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臺灣《中央日報》九六年十月三日《中國的“辛德勒名單”在陳逸飛手上》壹文的報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有兩萬多名猶太人在兩位日本駐歐使館官員的私下協助下，成功地逃往神戶。太平洋戰事爆發後，日本當局又把該批難民送至上海虹口集中管理，由是與中國人建立了良好的友誼。目前猶太人知恩圖報，計劃協助著名國畫家陳逸飛先生將這段歷史拍片以般上銀幕...。

根據筆者所接觸的資料，這段歷史的實際情況與上述報道大有出入。以下，不妨記錄下來供有興趣人士參考。

公元70年，自猶太人遭羅馬當局驅趕後，便顛沛流離、居無定所。中國史料曾不斷有關於猶太人的記載，唯猶太人迅即與中國社會融合，同化於中國人，因此甚難對中國猶太人的動向作壹全面的了解。然而依據此特點，或可說明中國社會的壹貫開放，中國人與猶太人之間的壹貫和諧。

十八、十九世紀之後，中國國勢日衰，發展差距也與西方工業國家日趨擴大。此際，前往中國的猶太人要麼把中國當作前往美洲的中間站，要麼憑著本身的相對優勢形成較獨立的猶太人社會。

以上海壹地為例，十九世紀中葉即有400－500名來自中東的猶太人從事商業活動。1917年俄國革命後，將近有15000名俄國猶太人定居在東北，3000－4000名俄國猶太人遷至上海。由於上海於1842年鴉片戰爭後即成為五口通商的港口之壹，先後有十壹個國家在該地劃有“租借區”，而成為三十年代世界上唯壹的猶太人可無需簽證自由進出的城市。因此，德、奧的猶太人得以利用該方便大批地逃亡至上海市。1941年最高潮時期，該市猶太人人口幾達兩萬人之多。

1937年底，日本攻占上海，置該市於軍管之下，然而對各個租借區以及散居全市各地的猶太人卻采取不幹預政策。在中東猶太人援助委員會和美國聯合分配委員會的通力合作下，先後在該市建立了三個猶太人難民營，給予三千多名難民多方面的支援。1943年2月之前，猶太人在上海擁有三份報紙、兩所小學，同時可從事其他文娛活動甚至猶太復國主義運動。

1941年初，壹千多名波蘭猶太難民（多為波蘭社會的精英分子）持過了期的過境簽證前往日本神戶。日本當局網開壹面予以延長過境簽證。隨後，出於不願得罪德國的政治考慮，同年又把該批難民移送上海市。戰爭期間曾有過兩名日本駐波蘭使館官員私下向猶太難民提供協助壹事，但所涉及的對象即為上述的壹千多人，而非兩萬多人。然而日本政府有兩名所謂的“猶太人問題專家”對猶太人政策起著關鍵作用倒是不爭的事實。

1943年2月18日，日本占領當局在納粹德國的壓力之下，把上海市的德、奧、波猶太人悉數關進占地五平方公裏的虹口區集中營（俄國猶太人不受影響）。該情況雖然改變了猶太人的處境，但營內猶太人仍然允許自由從事宗教、文化活動，營外也沒樹立圍墻或路障。值得壹提的是，集中營內也同時住有數千名中國人。他們與猶太人維持著友好的關系，其中也有少部分人與猶太人締結了婚姻。

二戰結束後，近半數的猶太人移民至北美洲，另外壹半則前往巴勒斯坦。剩余者先後於1949年和五十年代中期離開中國國境。

持平而論，二戰期間有關猶太人的問題，中國當局始終無權幹預。戰爭期間中國人民與猶太難民之間的友誼也至多算是難兄難弟之間的樸素情感。真正耐人尋味的倒是日本當局對猶太人所持的態度。

話說1904－05年日俄戰爭時，曾有壹位影響力頗大的美國猶太人銀行家希甫（JacobShiff）向日本提供了四筆巨額貸款。基於此，希甫便成為獲得天皇授勛的第壹位外國人，也同時是日本家喻戶曉的猶太人。壹般日本人，對猶太人既無傳統的宗教、文化仇恨，對落難的猶太人自然有點感恩報答之心。

三十年代中期，自從國際上出現大批受德、奧迫害、驅趕的猶太難民之後，日本也成立了壹個專家小組，處理猶太人事宜。該小組的兩個負責人對歐美社會的反猶宣傳信以為真，誤以為猶太人勢力的確壟斷了國際輿論和金融，控制了美、英的政治與外交。因此便得出了“對猶太難民表示親善，便能從猶太資本家處獲得開發滿洲國的龐大資金，便能改變美國的敵日態度，便能阻止蘇聯進攻日本”的結論。由於這壹大誤會使然，導致四萬上下的猶太人躲避了壹場大浩劫。歷史上，猶太人由於惡意宣傳而慘遭迫害的事跡比比皆是，然而在惡意宣傳之下受惠，或許就僅此壹回了。　　（完）

《華聲月刊》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