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六年二月十八日，臺北政府行政院長連戰在《中央日報》上發表了壹篇以《掌握和平的契機》為題的長文，作為對兩岸緊張情勢的立場聲明。《契機》壹文回避了近年來李登輝的所有不當言論，回避了李與主張臺灣獨立的民進黨之間的曖昧關系，回避了引起許多不快的金錢外交和軍售事件，自然也回避了美臺之間越來越密切的關系。在連戰先生看來，自1949年以來，臺灣即是壹個“獨立的主權實體”，近年來也盡了最大努力維持兩岸的良好關系。然而北京政府卻對李登輝赴美回母校訪問壹事小題大作，終於導致目前的不歡結果。

瀏覽同日與近期的《中央日報》，可發現“xxx譴責中共對臺挑釁”，“中共若犯臺，美絕不坐視”，“國軍具有充分國防力量與信心”，“美決持續對臺軍售”之類的文章充斥。而大陸壹方，諸如“解放軍誓言捍衛國家的統壹與完整”性質的文章也是鋪天蓋地而來。給人的感覺是，兩岸的發展軌道與後冷戰時期的國際潮流格格不入，兩當局的思維似乎也仍舊陷在次文化(Subkultur)的框框裏無法解脫。國共之間的癥結何在？關系為何惡化？化解之道為何？為回答這壹系列問題，似有必要回顧壹下危機升級前的情況。

國、共、美三角關系的平衡

美國之堅決支援國民政府，始於朝鮮戰爭，其動機不在於維護蔣政權，而是為了圍堵共產勢力的擴張。彼時國共兩方雖互不相讓，在堅守“壹個中國”的情況下，對立關系尚不致白熱化。

1958年，當美國授意國民政府放棄金門、馬祖，尋求獨立時，不只受到國共雙方的反對，還引起了八、二三炮戰。共方發動炮戰的用意，不外是對外(美、蘇)宣告，“臺海兩岸仍處內戰狀態”。

1985年以前，大體說來蔣經國所采取的是鐵拳統治方式（以美麗島、江南事件為例），在權力轉移方面，也明顯地進行著培植蔣孝武接班的部署。然而，江南命案卻讓美政府獲得了夢寐以求的把柄。結果在其壓力之下，不只是打亂了蔣家父傳子的計劃，同時又通過黨禁的解除，使民進黨得以坐大。該變化雖然有違蔣經國的初衷，但是在極端被動的情況之下，他仍不忘通過對大陸探親與局部貿易的開放，維持三角關系的平衡。

蔣家父子在臺的整個執政時期，壹方面固然依靠美國的保護，壹方面卻堅決排斥美國對臺灣內政的幹涉，另壹方面又與共方維持不戰不和的微妙關系。臺灣，就在這樣壹個充滿著偶然性的環境裏求得生存。

盡管，最初退守臺灣的目的在於反攻大陸，然而，維持上述三角關系的平衡，隨後又充分利用和平環境發展經濟，不失為政治藝術的妥善運用。

平衡關系的破壞

1988年蔣經國先生病故，原先處於過渡、陪襯地位的李登輝副總統依法繼任總統職。該變化符合美國擺設的棋譜－粉碎了歷時半個世紀的蔣家政權，扶植了臺灣地方勢力和親美政客，下壹個布局則是，如何運用手上的臺獨牌，迫使中共在國際問題上合作，在核軍備和不擴散核武器問題上讓步。

就臺灣地方勢力而言，沒有美國的支持便不會有自身的存在；自身的作用既是美國政策的延長，自身的力量自然就是臺灣的實力與美國的總合；對臺灣的任何威脅與打擊，就必然會遭到總合力量的嚴厲報復。該思維方式，說明了臺灣當局與民進黨為何在求入聯合國時，無視真正談判對手的存在；無視與大陸進行經濟合作的可行性；無視中共的核武裝實力和兩方實力對比的質量落差；無視對方再三的警告；甚至，也可能完全無視對方大棒的揮舞。如此這般的，過去的三角關系轉變為二角關系，平靜了近四十年的臺（東）海上空，突然又飛舞著可以載運核武器的導彈。

