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文媒體的道德

八、九十年代之交，羅馬尼亞動蕩不堪。有壹度全球媒體同時傳播著從該國發布的幾個鏡頭，即幾具剛由地下挖出來的屍體赤裸裸地展現在屏幕上，死者的年齡不等，而每具屍體胸腹上經過縫合的傷口則清晰可見；其旁白則是，“這些人都是國家安全人員暴行之下的犧牲者”。數星期後，共產政權崩潰，總統齊奧塞斯庫夫婦也遭槍決。突然間，個別媒體又傳出“那些屍體其實是經某醫院解剖之後才埋葬的病亡者”。

消息來源地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而刻意傳播錯誤消息的例子在全世界多得不勝枚舉，之所以提及此事件，主要是因為歐洲新聞界與學術界事後對該事件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即為何全球媒體明明知道受騙上當之後，多不願繼續報導和加以糾正？最後，大家得到的壹致結論是，大多媒體將錯就錯的原因在於，散布該錯誤消息可以達到反共的目的。

有選擇性地報導部分事實，從而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的類似例子，甚至也發生在聯合國最近所發布的數據上。以科索沃的動亂為例，在北約對南斯拉夫進行轟炸之前，科索沃地區的塞爾維亞族難民的人數其實遠遠超過阿爾巴尼亞族的難民人數，但是，3萬多塞族難民逃亡的事實，聯合國直到轟炸結束之後才發表。除此之外，即便該數據經發表之後絕大多數媒體也置之不理。至於聯合國維和部隊進駐科索沃之後，相繼有90％的塞族居民和吉蔔賽居民遭到阿爾巴尼亞族的驅趕的消息更是受到西方媒體普遍的壓制。究其原因，也不外是擔心，事實真相壹旦揭露，主流社會及主流媒體的雙重標準就曝露無遺。

談及雙重標準，如果拿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與土耳其庫爾德族的處境作壹對比，拿六、四天安門事件與二十年來東帝汶犧牲了四分之壹人口的事實作壹對比，我們應當意識到，冷戰時期的反共思維實際上仍舊起著主導作用，當前在這塊遮羞布的掩飾下，真正的人權、尊嚴、正義不斷受到嚴重的摧殘。有鑒於此，讀者群幾占世界人口五分之壹的華文媒體，實有必要拿出起碼的職業道德，挺身而出，為各種不同性質的不公平、不合理事件伸張正義。

華文媒體的智慧

本人今年六月途徑臺灣桃園機場時，在候機室的電視前足足看了3個小時的CNN新聞報導。當時的消息其實只有壹條，即美國前總統甘柰迪的兒子下落不明。本人原以為這種小題大作不過是CNN的獨家把戲，事後卻發現無論是臺灣本地的電視臺、歐洲的電視臺，甚至香港的壹些官辦報紙都把該事件作為頭條消息大肆報導。如果我們聯想到克林頓的緋聞、辛普森殺人案、戴安娜之死等等，我們柰不住地要問，這些無關緊要，甚至荒謬絕倫的事件究竟與我們何幹？！難道世界上就沒有更加值得壹提的大事兒了嗎？難道我們就這麼心甘情願地讓這些消息入侵我們的客廳、臥室，以致於讓我們的孩子覺得甘柰迪與戴安娜比爸爸、媽媽還親嗎？當華文媒體的負責人不假思索地傳播這些消息之時，難道就沒意識到，主流媒體對新聞的取舍完全是種自覺的行為嗎？！我認為，許多華文媒體之如此大意，如此把別人的尾巴當作自己的頭，完全是對華人的智慧進行無邊的羞辱。有鑒於此，我在此呼籲華文媒體發揮起碼的智慧，擺脫主流媒體所限定的範圍，多向五分之壹的人口報導壹些他們真正關心的消息。

華文媒體的職責

自古以來，有商品即有宣傳與廣告，但是把商品當作文化，文化當作商品壹並推銷，還是近幾十年的新穎手法。舉例說，要表現男人的冷酷氣概，便必須點燃壹只萬寶羅香煙；要模仿出水芙蓉，就必須手持壹杯可樂加冰塊；要作新人類，要獲得點現代參與感，便得進出賣當勞；要想占後現代之先機，必須拿出壯士斷臂的勇氣脫離傳統、摒棄歷史，然後大膽地把風牛馬不相及的概念、辭藻、標簽組合起來。於是乎，目前所謂的主流文化，實際上是壹個個獨立存在的標簽組合而成的百衲圖，標簽之間不需要有任何的有機關系，不需要任何的邏輯關系和合理性。所謂的現代社會，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實際上是壹堆堆的商品，同時又是壹片片雜亂無章的文化。然而無可否認，這所有的標簽、概念、商品、文化又都是透過我們的媒體吸收進來和釋放出去。正是我們自己的媒體，毫不自覺地又勤勤懇懇地充當著西方文化的媒介。

