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索羅斯是壹個匈牙利裔、美籍投機家，在國際金融、股票界頗有名氣。過去，在投機之余也不忘從事壹些慈善活動，例如，1996年曾捐贈東歐改革國家3.5億美元，聲名為之大噪。1997年年底，由於不服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總理對他“擾亂亞洲金融市潮的點名指控，便透過“布拉格發展項目聯合會”提出“論文”壹篇，介紹他對時局的觀感與建議。值得註意的是，該“論文”獲得西方各大報章的大篇幅報道與介紹，該現象壹方面固然說明索羅斯的確擁有壹定的影響力，二方面也反應出他的論點相當引起共鳴。

索羅斯看到的五大缺失

索羅斯認為，國際社會於戰後逐步形成了壹個資本、商品與服務自由流通的“全球化經濟體系”，從而使各地的匯率、利息、股價息息相關，給全球經濟發展帶來了許多益處。但是，這個建立在自由資本主義經濟之上的“全球經濟”還存在著五大缺失：壹.資金的流動遠快於實物投資的轉移速度和勞動力與商品的流通速度，因此在自由化的過程中受益最大者為金融市常同時由於經濟核心地帶能夠比邊緣地帶從國際分工獲得較多的利益，由是造成了地區性的不平均利益分配；二.資金只有在景氣好的時刻傾向於由核心地區向邊緣地區移動，而壹旦景氣惡化，或邊緣地區的信用受到懷疑，則資金必然撤離。這時，不能太過寄望於邊緣地區的“市場自我調節”，因為金融沖擊首先會產生嚴重的社會動蕩；三.全球化經濟體系必然導致資金集中和寡頭壟斷的結果，因此又與自由經濟造成矛盾；四.全球化限制了國家的職能，而國家又得承擔維護社會安定的責任，因此客觀上更需要加強國際合作。另壹方面，經濟力量薄弱的地區往往需要由國家出面協助籌集資金，而這又提供了官商勾結、官員貪汙腐化的機會，並導致擴大國家權力的結果，由是又與民主發展背道而馳；五.當前的“世界社會”是個不健全的社會，其進展遠遠落於“世界經濟”之後，因此無論是在發展自由經濟、管理機構方面，或促進社會正義、民主法制、人權方面，均迫切需要加以改善。

索羅斯的建議

鑒於上述缺失，索羅斯建議建立壹個“開放的全球社會”(openglobalsociety,也可理解為“開明的全球社會”)。索羅斯認為，“開放的全球社會”既不是“世界國家”，又非“民族國家的集合體”，而是國際社會普遍拿出求改進的開明態度，並承認社會的“不完美性”而構成的新社會。“全球社會”必須承認市場的功能，不理想化，不忽視他社會的價值觀，因此凡主張互相尊重、言論自由、法律前人人平等者均具備“入社”資格。除此之外，這個由壹些自由民主社會建立起來的“全球聯盟”(即全球社會)，將能起著類似北約組織那樣的維護安全、保障自由的作用，從而彌補當前“國家作用有限，國際機構無能為力”的缺陷。在索羅斯看來，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無可逆轉，對該趨勢仍持猶豫態度者將會受到時代的懲罰，“全球社會”對國家內政進行幹預固然是件棘手的事，但是不幹預則後果更加危險...。

索羅斯的人格

索羅斯能夠看到當前國際社會的缺失，並提出改進的建議與捐款，所想塑造的無非是個有血有肉的善良人格。唯不能自園其說的是，當前許多社會動蕩正是由金融投機的沖擊所引起，而且資金的運作規律並不服從於索羅斯所強調的社會正義。因此，索羅斯實際上同時具備人與資本的雙重個性：壹方面想成為開明的改革家和慈善家；壹方面又不顧他人死活地投機倒把。

索羅斯同時也認識到國際與國家所存在的壹些問題。有趣的是，他並不嘗試在現實的基礎上提出改進的建議，而是憑空設想壹個擺脫國際機構、幹預國家內政的理想世界(全球社會)。就這點而言，不由得讓人隱隱約約地感到某種美國情緒在作祟。

索羅斯在面對金融危機問題時，固然對受沖擊者善意地提出改進建議(譬如，反官商勾結，控制舉債和融資)，但是，他並不關心如何促進第三世界商品、服務與勞務的自由輸出，不關心如何正視與重視東亞與東南亞地區的高成長率與經濟的長足發展，他更感興趣的反倒是要讓所有的人接受社會的不完美性，讓所有的社會更加開明地放寬金融管制條例和加促國際資金的自由流通。果真如此，索羅斯所設計的理想世界將更加提高金融資本的活力，也將更加強烈地對“邊緣地區”造成沖擊。由此觀之，索羅斯的“論文”不過是壹個投機商的自白，所謂的“全球社會”不過是壹個由金融資本家構思的理想世界。(完)

原載《聯合早報》1998. 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