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比喻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間的關系有如魚與水獺，意指池中之魚為避免葬身獺腹，就必須保持健康與活力。同樣地，資本主義為避免共黨吞噬，就必須在力求經濟發展的同時兼顧社會公正。

實際上，資本主義社會裏，也存在著類似水獺專門從事惡意炒買(hostiletakeover)的“鯊魚”。每當他們發現某公司的股市價格偏低，便大肆進行炒買,待支配權到手之後，便將該公司肢解，並以高於買價的條件逐段賣出。這類“動物”往往以“資金往高處走，惡意炒買有助於調整不合理的市場價格”自我辯解，至於對受害公司是否公正則絕口不談。

柏林圍墻決口之日，數十萬名東德百姓蜂湧西德市場。東、西馬克比價受市場供求規律制約，遽然由1比1的官價狂升至20比1。東德百姓換算壹下,壹輩子辛苦積蓄的十萬東馬克存款到頭來只抵得上五千西馬克的價值。這時，他們對這市場經濟第壹課感到忿忿不平，壹致向西德政府提出維護社會公正的要求。

就市場運作而言，等價交換固然是古往今來的壹條交易原則，但在極端的情況下，惡意炒買、黑市交易以至於易子而食也都是市場規律使然。然而人類畢竟除了交易目的外，還會考慮到社會公正，基於此，資本主義經數百年的改革，已發展到目前的社會市場經濟高度。當前，主要民主國家無不有壹個幹預性極強的政府，自覺且有計劃地管理、監督、疏導和促進市場運作。自然，該發展還遠不能滿足壹向“重公平、輕自由”的共產主義者的要求。在他們看來，當前歐美主要國家保守黨與社會民主黨的區別僅在於：前者主張在市場經濟給某些人造成傷害後，即刻給傷者敷以膏藥；而後者則主張先貼上膏藥再去市場磨煉。

歐美洲的保守派與改革派不論孰是孰非，自冷戰結束以來共同的右傾趨勢也暫且不談，關鍵在於，當前的社會市場經濟已非早期落後的市場經濟所可比擬。再者，其發展方式也因地而異，無壹定規律可循，但大方向都是謀求經濟發展與社會公正相結合。

馬克思在世時，歐洲社會還不存在民主機制，因此社會活動家在牢獄和流亡生涯中，總是念念不忘以牙還牙的對策(如革命、如專政)。然而自從軍事官僚退出政治舞臺、票決取代槍決之後，恩格斯便看到了民主議會道路的可能性。此後，若再強調“專政”和“武裝鬥爭”為奪取和鞏固政權的唯壹手段，則無疑是患了“時代差”的毛病。

蘇聯早期經過“戰時共產主義”的慘痛教訓之後，列寧發現無法在主、客觀條件均不夠充分的基礎上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於是便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資本主義）主張，即在社會主義國家掌握關鍵企業的情況下，允許市場經濟的運作。對列寧說來，恢復市場經濟是對過去極左政策的糾正，是落後國家謀求發展的最佳捷徑，是醫治官僚主義的壹劑良藥。79年後，有人宣稱這種發展戰略是“中國的首創”，顯然是在貪他人之功。此外，過去壹般共產主義國家的公營企業不僅包括關鍵企業，甚至還壟斷了幾近全部的城、鄉中、小企業，致使市場經濟萎靡不堪，因此，與其說是執行馬列政策，不如說是執行斯大林式的或稱中古斯拉夫式的專制經濟政策。數十年來，共產國家在斯大林影響之下，無所不包的官僚體制極度膨脹，以致於既不能領導社會與西方資本主義競爭，又對民間疾苦養成視若無睹的習慣，而後甚至於本身成為壹切改革的阻力。就中國目前而言，情況也壹目了然，凡官僚階層越腐敗的地區，人民越是無法翻身。該現象或可證明，意圖壹口吃盡池中所有大魚、小魚的水獺，不會是壹支只聰明的水獺。

《聯合報》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２日