國民政府的盲點

臺北政府除了不理解在中美關系惡化的時刻，挑起兩個中國問題無異於引火燒身之外，思路方面也始終在“政治實體”和“獨立的主權實體”的概念上糾纏不清。

就壹般情況，國際法為區分政治團體與犯罪團體，禁止任何政府把具有政治訴求和不同意見的團體當作犯罪團體加以對待。因此，甚至叛亂組織也可具有“政治實體”的地位，更何況是實際有效統治著臺灣，具有內戰未決狀態中的交戰團體地位的臺北政府。至於該政府是否在國際上具有中央政府的地位，則取決於是否能夠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在這方面，起碼自1971年以來，中華民國已喪失了該地位。至於中華民國是否可成為壹個“獨立的主權實體”，則壹方面也要看國際社會承認與否，更重要的是，必須取得另壹交戰方的同意。如果臺北政府壹味回避正視北京政府的作用，舍近求遠地尋求國際支援，結果只能是迫使中共以軍事手段結束不戰不和的局面。自從國民政府撤退至臺灣之後，重要公職皆由外省人把持，本省人則占陪襯地位。該現象雖是壹定歷史條件下的必然結果，卻造成了嚴重的省籍矛盾。李登輝掌權後，大刀闊斧地推行本土化政策，以本省人取代外省人的地位，於是乎造成了國民黨內知識分子另組新黨，非知識分子參加黑道幫會的結果。星期前，兩位四海幫頭目出殯時，竟出現上萬名黑道成員身著壹色黑西裝披帶幫會標誌的場面，更加離奇的是，上自部長級國家政要，民進黨黨魁，下至各界財閥(臺語稱為“金牛”)和三十多位立法委員均紛紛前往吊唁。這種“矯枉必須過正”(毛語錄)的表現，正好說明本省人也好，外省人也好，均是十足的中國人。

中共的盲點

上述三角平衡關系之破壞，主要變數固然來自臺、美方面的遽然接近，然而臺獨勢力之坐大，北京政府也必須擔負部分責任。首先，不容否認的是，戰後美國對中國內政的幹預，客觀上給臺灣的發展帶來了有利條件，否則其目前的境況不致好過海南島太多，更不至於具備向大陸投資的能力。因此，就社會發展的角度觀之，對比之下共方如今尚不具備向臺灣感召統壹的的物資基礎與政治文化條件。

其次，隨著臺灣外貿與僑務活動的增加，臺灣確有擴大國際活動空間的客觀需要。既然國際領域的糾紛構成國共之間的主要摩擦，共方至今除了采取高壓手段之外，不曾想方設法消彌雙方的矛盾，譬如說，允許對方以“中國.臺灣”的名義，在第三國成立國際法上不具外交機構性質的領事館，以處理商務與僑務事宜。

再者，為求穩定發展，最佳的辦法便是提供壹切有利的框架條件，促成兩岸間的有機聯系，從而形成自然而然和兩相情願的統壹。除此以外，任何口號、號召以至於威脅，非但於事無補，甚至有礙雙方的和諧發展。以近來進行的幾次軍事演習為例，其結果必然是使更多的臺灣資金流向海外而不是對岸。然而要作到這點，還取決於其思維方式的改變，以及對國際壓力的因應之道。

思維方式方面：馬克思與列寧在世時，曾多次強調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不過是在政治上提供有利的框架條件，萬不能在制度建設與物資建設之間畫上等同號。換言之，制度建設本身不能抹煞物資建設落後的事實。斯大林掌權後，無視物資基礎的重要性，誇言制度的優越決定了蘇聯的優越。從此之後，凡受斯大林影響的國家幾無例外地犯上了浮誇和自我膨脹的毛玻因此無論處於何種不利的情況下，那些當局均仍然振振有詞和得意洋洋。這種思維上的缺陷，說明了為何中共當局不能痛下決心地改變國有企業的結構，不能及時創造有利的經濟和政治文化條件，爭取外界的友誼與合作。

國際政治方面：十年來，國際上反共之風已形成極其龐大的力量。以巴爾幹半島的爭端為例，國際輿論之無視塞爾維亞人的自決權利，片面對之譴責和制裁，多少說明其背後具有反共的動機。鑒於此，南斯拉夫問題壹旦獲得解決，矛頭隨之集中轉向中國，則完全是合乎邏輯的發展。值此關鍵時刻，北京當局似有必要以國家的穩定發展和持續發展為最高原則，明確己方弱點，擬定具體的經政改革方案，並盡快與美國展開全面的談判，從而改變被動為主動，化解國際社會的壓力。

(完)

《留德學人報》９６年３／４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