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西歐，年過六十的人每當接觸到新聞界對西藏的報導，常會不解地問：“從什麼時候開始，西藏不再是中國的壹部分？”他們之所以不能理解，原因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其教科書裏都有“西藏為中國的領土”的“教導”。大戰結束後，此地教科書對西藏主權的介紹則越來越模糊不清。然不論是強調西藏人要求獨立，或是公然指責中國侵略，趨勢是，主張西藏在歷史上壹向獨立自主的說法漸成主流。教科書的內容雖非盡是真理，經常進行修改、補充也不足大驚小怪，但像這樣嚴肅的問題，不加任何交代地予以全盤改動，起碼在歐洲說來，是不多見的。

針對這問題，此地壹朋友曾表示，當日本衰弱的時候，歐洲人認為它是受儒家思想之害；而當其強盛時，又說它是受儒家之惠，總之，歐洲人對東方問題的“看法”經常是如此自相矛盾的。固然，“看法”與“瞎扯”之間並沒有壹道萬丈鴻溝，其內容盡可荒謬，聽者也無妨壹笑置之。然而，主權畢竟是嚴肅的國家權益問題，對此，教科書的先後不壹致態度，肯定具有某種特殊背景。

二十世紀之初，在列強的侵犯之下，中國已呈奄奄壹息、任憑宰割之狀。當時任何強權只要是有此野心，便能易如反掌地把西藏吞並。然而，１９０６年的中英條約和１９０７年的英俄條約竟奇跡似地承認西藏屬中國所有。個中原因無非是，當時俄國南侵與英國北侵的力量在阿富汗與西藏壹線交觸，英、俄為防止雙方的直接沖突，並保護既得之利益，兩方通過談判設定阿富汗為中立區，西藏則仍屬中國所有。其他的帝國對此“緩沖地帶”的構想均表滿意，因此也相繼地以積極態度對中國的宗主權加以承認。這也就是戰前各國教科書的有關內容的來由。

至於戰後，西方各國為何又逐步地對西藏的主權歸屬問題置疑，並暗中支持其新聞界和學術界作出對中國不利的宣傳呢？說穿了，其原因不外乎反共，並且為了達到此目的，不惜歪曲歷史和幹涉中國的內政。就這點而言，顯然是違反了“國家主權不因其政府的意識形態而受限制”原則。

平心而論，即便西藏自元朝以來已成為中國領土的壹部分，但如果在壹個和平的國際環境裏，漢、藏民族通過充分的討論，並壹致達到分離對雙方均較有利的結論，漢族是無有任何理由堅持統壹的。而如果上述條件並不存在或並不成熟時，冒然地聽信外國的煽動，則任何獨立活動不但於事無補，反會無謂地增加雙方的苦難。達賴喇嘛最近出版的壹本以《流亡中的自由》(Freedom on Exile)為題的自傳便是壹個具體的例子。書中，他以“簡樸的和尚”自稱，細數他的經歷和主張。令人註意的是，他在印藏問題上避而不談，而在中國領土主權問題上卻又節外生枝。眾所周知，印度自獨立以來所繼承的除其固有的領土主權之外，還包括英國殖民時代的擴張野心。也就因為如此，它不僅動輒幹涉鄰國內政，甚至還以實際行動並吞了包括部分西藏地區的他國領土。而畢生為領土主權“抗爭”的達賴，竟然對印度的不法行徑視若無睹，這種“逆來順受”的態度實難讓其兄弟民族對“獨立後的國際環境”感到放心。除此之外，“自傳”中有地圖壹張，其中除了把西藏劃出中國版圖之外，甚至把新疆、內蒙古以至於東北都壹並割離出去。

達賴身為壹教宗師，並以宣揚和平手段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榮譽，其舉手投足本應在有理、有利、有節之間講究分寸，然在“自傳”之中，他不但不設法尋求消彌與中國政府間的矛盾的辦法，反倒為了迎合西方國家的不友好意圖，無端端地制造新的糾紛。這樣做，固然充分地發揮了流亡中的“自由”，而同時，卻又顯露了和平攻勢之後的非和平意圖。

１９９２年７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