當前，在國內，我們不時可從六、七歲的孩童口中聽到“我只愛喝可口可樂! ”此時，我們柰不住地要問，這麼丁點大的孩子怎麼會產生這種觀念？難道少說也有四千年飲食文化的中國，不過遭遇到幾個可口可樂的廣告就壹籌莫展了麼？！難道我們的飲食文化也像民族音樂、服裝、繪畫、戲曲、手工藝壹樣，在西方大眾文化之前就只能自慚形穢嗎？！難道我們的媒體在“全球化”的旗幟之下發揮傳播作用之時就只能讓自己的文化靠邊站嗎？！我擔心，再過十年、二十年，即便那時中國的國防力量、物資力量強大了，文化與人格卻已嚴重地歪曲和萎縮。在這方面，只消觀察某些石油輸出國家的權貴階層的蒼白與失落，便知道腦滿腸肥的奴隸，其實是更加可悲的奴隸。或許有人認為，任何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難免會出現失落問題，但是只要壹旦國家綜合實力提高，便會自然而然地調整自己的定位。我認為，情況即便如此，我們的文化界、新聞界似乎不壹定要等到自己的文化奄奄壹息之後再設法起死回生，不壹定要在揚眉吐氣之前先經歷壹段作奴隸的痛苦。我們華夏民族應當具備現代化而不受殖民化的能力與智慧，我們的華夏文化應當具有其他發展中國家所缺乏的深厚土壤。有鑒於此，我在此呼籲華文媒體在發揮傳媒作用時，也能夠考慮到發揚華夏文化的職責。

華文媒體的瓶頸與突破文化

綜合上述的意見，無論是發揚道德、智慧或文化方面，我們必須認識到當前華文媒體所存在的兩個瓶頸：壹是華人社會普遍存在的“由外語人材主管外事工作”的落後現象。具體而言，在華人社會，無論是外交、外貿、國際新聞或文化交流領域，絕大多數的工作人員都是外語人材。而西方，則主要是法律、政治、經濟、教育或其他社會科學及人文科學方面的專材。以外交官為例，不難理解，在過渡時期由外語人材從事外交工作，可能是個別無選擇的辦法，但其不妥當之處，恰好就像是要求學習漢學的文學士去主管內政。國際新聞方面也也是如此，懂得英語並不壹定懂得英美社會的政治、經濟、貿易和社會問題。貿然要求他們從事這些方面的新聞工作，也是件風險很大的事。最近，在北約結束對南斯拉夫的轟炸之後，臺灣《中國時報》的壹位女記者也湊熱鬧地跑到科索沃去采訪消息。當她聽說科索沃的吉蔔賽人受到阿爾巴尼亞族的迫害之後，竟然說吉蔔賽人是“自作孽，不可活”。之所以鬧出這種笑話（其實是悲劇中的悲劇），就因為這位僅懂得點外語的新聞工作人員與編輯組審校人員對西方的種族糾紛和傳統文化壹竅不通。當我看到這條報導時，真是難過之極，同時也深深地感到，這種畸形現象如果不加以糾正，華人社會的涉外工作質量就不會有所提高。

另外壹個需要討論的瓶頸就是當前各大媒體所存在的“由新聞記者主管編輯部、導播部事務的現象”。由於記者的主要工作經驗在於爭取時效寫報導、發消息，因此壹旦參與編輯工作就會習慣性地把過去的工作經驗規定為編輯方針。舉例而言，任何編輯部均可期待新聞記者就有關法輪功問題作壹個及時且詳細的報導，但卻不能要求記者對同壹問題提出壹篇有深度的分析與評論。因此，在多數編輯部、導播部由新聞記者把關和盲目追求時效的情況下，壹些有分量、有深度的社會分析與評論就必然要讓位於時事綜合報導；久而久之，時事報導也就取代了評論的地位。換言之，該狀況必然會把記者提升為“評論家”，而評論家為了增加稿件的登載率也就必須得向新聞報導看齊。

與西方的媒體加以比較，我們不難發現，由於華文媒體的評論、分析極端貧困，因此就永遠不可能擺脫地方報紙、地方電臺的地位，永遠不可能抵制西方的文化侵略，更用不著說去同國際性大報、國際性電臺、電視臺競爭。如果進壹步觀察，我們又會發現，上述兩個瓶頸實際上是壹個銅版的兩面，其問題癥結就在於現代化過程中的華人社會普遍存在著歧視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現象。因此只要華人社會繼續忽略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發展，我們就永遠無法培養充分的專業人材，也就永遠無法向各種涉外機構、編輯部、導播部提供稱職的工作人眩要想解決這個迫切問題，我們壹方面期待媒體單位認識到自己的短缺，從而在可能的範圍內進行必要的調整；另壹方面則必須要求各個國家當局即刻提高對社會科學、人文科學教育的重視與投資。唯有如此，唯有在華人社會的知識界、文化界明確自己的地位，肯定自身文化的價值，和明確辨別外來文化的精華與糟粕的情況下，華人媒體才能夠在二十壹世紀大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