵的某些普遍價值，例如基本人權和公民的基本自由權利等；而主要是因為它嚴重脫離當時中國的實際，雜糅了毛澤東思想的殘余，並且帶有鮮明的激進主義的特點。這表現在：第壹，在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的關系問題上，對經濟改革之於多數中國人的頭等迫切性估計不足；第二，對政治現代化概念缺乏全面了解，片面強調擴大群眾參與對政治現代化的重要性；第三，推崇街頭政治，對於“穩定”在中國轉型過程中的重要意義估計不足；第四，對戈爾巴喬夫改革模式和蘇聯的改革進程缺乏真切了解，同時又主張盲目地效法之。我以為，八九民運的失敗，從根本上說，正是當時這種在中國知識界占主流地位的改革觀的失敗。因此不言而喻，若與學生相比，知識分子理所當然地應該為那次民主運動的失敗承擔更多更重的責任！

然而，如果因此就壹概否認八九民運的積極意義，我認為，那也是不客觀、不公正的。不錯，六四後，中共保守派確實曾囂張得意於壹時，由此導致了改革的停滯、甚至倒退和經濟的滑坡。但是他們的好景也不長，到1992年中共召開14大時，這個政治派別便開始瓦解，日漸式微了。追溯起來，其間的原因很多，除了蘇聯解體和蘇共垮臺所造成的國際因素的巨大沖擊而外，八九民運的後續影響顯然也是壹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因為八九民運中所顯示出來的民間力量不僅使中共受到整體性震動，而且使壹貫阻礙、甚至反對改革的保守派，早在八九年的群眾暴風雨般的反對聲浪中威信掃地。這就是說，六四鎮壓固然造成了“人道”、“改革”和“西化政治夢想”三重悲劇，但它在客觀上也有助於排除市場化改革的阻力。

四、換壹種眼光看中國

由此看來，八九民運與“中國模式”，兩者之間的關系並不那麼簡單。壹方面，它是中國模式的犧牲品；但另壹方面，它在客觀上又好比是中國模式的壹種“催產素”。歷史的進程竟是此吊詭，說來不免令人感慨，令人扼腕哪！ 　　時光荏苒，六四已經過去15年了，期間中國發生了許許多多15年前我們連想都不曾想到的變化！試問，那時九洲四海，有誰會正兒八經地跟妳談起“中國模式”呢？然而最近15年來，我們對八九民運的反思，卻幾乎是在“以不變應萬變”，即大體還停留於“學運策略”和“知識分子道義品格”這兩個比較淺近的問題上。這是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的。其實最近幾年，我常常問自己：是不是應當“換壹種眼光看中國”？老實說，我也曾為此而感到困惑，甚至感到“心有不甘”。不過現在看來，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問題只在於怎麼個變法。我以為，壹個可行的辦法也許是：以“中國模式”作為壹種最為切近的參照，把對八九民運的反思，從“策略”和“道義”的層面，擴展深入到對我們原有那種改革觀及與之相關的知識和學風的檢討，使之獲得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