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物價地區人士前往低物價地區的風月場所尋歡作樂，就象低物價地區的婦女前往高物價地區進行賣春活動壹樣自古以來就有之。其原因既可能是個男權社會的結果，也可能是市場經濟的副產品。但是，大規模前往落後地區從事嫖童妓（無論是男孩或女孩）卻是近二十多年來的新生事物。　　以德國為例，每年就有40萬人口到國外從事性旅遊，其中，據最保守的估計，約有1萬人患有嫖童妓之疾（最高估計為10萬人）。該數字如果再加上其他歐美國家，問題之嚴重自然遠非常人所能想象。

多年來西方社會之所以對該問題視若無睹，不外是出於以下兩種心態：壹是視境外嫖童妓為“無傷大雅的小毛脖；二是視該種行為為“經濟援助”的手段之壹。這就難怪時有第三世界國家對歐美國家的駐外使館加以譴責，原因是它們經常在其僑民在國外觸犯法律之後，采取各種辦法進行協助，例如提供壹本新護照，使得違法僑民及時回國，以避免受到外國當局的法律制裁。

最近，或說自從月前比利時揭發壹起犯罪集團先後綁架壹批未成年少女，逼迫其進行性交易，拍攝黃色電影，最後甚至將其中四名殘酷殺害的案件之後，頓然使整個中西歐社會震驚不已。各個國家除毅然對這種犯罪集團進行掃蕩之外，各種媒體對兒童性騷擾問題的討論也是鋪天蓋地而來。每天新聞報道所披露的性騷擾事件本已不堪入目，有關當局舉出的數據更是令人咋舌。據估計，中西歐若幹國家竟有百分之十以上的未成年少女經常受到性騷擾，犯罪場所多在自己的家中，百分之八十五的肇事人甚至是自己的親生父親。至於受害人的母親，大多數均系完全知情，無奈她們為了維系家庭的完整，或是經濟上對丈夫有所依賴，於是要麼對兒女受到性騷擾充耳不聞，要麼把責任推在兒女的身上。另外，經揭發的家庭內性騷擾事件屬極少數，實際上所發生的事件大約為官方數據的十倍。

不難想象，壹旦市民有所提高警惕，家庭外的兒童性騷擾犯罪較易鏟除。然而家庭內的兒童性騷擾問題，至今卻令人壹籌莫展。原因是，壹旦社會機構讓受害兒童與家庭隔離，可能會使兒童感到受到懲罰，由是造成了更大的精神創傷。往往，受害兒童為達到回家目的，便推翻了過去的所有口供。如若把父親加以隔離，則家庭除了破裂之外，還可能面臨更嚴重的經濟問題。至於采取措施對這類家庭進行經濟支援，似乎也無法照顧到生活水平不壹的家庭的不同需要。萬壹由於父親身入囹圄，家庭收入遽然短缺，受害兒童極可能進壹步受到其他家庭成員的打擊。

根據心理學家的分析，大多戀幼狂（pedophile）患有性自卑感，許多人在童年時期也曾受到性虐待，因此傾向於自孩童身上取得“優越感”和“成就感”。鑒於此，心理學家著重強調精神治療的需要。該構想，在理論上似乎無懈可擊，但在實踐上，當前具有這方面專業知識的心理學家有如杯水車薪，人數遠不敷社會的需要。

談及近年來兒童性騷擾問題泛濫成災的原因，許多人認為七十年代初以來，黃色電影、書報雜誌充斥為最主要因素。另有人指出，多年來讓漢繆頓（DavidHamilton）壹類的導演，以未成年少女為主角，以“戀幼”為情節，拍攝黃色電影並大賺其錢，其責任自當由有關當局承擔。還有人舉出，如果每年有數萬人在國外肆無忌憚地對兒童施虐，樂此不疲的人數必然日眾，為求方便起見，這批人遲早會向本地的甚至自己的未成年子女染指。出於這種切身的考慮，歐洲國家先後地制定了刑法條例，對前往他國進行嫖童妓的人士科以懲處，或是在現有立法的基礎上加強執法行動。　　（完）

原載於《華聲月刊》1997年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