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1月24日,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先生曾接受德國第壹電視臺的采訪,采訪記錄則於2月4日由臺北《中央日報》全文發表。就壹般情況,受訪者在事前均作充分的準備,采訪後也多經仔細校對方予發表,因此經發表的文字雖讀來冠冕堂皇,往往卻與真實的發言有很大的出入。此次刊載的發言記錄當然亦不排除壹定程度的藝術加工,但卻如實地保留了李先生的語言與風格。鑒於此,筆者認為這是壹篇了解李先生的思維與個性的絕好記錄。為節省篇幅計,筆者於記者的問題與李先生的答復之後,加上自己的評論,以作為所涉事宜的補充。
1.問:今後臺海是否還有武力沖突的可能性?答:上次中共的軍事演習,壹如1958年的八.二三炮戰,當中共發現國際社會的反應強烈(美方派兩艘航空母艦至臺灣海峽),便停下來了。今後的情況將視大陸內部的情形而定,臺灣方面則非常自制。
評:以李先生的地位,應當了解無論是八.二三炮戰或是此次的演習,中共的主要目的在於向國際社會與臺灣提示其主權主張與內戰未決狀態。然而他對該兩事件的詮釋,多少反應出他對國際支持深具信心。另壹方面也說明,臺灣當局為何甘冒風險再三觸及“邀請達賴喇嘛訪臺”與“向北朝鮮出售核廢料”之類的極端敏感問題。
2.問:對中共提出的壹國兩制建議有何看法?答: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主體的壹國兩制說不通,因為中華民國的歷史較中華人民共和國更長。今後的壹個中國應當是個自由、民主、均富的國家。東、西德處於分裂期間不曾有人提出過壹國兩制的建議。德國統壹是在東德共產政權瓦解之後才實現。
評:中國的兩千年統壹局面,依憑的是實際有效的統治。自由、民主、均富作為追求之理想固然無可非議,但從來不是國家統壹的必要條件。更何況政權更疊取決於實力,而非憑出生證書。如果該推理可以成立,則滿清遺老遺少均可據此理論要求李先生讓位。
德國分裂時期,西德壹方主張“壹個民族,兩個國家”,宗旨在於追求最終的民族統壹。東德方面則主張“兩個民族,兩個國家”,目的於防止與西德統壹。東德的主張與民進黨的黨綱毫無二致,其分離主義傾向均系弱者自我保護的表現,同時也都受到國際力量的支持,與意識形態則無必然的關系。東德之瓦解壹方面固然在於其弱小,主要原因卻在於國際後臺的退卻。李先生提出德國此壹先例,或許有意暗示中國的統壹必須以中共的垮臺為前提,而同時卻忽略臺灣的處境與東德更接近。
3.問:對德國有何期望?答:對德國這樣壹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支持共產中國的政策實在不能理解。
評:國際上習慣於承認實際有效統治大部分領土的政府為中央政府。李先生不理解的是政治。
4.問:是否有興趣向德國購買潛水艇?答:中華民國最擔心的是被包圍、封鎖,潛水艇是保衛自己必須的武器,希望德方能夠出售。
評:果真有壹艘大陸的核子潛水艇在臺灣海港出沒,臺灣縱有壹千艘潛水艇也無可奈何。臺灣沒有美國的核保護傘就沒有國防,李先生似乎對此軍事常識也不能理解。
5.問:盡管貴國是個自由國家,國際社會卻對大陸表示商業興趣。貴國的邦交關系逐日減少,對此有何看法?答:能夠從大陸賺錢是個假象。因為大陸的發展都是“用外國資本、外國人的錢、外國人的技術、外國的市場,特別是美國市場而來存在...這種情況會維持多久?”全世界國家不分大小均應相互往來,“不應以市場利益而來選擇”。但是,“國際上是非常的現實,每個人心理上都受到假象的迷惑...",中共朝令夕改,長遠看來是不安定的。
評:臺灣對外國資金與市場的依賴絕不亞於大陸,何以臺灣經濟能發展,而大陸卻只能造成假象?若說朝令夕改,大陸政令之改變程度肯定遠不及臺灣的任意修憲。除此之外,李先生雖壹再強調自己是個經濟專家,卻期望現實的國際交往不以現實的經濟利益為轉移。局勢果真如此發展,則第壹個面臨失業者必然是經濟專家。
6.問:對與中共交往的國家有何建議?答:“本人也認為,應該促進大陸的進壹步發展。大陸更現代化才能真正促進中國經濟的改變,也才能改善中國人的生活,問題是,如果因為經濟發展,使得中共軍事力量擴大,則對亞洲地區,甚至對世界都可能影響很大的”。近來中共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與德國納粹主義與日本軍國主義甚是相象,令人感到擔憂。
評:李先生真正要說的是,為了防止中共成為軍事大國,不應促使大陸現代化,同時也不要改善中國人的生活。李先生即便不願站在中國人的立嘗民族主義的立場說話,也至少應當看到中國的人口占全世界的五分之壹。令人費解的是,為何人數如此龐大的民族在世界上就不能夠擁有相應的軍事力量和影響力?難道李先生更樂意看到中國人民永遠在貧窮線上掙紮,永遠受制於人麼?難道在否定民族主義的同時不能也兼顧壹點人道主義麼?
7.問:有人說,西方的價值觀不適合亞洲人,而亞洲的快速發展則歸功於儒家思想,對此有何看法?答:人,無論於東、於西不應有不同的標準。“亞洲的發展與儒家無直接關系。儒家僅對生活有影響,特別是道德與家父長方面”。儒家原重視人本主義,但卻為歷代封建皇帝曲解,從而產生家父長制度。直到現在的臺灣才能體現孫中山先生提出的主權在民的人本主義思想,因而使中國的固有思想得以實現。
評:“臺灣的成功發展壹方面實現了固有的儒家思想,其發展卻又與儒家無直接關系”,“中國人應當改善生活,卻又對改善的後果感到憂慮”,“國際上是現實的,但卻不應受市場利益制約”,“壹方面期待和平統壹,而同時又寄希望於中共的瓦解”,諸如此類的矛盾思維邏輯甚是離奇地貫穿了所有的政治、經濟、軍事、哲學問題,因而向讀者提供了壹個認識李先生的絕佳素材。總的說來,李先生壹向給人的印象是,除了中國以外盡是可爭取的朋友。至於他是在反共或反中國人,起碼對他而言不是個重要的問題。
此篇采訪記錄讀後,不由得使筆者憶及三十年代德國選民通過民主選舉程序推選希特勒擔任總理的歷史,以及德國民眾在壹敗塗地之後必須擔負的集體責任。此時,必須得提出的問題是,如果樸素的選民僅僅是壹時為政治家的假象所蒙騙,究竟得承擔多少的集體責任和作出多少的犧牲?
(完)
全文提及中華民國之處均不加引號。此作法與“兩個中國”無關。唯壹原因在於,對海外學人說來不涉及、不涉足承認問題,也唯有依憑此持平立場方能夠促進和平統壹。
《華聲月報》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